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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間諜葛佩琦 反右的第一槍為何射向他?(圖)

 2019-11-11 11:2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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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共產黨大功臣淪為全國討伐的大右派。
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共產黨大功臣淪為全國討伐的大右派。(圖片來源: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齡人,都是參加過「建國」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鬥爭的人,如今白首相聚,「憶舊」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他比我幸運,我們雖然年庚相同,但是因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參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離休幹部。他不但躲過了反右運動一劫,而且先後當了縣委書記,黨校校長。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沒有打一個右派,後來在胡耀邦時代,還做了一個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經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錯案達到7700人。他所在地區的右派完全一風吹,沒有遺留一人。許多疑難死案,在他親自處理下,得到平反。他被當地的人稱為「青天」。他在調離該地的時候,消息不脛而走,自動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餘人。但是,說起反右來,對於反右運動,他說,有些人,確實沒有打錯,比如,那個葛佩琦……他要殺共產黨人……

的確,反右運動的第一槍,就是射向那個「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響、最臭的大右派

那麼,「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錯沒有呢?

幸好我專門寫過《千古奇冤葛佩琦》,對於葛佩琦的冤案還能夠說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與眾不同地方是,他所謂「要殺共產黨人」的話,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誣陷、栽贓、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無中生有地報導說:葛佩琦講「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轉載《人大週報》的文章時,再錦上添花說:葛佩琦講「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3)1979年10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在政治學院講話時,再加了一碼,說:有一個葛佩琦就說:「要殺掉成千成萬個共產黨。」

一個全國最反動最典型的右派份子葛佩琦,一個要殺「成千成萬個共產黨」的原國民黨少將軍官葛佩琦,閃亮登場,為發動反右運動取得了合法性正義性,為動員全黨全國向右派份子反擊打開了突破口。

葛佩琦,一個最反動的右派,一個右派的典型,一個歷史符號。既然連上面我說到的那位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來龍去脈,那麼,我建議編者把我2005年發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發表。

被打過右派的雜文家邵燕祥為朱正所著反右運動史《1957年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寫的序言中說:「右派和廣大知識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鬥爭的失敗者。然則,反右派鬥爭是一次沒有勝利者的鬥爭。據說,毛澤東晚年曾向身邊工作人員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一次沒有勝利者的反右派鬥爭的歷史該由誰來寫呢?」

邵燕祥的話,不乏雜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內外寫反右運動的大部頭書,筆者讀到的還有葉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禪機:苦難的祭壇1957》,丁抒的《陽謀》,納拉納拉揚・達斯的《中國的反右運動》。朱正身入右林,時為《新湖南日報》記者,自然有刻骨銘心的感受;葉永烈1962年畢業於北大化學系,看到過那些低頭耷腦可憐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兒子,嘗過「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級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生,在文革中更看到過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審判臺的情景(《陽謀》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國),所以他們都是從不同角度見證過歷史的人。至於那位英國人達斯,根據查閱中國報紙而寫出的博士論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觀火了。

筆者今天寫葛佩琦,當然也獲益於這些著作。他們留下了信史。

「離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認為被戴上「極右派份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三頂帽子的葛佩琦是一個「離奇曲折的冤案」。這個「離奇曲折」真是難以概括。我希望能夠簡捷地予以轉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頂級右派,但是他們,還有其他的被定為右派的人,誰都沒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囂:「可以打倒你們(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只有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敢於這樣叫囂過。

因此,他成了罪大惡極的右派。他如此瘋狂的反動言論一經《人民日報》揭露,為反右派運動火上澆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與眾多右派相比,葛佩琦還有一項殊榮:他是欽定右派。

什麼樹上開什麼花,什麼階級說什麼話。葛佩琦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少將軍官,自然對共產黨懷有刻骨的仇恨,因此這不過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動階級」本質而已。

在1957年,我對葛佩琦也只知道這麼一些。1960年我大學畢業,戴著右派帽子,分配到東距青島100公里的平度縣一中當教師。到了平度,我到縣圖書館翻查民國版縣志,無意之中發現,有一個葛佩琦,列名於平度縣考進北京大學的學子中。我再打聽了一下,證實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來我來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鄉。除了同病相憐,還多了這麼一層關係,增加了我對葛佩琦的興趣。

