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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毛澤東第二次發瘋(圖)

2021-06-21 05:53 作者:春生 桌面版 简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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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
毛澤東第二次發瘋,上演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鬧劇,導致三年大飢荒。(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1年6月21日訊】毛澤東第一次發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實施殘酷打擊,毛澤東的愚昧終於戰勝了知識,自此可以肆無忌憚了。於是,毛澤東開始第二次發瘋,上演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鬧劇,終於導致三年毛澤東大災荒

1959-1961年,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發生了餓死幾千萬人的特大飢荒。筆者以信陽事件為例,讓讀者知道飢荒是如何發生的。

信陽事件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信陽地區浮誇盛行,頻頻出現的糧食「衛星運動」掩蓋了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風潮下,河南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制定的糧食徵購標準向農民徵糧。中國共產黨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9億的糧食徵購任務,下面各級為了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徵購數達10億斤。根據「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家挨戶搜查「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餘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圓滿完成。信陽全地區徵收了16億斤糧食,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夥,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信陽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1959年初,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團、汪橋團78個食堂有74個斷糧兩個多月,發生了餓死百餘人的事件。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明明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並且錯誤批判彭德懷造成的大飢荒惡果,毛賊卻把惡果推到階級敵人身上,他說:「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

吃人事件

大災荒期間,大陸中國出現了吃人事件。

《尋找大飢荒倖存者》一書中述說了人吃人案件:「許多通渭人逃荒到靜寧縣,也要不上飯,飢寒交迫,當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餓死後,就交換相吃,沒有地方煮,架起火來,燒著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一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因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不安。一個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靜寧,當自己的孩子餓死後,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燒著吃了。過了幾天,飢餓和寒冷,也讓這位母親死了」。三年大飢荒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飢荒倖存者》記載了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

據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記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文化大革命時期,廣西壯族自治區除私刑、屠殺事件眾多外,亦傳出多起食人事件,其中人食人最厲害的地方之一是廣西武宣縣,約有130人左右被食。作家鄭義曾在文革後赴廣西調查,據他的統計廣西全省至少有一千人被食。

80年代,作家王立新曾赴鳳陽採訪。他在報告文學中寫道:「梨園鄉小崗生產隊嚴俊冒告訴我:1960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麼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怎麼能……?’她嘆息道:‘餓極了’」。

死亡人數

1984年,作為第一位研究大飢荒死亡人數的學者,美國人口學家、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安斯利.科爾(Ansley J.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中,認為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700萬人左右。

198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委託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進行研究,對美國人口學家安斯利.科爾(Ansley J.Coale)的結論進行了修正,李成瑞最終估算非正常死亡在2200萬人左右。

1987年,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朱迪絲.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變化中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左右。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

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000、5000萬:河南780萬,安徽800萬,山東750萬,四川900萬,青海90萬,江西640萬,湖南470萬。據《餓鬼:毛時代大飢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頁,此數字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確認。

2000年,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披露,飢荒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4000萬。

2005年,前中央黨校教師、獨立學者余習廣經過約20年的檔案研究,認為大飢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達5500萬,該數字獲得歷史學家馮客、陳意新(北卡羅來納大學威明頓分校)等人的引用(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特供體制

就在中國大災荒時期,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依據官員級別,滿足所需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煙不虞匱乏,建立了特權供應體制。

1960年8月,此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1961年2月起,陳雲按照其老婆於若木的建議,又對高級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大豆。在大飢荒時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計畫配給體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應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幹部又按照級別高低獲得不同的飲食待遇,形成體制性腐敗。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志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飢荒三年裡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飢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

對於毛澤東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況,他的1968年後擔任毛澤東伙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他的衛士封耀松則說毛澤東得了浮腫。然而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實際上,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段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豬肉,不包括牛羊肉和豬油,更不包括蝦肉和魚肉和其他海鮮。毛在「不吃肉」期間,依然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無恥謊言隱瞞真相

1960年-1961年期間,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極權分子都曾對來訪外賓謊稱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受到矇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飢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1980年後,有關災荒的資料僅僅局部解密。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將有關飢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並沒有收錄「三年困難時期」。

楊繼繩在《中國為何無法直面大飢荒?》一文中指出:「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大飢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依舊抓住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制,而這個遺產恰恰是引起大災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觀察到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飢荒」,「共產黨的領導們以解放人類為由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奴役體系。這個體系被作為‘通往天堂之路‘而進行宣傳,但事實上它通往地獄」。

