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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毛泽东第二次发疯(图)

2021-06-21 05:53 作者:春生 桌面版 正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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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
毛泽东第二次发疯,上演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闹剧,导致三年大饥荒。(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1年6月21日讯】毛泽东第一次发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实施残酷打击,毛泽东的愚昧终于战胜了知识,自此可以肆无忌惮了。于是,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发疯,上演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闹剧,终于导致三年毛泽东大灾荒

1959-1961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特大饥荒。笔者以信阳事件为例,让读者知道饥荒是如何发生的。

信阳事件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信阳地区浮夸盛行,频频出现的粮食“卫星运动”掩盖了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风潮下,河南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9亿的粮食征购任务,下面各级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10亿斤。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家挨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信阳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逃势必导致大批死人的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求设岗堵截,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严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拦截外逃人员,还专门设置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者,钱财衣物一律没收,还会遭到毒打,很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在狱中。信阳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明明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并且错误批判彭德怀造成的大饥荒恶果,毛贼却把恶果推到阶级敌人身上,他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

吃人事件

大灾荒期间,大陆中国出现了吃人事件。

《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中述说了人吃人案件:“许多通渭人逃荒到静宁县,也要不上饭,饥寒交迫,当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饿死后,就交换相吃,没有地方煮,架起火来,烧着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一堆人围着吃那家的死人,这堆人围着吃那家的死人。因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来就不会那么不安。一个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静宁,当自己的孩子饿死后,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刮肉烧着吃了。过了几天,饥饿和寒冷,也让这位母亲死了”。三年大饥荒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记载了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

据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记载:“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文化大革命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除私刑、屠杀事件众多外,亦传出多起食人事件,其中人食人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是广西武宣县,约有130人左右被食。作家郑义曾在文革后赴广西调查,据他的统计广西全省至少有一千人被食。

80年代,作家王立新曾赴凤阳采访。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死亡人数

1984年,作为第一位研究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学者,美国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2700万人左右。

1986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委托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教授(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进行研究,对美国人口学家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的结论进行了修正,李成瑞最终估算非正常死亡在2200万人左右。

1987年,美国人口学家、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朱迪丝・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中国人口》一书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左右。

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4600万。

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人数达4000、5000万:河南780万,安徽800万,山东750万,四川900万,青海90万,江西640万,湖南470万。据《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页,此数字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确认。

2000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披露,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

2005年,前中央党校教师、独立学者余习广经过约20年的档案研究,认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500万,该数字获得历史学家冯客、陈意新(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分校)等人的引用(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三年困难时期》)。

特供体制

就在中国大灾荒时期,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依据官员级别,满足所需其高级干部的食物、肉类及烟不虞匮乏,建立了特权供应体制。

1960年8月,此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高级干部实行食品特殊供应。1961年2月起,陈云按照其老婆于若木的建议,又对高级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大豆。在大饥荒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计划配给体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应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干部又按照级别高低获得不同的饮食待遇,形成体制性腐败。

高干韦君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特供:“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甘肃大饥荒三年里农村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妇女病,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过度饥饿引起闭经,只有干部妻子经期正常。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潜的女儿程丹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专访时回忆:“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不错”。

对于毛泽东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况,他的1968年后担任毛泽东伙食管理员的吴连登说:在最困难时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没有了红烧肉,鸡、鱼、肉、蛋都没有了。他的卫士封耀松则说毛泽东得了浮肿。然而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实际上,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段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猪肉,不包括牛羊肉和猪油,更不包括虾肉和鱼肉和其他海鲜。毛在“不吃肉”期间,依然可以吃到花样繁多、用猪油烹制的各种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虾、野味等其本人并不反对的肉食品,偶尔还吃了红烧肉和肉包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三年困难时期》)。

无耻谎言隐瞒真相

1960年-1961年期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极权分子都曾对来访外宾谎称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受到蒙骗,误以为中国没有闹饥荒。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三年困难时期》)。

1980年后,有关灾荒的资料仅仅局部解密。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困难时期”。

杨继绳在《中国为何无法直面大饥荒?》一文中指出:“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灾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观察到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共产党的领导们以解放人类为由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役体系。这个体系被作为‘通往天堂之路‘而进行宣传,但事实上它通往地狱”。

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至今未能透露真实的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并且至今仍然地厚颜无耻地宣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反抗与镇压

特大灾荒必然会引发中国国民的反抗,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罪犯面目再次大暴露,悍然进行镇压。

地下刊物《星火》

一九六○年,毛泽东大饥荒年代,兰州一批勇敢的大学生联合苏州的林昭,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试图唤醒党内外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犯罪政权。中国共产党定性《星火》为“反革命集团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学生十二人(其中兰大八名)、干部三人、农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六八年林昭遇害;七○年,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同时殉难。

张春元写文《粮食问题》《论人民公社》: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用自己编造的账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从上到下,大家都尽力打肿脸充胖子,把臃肿说成是“发福”……当今统治者用庸俗的暴发户的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呸!还有脸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的起码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

在高压的气氛里,同志们都不得不附和与服从。这种虚假的统一使领导人日益狂妄和骄傲,不顾一切地推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政权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终于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

难得的是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映华的,他说过:

推翻蒋家王朝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多少农民家庭送子送夫为革命捐躯。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裴毅然《大饥荒时代的英勇记录——记反革命集团案》)

