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1日，文革期間紅衛兵捧著毛澤東肖像遊行（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6月16日訊】（接上文）農業合作化運動
1952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對於農民真是一場噩夢。曾經跟著中國共產黨鬧革命的、推著小車給中共軍隊送糧食的中國農民以「打土豪」之名分得的土地，一步一步地被毛澤東強行推動的合作化運動強制地收回。當時，中國農民曾以「大批出賣耕畜、殺羊、砍樹等」方式抗爭，但是無力對抗中國共產黨的私家軍隊。1958年，毛澤東將高級合作社升級為人民公社，政府與公社合一，農民勞動和生活軍事化。農民的自留地以及個人擁有的林木、牲畜等財產被強行收歸於人民公社，並一度強迫農民吃食堂。農民被」剝奪了土地的所有權，喪失了對自己產品的經營權，從佔有土地的自由農民逐步淪落為共產黨的雇農，再加上共產黨的統購統銷，生活陷入貧困，終於在1959年至1961年，被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的人身自由也隨之喪失，被囚禁在公社裡，成為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農奴。
中國共產黨則成為中國真正的大地主，毛澤東成為中國的土皇帝。
公私合營
1955年末，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說過：「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在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強制收回了農民的土地之後，1956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剝奪中國工商業者的資產。被扣以資產階級帽子的中國工商業者在「公私合營」中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經營權，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已不復存在，中國企業家階層絕種了。
毛澤東壟斷了大陸中國的政治權力之後，通過消滅了農業生產的經營者地主和富農，消滅了工商業的經營者企業家，消滅了中國經濟的所有經營者，壟斷大陸中國的經濟權力，然後，他又要壟斷大陸中國的思想權力，於是，他便對中國知識份子下手了。
反右派運動
余英時在《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史》一文中指出：「大陸上寫毛澤東生平的人往往強調他「好讀書」，尤「好讀史」。其實他早年和中年讀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謂「稗官野史」，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據我粗粗翻檢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較多的是這兩部小說中的典故。他的「史學」最初也是從蔡東藩所編著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入門的。他讀這些舊小說，自然不是為了消閒，而是為了從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
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舊知識份子，他的現代致使幾乎等於零。中國知識份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階層，在現代知識份子面前，毛澤東的內心是自卑的。因此，毛澤東在口頭上污蔑知識份子。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其《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說：「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毛澤東掌握政權後，最為擔心的是知識份子。因為，毛澤東知道知識份子大都有獨立的人格，具有專業知識，不會輕易相信共產黨的謊言。作為一個階層，現代知識份子階層與專制制度是對立。毛澤東相信，只要壓服了中國民主黨派的知識份子、工商界人物的知識份子、教育界的教授、科技界科學家、大學裡的青年學生以及新聞出版界、文藝界的知識份子，就能夠保住自己的獨裁統治。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殘酷迫害中國知識份子。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份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份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份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佔知識份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佔知識份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以上。
大躍進大災難
無知的毛澤東盲目發動「大躍進」運動，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的口號」，荒謬地認為中國已經到達「一天等於20年」的偉大時期，號召全國人民共同努力，要在5年內達到年產4，000萬噸鋼，在7年內超過英國，再過8年趕上美國。「大躍進」導致大災難，在1958年至1962年期間，多達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
在《墓碑》一書的前言中，楊繼繩激憤地說：餓死3600萬人「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飢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蘇聯政府聞訊後曾經決定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國賊毛澤東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這就是毛澤東欺騙中國人民：蘇聯乘人之危，「逼債討帳」的歷史真相。事後毛澤東向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又不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
在餓孚遍野大災荒年代，大陸各省、市為毛澤東大造別墅行宮,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南郊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還有國賊毛澤東下令修建韶山的「滴水洞」。
文化大革命
三年毛災，使得毛澤東在黨內外臉面喪盡。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62年9月，毛澤東舉起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魔刀，在鬥完了地主、資本家和知識份子之後，又開始策劃窩裡鬥。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清除黨內潛在挑戰者劉少奇，建立絕對的個人獨裁統治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文革中，在毛澤東的縱容、鼓勵、支持下，紅衛兵以保衛毛主席名義，大肆進行抄家、打砸、強暴性侵、酷刑殺人。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紅衛兵在北京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對被當局所稱的「黑五類」的人家實行斬草除根式的屠殺，一舉殺死325人，有22戶家庭被殺絕。紅衛兵打死人的事件被匯報到毛澤東那裡後，毛反對發出制止打人的《緊急呼籲書》，並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示：「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中國受控於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受控於毛澤東。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這毛澤東活著，中國百姓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奸詐的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百姓已經受夠了他的折騰，不僅百姓盼著他快點死，大多數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也在盼著他快點死！