1957年「無名英雄」葛佩琦名震全國

在中共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塑造了許多深入敵人龍潭虎穴的地下情報人員。他們當之無愧地是「無名英雄」。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機智勇敢,他們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鬥爭,他們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險,終於以赤膽忠心完成了黨賦予的「偉大而光榮」的使命。他們受到青年人狂熱的追慕。

1949~1950年我還是上海新建中學的初中學生團員。我們學校有地下黨員十幾人,而且主要是學生。面對那些「解放前」入黨、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師、高中同學,我是從心底裡對他們有無限的羨慕與敬意。他們都是我心中的無名英雄。

但是經過作家典型化處理過的「地下工作人員」形象,和現實中的人物實際遭遇,存在著巨大的錯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學有一位特別出風露頭的地理老師,其姓名我已經淡忘。他擔任教師工會主席,每有集會,他總是上臺發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們都以為他是積極份子。那時,學生對於積極份子的老師別有一種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時候,不拿課本,口若懸河,而且一筆畫出某個國家或省份的地圖,形狀逼似,所以聽他講課是引人入勝,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頗受學生欣賞的地理教師,至今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想著他。

1951年上海鎮反時,有過兩次一夜逮捕萬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個深夜裡悄悄地被捕了。那個晚上,是一個紅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萬餘人。被捕後,對他的情況大家一無所知。三十幾年後,我到北京拜訪當時學校的教務主任、黨支部書記、後來調京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教材編輯室主任的蘇壽桐先生,回憶起這位地理老師來,蘇先生對他仍然懷有敬意,讚賞他的才能。蘇先生說,這位地理老師曾經是黨員,蹲過監獄。他只上過初中,在監獄裡他只有一本地圖冊可讀,他就利用蹲監獄的機會把這本地圖冊讀得滾瓜爛熟,日後成了一名優秀的地理教師。

他擔任過中共安徽省特派員,和任弼時頗有私情,所以,當任弼時去世時,他還特地書寫了輓聯寄往北京,表示弔唁。那副輓聯還是他請蘇先生書寫的。至於他被捕之後的下落,作為學校黨支部書記的蘇先生也不知道。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講師葛佩琦的經歷,自然比我的這位地理老師要離奇曲折得多,而歷史地位、貢獻應當更為顯赫,最後,當他的冤案獲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後,還獲得了身前身後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師下落不明,要幸運得多。

葛佩琦本來應當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軍人物,轉而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抗日時期,策反了大批偽軍起義,「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保安長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負責新聞宣傳全責,官至少將高位,可以探知東北蔣軍的全局情報,縱橫捭闔,游刃有餘。他提供大量極有價值的軍事情報,為遼瀋戰役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經歷足以編出一部曲折驚險的電視連續劇。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為他是革命的傳奇英雄、共產黨的功臣,而是因為他成了全國討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這是一個公認的分水嶺。這一天,毛澤東下達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指示。5月24日人大黨委兩次發給葛佩琦書面通知,要他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

葛佩琦說:「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做出任何答覆,為什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像這樣苦口婆心好話說盡、好事做盡的黨委,豈止一個人大!

為了打消入會者的顧慮,使大家踴躍發言,黨委書記說:「黨的政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且他還補充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方針。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產黨會喬裝矇騙國民黨,卻不懂得共產黨還會喬裝矇騙老百姓和知識份子。

3天後,5月27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刊出了葛佩琦的發言。葛佩琦作為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豈能沒有意見?所以他的開場白別有潛台詞:「我過去在黨裡面混過一個時期,對黨裡的事多少還知道一些。」一個「混」字包含了不盡的辛酸苦澀。

葛佩琦在會上根據幫助黨整風的意願,就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方面,給黨委提了一些意見。

但在《人大週報》刊登的葛佩琦發言中,有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在那個時候,對共產黨說「打倒」、「推翻」、「殺」這些詞,聽到了也會嚇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說此話出自自己的口。(未完待續)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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