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至今未能透露真實的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飢荒的慘狀,並且至今仍然地厚顏無恥地宣稱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反抗與鎮壓

特大災荒必然會引發中國國民的反抗,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罪犯面目再次大暴露,悍然進行鎮壓。

地下刊物《星火》

一九六○年,毛澤東大飢荒年代,蘭州一批勇敢的大學生聯合蘇州的林昭,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試圖喚醒黨內外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犯罪政權。中國共產黨定性《星火》為「反革命集團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學生十二人(其中蘭大八名)、幹部三人、農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六八年林昭遇害;七○年,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同時殉難。

張春元寫文《糧食問題》《論人民公社》: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隻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隻手卻狠狠地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制性的奴役勞動等政策,採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飢餓等手段,奪去了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沈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用自己編造的賬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欺騙、撒謊、吹牛、誇張,沒有一句真話,從上到下,大家都盡力打腫臉充胖子,把臃腫說成是「發福」……當今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為人民服務」這個招牌是多麼的虛偽和無恥。

在高壓的氣氛裡,同志們都不得不附和與服從。這種虛假的統一使領導人日益狂妄和驕傲,不顧一切地推行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們以鮮血換來的政權當作實現個人野心的資本,終於走上專橫獨裁的道路。

難得的是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映華的,他說過:

推翻蔣家王朝主要是農民的力量,多少農民家庭送子送夫為革命捐軀。革命勝利了,我們給帶來了什麼?是飢餓!是死亡!歷來封建統治者對反抗它的人都施以無情的鎮壓,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麼奇特古怪的現象呵!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裴毅然《大飢荒時代的英勇記錄——記反革命集團案》)

勇敢的劉桂陽

1960年,湖南女工劉桂陽為反映三年困難時期民眾的困苦,決定「去北京見毛主席」。7月22日,劉桂陽書寫了「毛主席啊、共產黨啊,中央各首長啊,睜開你的雪亮的眼睛,瞧瞧農村廣大勞動人們的痛苦生活」,「消滅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隨便能買到,使全國人民過上更幸福更美滿的生活」等12幅標語,內容還包括「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7月24日,乘火車北上。7月26日抵達北京,她將「打倒人民公社」等3條標語貼在國務院北門外的牆上,隨即被抓。

案發後,劉桂陽被關押在北京西城區公安局。6天後,她被押往郴州。當年9月27日,郴縣人民法院認定為「現行反革命」,被判入獄五年。

劉少奇知道後批示:劉桂陽無罪,應回原單位工作,撤銷判決等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劉桂陽被重新收監。1969年3月16日,資興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軍管小組對劉桂陽做出了維持原判五年,重新收監,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決。

文革結束後,劉桂陽獲得自由。

中國勞動黨

1956年秋天,20歲的黃立眾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離開生他養他的無為縣昆山鄉。四年後,因為如實反映農村和農民問題,批評大躍進之類的政策,北京大學開除了他的學籍,將他押上火車,遣返故鄉。

在毛澤東發瘋的1958年至1961年,農村大批人浮腫,許多人餓死。黃立眾的家鄉無為縣,餓死了20餘萬人。

黃立眾撰寫《黨綱黨章》,組建了「中國勞動黨」,制定《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他們計畫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暴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在監獄中,黃立眾死不認錯,還寫下「反動黑詩」,如「餓死千千萬,家家無鼠糧。感時天落淚,悲來風癲狂。大道埋槍炮,羊腸伏虎狼。何當再北上,奏本給太陽」。

天災」還是「人禍」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鄧小平之流拒不承認是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造成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災荒。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三年災荒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這個三分天災是謊言,1960年的氣象資料顯示當時中國沒有全國範圍的自然災害。劉少奇沒有說出實話,當著罪魁禍首毛澤東的面,他也不敢說實話,實際上是十分人禍!