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是國賊毛一個人前所未有的對一個國家的全面的破壞罪惡。文革的災難究竟有多大呢？凌志軍、馬立誠在他們的專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中披露，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沉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人民幣。
上山下鄉
由於學校停課，高考停擺，毛澤東創造了1966、1967、1968年三屆初、高中學生沒有畢業，全部滯留在學校裡的「奇蹟」。1968年,為瞭解決失業的壓力，毛澤東欺騙青少年「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國共產黨政府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下鄉的孩子，國賊毛澤東讓這些孩子在農村自生自滅，給中國人帶來無奈的災難，幾千萬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愚昧的毛澤東實施的人類歷史上的一次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都市化的行動，也造成了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土皇帝
毛澤東將中國拖進了災難深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
「據《別了莎菲》一書記載，丁玲曾向書作者講過毛的兩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的住處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了人名。反正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聽了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定會打死我的’「。如果說這只是孤證，那麼李銳曾說道，在延安，毛澤東曾戲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麼不同？師哲按照書本知識說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是一樣的！’這就不是孤證了」（楊伊文《一個幽靈仍在大陸遊蕩》）。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通過各種手段，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偉大的領袖及導師」、「大海航行的舵手」、「紅太陽」等稱謂集中出現。毛澤東被神化，擁有與政教合一國家的精神領袖一樣的至上地位。大權獨攬的毛澤東成了一個現代專制君王，他就是憲法，他就是權力。他所做出的任何論述、意見、指示，均為至高無上的《最高指示》，每一個中國人必須學習和絕對遵守。在上課、開會、說話、作報告、寫文章、寫檢討、寫家信、寫情書的時候，都引用《最高指示》中的內容。更有甚者，報紙、黑板報、信封、糧票、購貨券、茶盅臉盆、包裝紙、公交車票、介紹信、結婚證書等都印有最高指示的內容，《最高指示》被當成了一種法令象徵。
此外，「早請示，晚匯報」、「紅車、馬車、敬迎紅寶書」、「跳忠字舞」、「敬迎芒果」、對毛澤東的書著「要天天讀，雷打不動」、對新指示要通宵遊行慶祝、打電話拿起話筒先要說「毛主席萬歲」才能互相說話。
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記得，每當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立刻就會通過「晚間新聞聯播「迅速地傳遍中國。不論白天、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發表，人們立即就要敲鑼打鼓地擁上街頭，高呼毛萬歲，高呼擁護最新指示。筆者年輕時，每當最高指示發布時，看到大街上一幕幕鬧劇，心中便充滿了對毛澤東的鄙視。
近日閱讀《因為反對「忠」字化運動，她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一文得知，丁祖曉因為反對跳「忠」字舞、挂「忠」字匾的「忠」字化運動，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歲。
1946年，丁祖曉出生於湖南省大庸縣香崗公社（現湖南省張家界市永定區楓香崗街道）。文革中，她看到了家家挂「忠」字匾，村村樹「忠」字牌（牆），人人跳「忠」字舞，她也看到了幹部群眾朝夕必做的「五個第一」（即「早請示，晚匯報」的五項儀式：立正敬禮、呼「萬壽無疆」、呼「身體健康」、唱《東方紅》、念語錄），後來發展到在吃飯時，把飯菜盛齊擺上後，做了「五個第一」再吃。丁祖曉決定站出來，反對「忠」字化運動。
1969年4月21日，丁祖曉姐妹倆寫了多張傳單，又連夜貼到縣城的繁華地段。
傳單上這樣寫著：從現象上看，這「忠」字是地道的、歷史上空前罕見的個人崇拜。……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清醒頭腦，不要受騙……打倒個人崇拜！……
丁氏姐妹被捕入獄不久，丁祖曉的同學、下鄉知識青年李啟順（1947∼1970年）和她的妹妹李啟才，站了出來用自己的行動去聲援，並要求無罪釋放丁祖曉、丁祖霞兩姊妹。
1970年5月8日，在大庸縣澧水河鷺鷥灣的沙灘上，丁祖曉被執行槍決，年僅24歲。
就在同一天，李啟順，在湘西的吉首被執行槍決，年僅23歲。
筆者讀了此文後，熱淚盈眶，已經深埋多年的對國賊毛澤東的鄙視，又被翻了出來。
四五運動
1976年4月初，中國民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大規模群眾非暴力抗議活動。人們高呼「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4月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說，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得到毛澤東的批准。
當晚9時30分，一萬多民兵、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三千名公安人員集結待命，手持木棍、皮帶，前往天安門廣場清場，廣場上民眾大部分被驅散，幾百人被捕。事後，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
這是毛澤東臨死前的最後一次鎮壓中國民眾。
不死不下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急劇衰退。眼睛半失明，身患多種疾病。1975年2月開始，毛澤東說話含混不清，兩腿時常疼痛。1976年，毛澤東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人餵，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是困難。就是這樣一個無法自理、瀕臨死亡的人，不死不下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這樣貪婪權力。
筆者至今記得，1971年發生林彪叛逃事件之後，毛澤東頗受打擊，身體每況愈下。中國眾多的百姓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內的眾多黨員一天一天地在期盼著，毛澤東快點死吧！
1976年,在中國百姓的詛咒中，毛澤東終於死了。這個國賊死後，中國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大面積貧困。新華社文章《數據可視化：中國減貧，為世界貢獻了什麼》裡寫到：「1981年，全球每100個貧困人口中有46個中國人」。當年，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做的這兩件事情犯了兩項重罪。一項是依靠國外勢力蘇聯共產黨，打敗合法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項是將中國人拖進了文革災難深淵的反人類罪。
中國百姓終有一天，會把天安門廣場上毛澤東的殭屍燒燬，不讓他再污染中國人間！
毛澤東發瘋
八十年代，筆者在河南偶遇一位五十年代的縣委幹部。談到「五大酷吏」前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他極為憤怒。他抨擊吳芝圃反右起家，大躍進時，謊報高產「衛星」，三年「毛災」時，河南是全國各省餓死人最多的省份。這是我第一次從一位中共的基層幹部口中，聽到「毛災」這個詞。我以為聽錯了，就反問一句：「毛災？」他回答說，歌裡唱，毛澤東是個大救星，我看是個大災星。毛澤東三次發瘋，第一次是反右，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這個毛災星害苦了中國人。
毛澤東為何能夠發瘋？因為全中國的權力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在毛澤東手中，所以，他才能夠肆無忌憚，肆意發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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