勇敢的刘桂阳

1960年,湖南女工刘桂阳为反映三年困难时期民众的困苦,决定“去北京见毛主席”。7月22日,刘桂阳书写了“毛主席啊、共产党啊,中央各首长啊,睁开你的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们的痛苦生活”,“消灭人民公社,使城市商店吃的食品随便能买到,使全国人民过上更幸福更美满的生活”等12幅标语,内容还包括“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7月24日,乘火车北上。7月26日抵达北京,她将“打倒人民公社”等3条标语贴在国务院北门外的墙上,随即被抓。

案发后,刘桂阳被关押在北京西城区公安局。6天后,她被押往郴州。当年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入狱五年。

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销判决等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1968年9月8日,刘桂阳被重新收监。1969年3月16日,资兴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小组对刘桂阳做出了维持原判五年,重新收监,加判有期徒刑5年,共10年的判决。

文革结束后,刘桂阳获得自由。

中国劳动党

1956年秋天,20岁的黄立众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离开生他养他的无为县昆山乡。四年后,因为如实反映农村和农民问题,批评大跃进之类的政策,北京大学开除了他的学籍,将他押上火车,遣返故乡。

在毛泽东发疯的1958年至1961年,农村大批人浮肿,许多人饿死。黄立众的家乡无为县,饿死了20余万人。

黄立众撰写《党纲党章》,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制定《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他们计划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在监狱中,黄立众死不认错,还写下“反动黑诗”,如“饿死千千万,家家无鼠粮。感时天落泪,悲来风癫狂。大道埋枪炮,羊肠伏虎狼。何当再北上,奏本给太阳”。

天灾”还是“人祸”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之流拒不承认是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荒。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三年灾荒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这个三分天灾是谎言,1960年的气象资料显示当时中国没有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刘少奇没有说出实话,当着罪魁祸首毛泽东的面,他也不敢说实话,实际上是十分人祸!

直到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三年困难时期的成因归结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虽然承认“大跃进”和“反右倾”是主要原因,但是撒谎是自然灾害的原因,并嫁祸苏联政府。

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双方同意延期还债。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此外美国也提出愿意援助中国粮食,但同样遭到中方拒绝。在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沈志华表示:传闻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三年困难时期》)。

大饥荒的原因自然是人祸,是中国共产党之祸,国贼毛泽东是罪魁祸首。大饥荒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制度和极端愚蠢霸道的国贼毛泽东强行发动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大灾难

五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文盲党,毛泽东只是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一窍不通。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先后组织中国共产党高干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以及苏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群无知无畏的胆大包天的人,学习的又是这样一套错误的东西。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终于大陆中国带来一场大灾难。

培根说,知识是力量。知识是建立文明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血色帝国的历史告诉世人,愚昧和贪婪是更大的力量,是破坏文明的力量。1958年,毛泽东主导着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大跃进,充分显示了一个疯狂文盲的破坏力量。

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钢产量超过英国。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为了赶英超美,这群文盲们瞎指挥,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妄图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地增长。工业生产中危害最大的是大炼钢铁,中国共产党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的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的又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为了实现这一空想的指标,发动全民广建小土炉大炼钢铁。燃料不足,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伐光光;铁矿不足,全民上山采矿。不懂技术,炼出了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全国山河的大破坏,全国资源的大浪费。

农业更疯狂,大搞“浮夸风”。中国共产党愚昧地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放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

1958年6月12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为“粮食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大肆报道粮食卫星。其中最疯狂的是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也正是在这个徐水县,毛泽东对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说,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呀!紧接着毛泽东这个荒唐的笑话之后的1959年,就开始了饿死几千万中国人的毛泽东三年大灾难。

农奴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三位一体的党国专制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位一体的权力,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暴力公有制,断绝了中国人创业和谋生的出路,并通过户口、公社和单位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将中国农民囚禁在人民公社里。被剥夺了土地,丧失了土地经营权,农民只能生活在人民公社里,靠给中国共产党种地为生。在户籍制度严格管制下,农民的命运任由国家发落,发生灾难时,“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统购统销与人民公社大食堂

1956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

大跃进中,农民意识的毛泽东又推动全国大搞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宣传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农民“放开肚皮吃饭”,导致粮食被浪费。由于统购统销,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农民不能储粮,粮食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中国共产党浮夸风中为了取悦上级,地方干部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被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远远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口粮、种子、饲料也全都上缴。如此这般,农民没有储量,公社大食堂又找不到填满农民肚皮的下锅米和烧饭柴。

于是,就全国出现了笔者在前文中所讲述的信阳事件现象。“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人吃人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仅固始县官方记载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

荷兰历史学家冯克在著作《毛的大饥荒》中提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了如下魔鬼言论:“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疯子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

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以国贼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不仅没有拿出粮食挽救农民的生命,反而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2010年04期发表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

就是这样,在以“中国人民大救星”毛泽东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统治下,终于造成了大陆中国最大规模的饥荒,饥民们吃光了野菜,吃树叶,吃观音土,吃人,几千万人被饿死,很多家庭绝户,有的整个村庄几乎死光了。

毛泽东罪恶滔天!

年轻的读者要想了解这三年中国的人间地狱是一个什么悲惨的状态,请阅读伊娃写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和杨继绳写的《墓碑》一书。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2008年12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中国学者、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著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的前言中,杨继绳激愤地说:饿死360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处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杨继绳为什么要写《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杨继绳建议: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在饿死人最多的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笔者建议在纪念碑前,放置一个国贼毛泽东的石头跪像,让中国人世世代代唾弃这个饿死几千万人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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