直到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三年困難時期的成因歸結為「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雖然承認「大躍進」和「反右傾」是主要原因,但是撒謊是自然災害的原因,並嫁禍蘇聯政府。

1960年底,蘇聯體諒中國的國情,提出「還債的事可以延緩」。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則在其回憶錄裡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此外美國也提出願意援助中國糧食,但同樣遭到中方拒絕。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瀋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三年困難時期》)。

大飢荒的原因自然是人禍,是中國共產黨之禍,國賊毛澤東是罪魁禍首。大飢荒源於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制制度和極端愚蠢霸道的國賊毛澤東強行發動的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大災難

五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是一個文盲黨,毛澤東只是一個農村小知識份子。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經濟管理一竅不通。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先後組織中國共產黨高幹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以及蘇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群無知無畏的膽大包天的人,學習的又是這樣一套錯誤的東西。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終於大陸中國帶來一場大災難。

培根說,知識是力量。知識是建立文明的力量。中國共產黨血色帝國的歷史告訴世人,愚昧和貪婪是更大的力量,是破壞文明的力量。1958年,毛澤東主導著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大躍進,充分顯示了一個瘋狂文盲的破壞力量。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用十五年或更多一點時間鋼產量超過英國。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畫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為了趕英超美,這群文盲們瞎指揮,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妄圖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地增長。工業生產中危害最大的是大煉鋼鐵,中國共產黨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的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的又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為了實現這一空想的指標,發動全民廣建小土爐大煉鋼鐵。燃料不足,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伐光光;鐵礦不足,全民上山採礦。不懂技術,煉出了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全國山河的大破壞,全國資源的大浪費。

農業更瘋狂,大搞「浮誇風」。中國共產黨愚昧地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大放放高產「衛星」,畝產萬斤糧,甚至12萬斤糧食。

1958年6月12日,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為「糧食衛星」提供了「科學依據」:「土地所能供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中國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大肆報導糧食衛星。其中最瘋狂的是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穫糧食12億斤。也正是在這個徐水縣,毛澤東對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說,糧食多了,一天吃五頓也行呀!緊接著毛澤東這個荒唐的笑話之後的1959年,就開始了餓死幾千萬中國人的毛澤東三年大災難。

農奴

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制制度,使得中國共產黨利用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思想三位一體的權力,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暴力公有制,斷絕了中國人創業和謀生的出路,並通過戶口、公社和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將中國農民囚禁在人民公社裡。被剝奪了土地,喪失了土地經營權,農民只能生活在人民公社裡,靠給中國共產黨種地為生。在戶籍制度嚴格管制下,農民的命運任由國家發落,發生災難時,「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統購統銷與人民公社大食堂

1956年10月6日,中國共產黨國務院出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

大躍進中,農民意識的毛澤東又推動全國大搞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宣傳公社大食堂「吃飯不要錢,老少盡開顏;勞動更積極,幸福萬萬年」。農民「放開肚皮吃飯」,導致糧食被浪費。由於統購統銷,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農民不能儲糧,糧食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中國共產黨浮誇風中為了取悅上級,地方幹部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當中國共產黨政府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被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徵收量遠遠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如此這般,農民沒有儲量,公社大食堂又找不到填滿農民肚皮的下鍋米和燒飯柴。

於是,就全國出現了筆者在前文中所講述的信陽事件現象。「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夥,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

荷蘭歷史學家馮克在著作《毛的大飢荒》中提到,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會議上,要大幅度提高徵繳糧食。當有人擔心餓死人的時候,毛說了如下魔鬼言論:「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瘋子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

對於農民缺糧的問題,毛澤東於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

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氣」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提出批評。毛澤東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廬山開會時表示,彭德懷「要攻擊總路線,想破壞總路線」。彭德懷及其支持者隨後被打成「反黨集團」。

在中國各地在產量劇減的情況下,卻增加糧食徵購額。

1960年4月,大飢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以國賊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犯罪集團不僅沒有拿出糧食挽救農民的生命,反而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百年潮》2010年04期發表了《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為歷史最高。大飢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

就是這樣,在以「中國人民大救星」毛澤東為首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統治下,終於造成了大陸中國最大規模的飢荒,飢民們吃光了野菜,吃樹葉,吃觀音土,吃人,幾千萬人被餓死,很多家庭絕戶,有的整個村莊幾乎死光了。

毛澤東罪惡滔天!

年輕的讀者要想瞭解這三年中國的人間地獄是一個什麼悲慘的狀態,請閱讀伊娃寫的《尋找大飢荒倖存者》和楊繼繩寫的《墓碑》一書。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2008年12月,香港天地圖書出版了中國學者、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所著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在《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一書的前言中,楊繼繩激憤地說:餓死360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飢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飢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隻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大飢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處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1958-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楊繼繩為什麼要寫《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

他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飢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楊繼繩建議: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在餓死人最多的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飢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筆者建議在紀念碑前,放置一個國賊毛澤東的石頭跪像,讓中國人世世代代唾棄這個餓死幾千萬人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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