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胡風和反右派為標誌，中共走上了專制獨裁的不歸之路。（網絡圖片）
接上文：反右第一槍 射向那個「要殺共產黨人」的人
為了打消入會者的顧慮，使大家踴躍發言，黨委書記說：「黨的政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且他還補充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方針。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產黨會喬裝矇騙國民黨，卻不懂得共產黨還會喬裝矇騙老百姓和知識份子。
3天後，5月27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刊出了葛佩琦的發言。葛佩琦作為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豈能沒有意見？所以他的開場白別有潛臺詞：「我過去在黨裡面混過一個時期，對黨裡的事多少還知道一些。」一個「混」字包含了不盡的辛酸苦澀。
葛佩琦在會上根據幫助黨整風的意願，就外行辦不好大學，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等方面，給黨委提了一些意見。
但在《人大週報》刊登的葛佩琦發言中，有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在那個時候，對共產黨說「打倒」、「推翻」、「殺」這些詞，聽到了也會嚇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說此話出自自己的口。
葛佩琦看了5月27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上刊載的自己的這個發言，感到非常驚訝後怕，因為上述這段話歪曲了他發言的原意，不是他說的。當天下午，他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要求更正。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接見了他。當時他的性情有些急躁，指著《人大週報》上登的那段話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副校長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查證這個誣陷的由來，也無法查證聶真副書記是否與聞其事，不過可以推想聶真是在敷衍葛佩琦。即使這是「無意誣陷」，聶真他能夠「更正」嗎？葛佩琦更沒有料到，不但《人大週報》沒有給他「更正」，而且4天後，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5月31日的第七版，發表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候，除了原文之外，更是完全不顧實際，斷章取義，橫加篡改，添油加醋，狗尾續貂，拔高成了反共言論。編輯用了一個長長的提示語作為標題，以示醒目。
原文為：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標題）然後在這個小插題之下，說葛佩琦論述了這樣一些話：我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麵。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汽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物資供應之所以緊張，這是由於執行黨的政策的人犯了錯誤，例如，豬肉哪裡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養豬……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是歡迎他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匯報得多，就是好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這是組織給他的任務。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轉引自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隨後，《人民日報》在6月5、6、7日天天都發表了批判葛佩琦的文章。8日，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為標誌，毛澤東發布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總攻擊令，同時在第七版又發表了一篇批判葛佩琦的3000字的長文，其中摘錄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論」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說：「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然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群眾為什麼不敢信任共產黨呢？因為群眾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流過血流過汗的人關在大門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黨給媽媽來信稱同志。這些事例說明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此等等。
時間是一位冷面法官。葛佩琦的這些話，如果等到今天來說，即使在某個正式場合，恐怕吹不皺一池春水，但在當時可是大逆不道的誹謗攻擊。
直到這一天，葛佩琦才知道，《人民日報》已經向他重炮連擊。他糊里糊塗地過了這十來天。
葛佩琦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段話。《人大週報》刊登的我那個發言的全文中，也沒有這段話。這段報導純屬捏造。我看到之後，當即給《人民日報》寫了更正信，6月9日上午，我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這封信全文如下：編輯同志：
六月八日你報七版刊登的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這段報導的全文是：「我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是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應改為「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1957年6月9日
我們已經永遠無法查證《人民日報》根據什麼發表如此誣陷一個公民的文章，不過，倒是可以推想。容我另文陳述。《人民日報》自然不會發表葛佩琦的更正信，而且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每天最少發表一篇批判、痛斥、抨擊頭號「反共分子」葛佩琦要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臺的文章。他已經成了眾矢之的。其作者有勞動模範、複員軍人、普通農民、大學教授、大學生，甚至於德高望重的馬寅初先生也要出來「發表些意見」，那真是同仇敵愾，口誅筆伐。在右派份子中，葛佩琦幾乎成了天字第一號的大壞蛋。他的知名度名列右派前茅。
畫鬼容易畫人難
韓非子有一個有趣的美學觀點。他說畫鬼容易畫人難。在政治運動中，為了鬥倒鬥臭那些牛鬼蛇神，人們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妖魔化，把對象極盡醜惡之能事。中共真是把韓非子的美學發揮到淋漓盡致、出神入化的佳境。葛佩琦和胡風分子阿壠一樣，是中共的高級軍事情報人員，從抗日時期到國共內戰時期，一直「戰鬥在敵人心臟裡」。關於葛佩琦的歷史，因為本文寫得實在太長，筆者只引用當時《文匯報》上的批判他的時候發表的文章，請大家從反面去領會，也可以知道他的「反動面目」。若要知道詳細梗概請讀他本人寫的《葛佩琦回憶錄》。《文匯報》的文章如下：「原來，葛佩琦曾經做過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議，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畢業，以後流亡到洛陽，一度參加共產黨，不久被清除出黨，就投奔了國民黨反動頭子胡宗南。由於他知道共產黨的內幕，又積極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歡心，做官一帆風順。抗戰勝利後，又在東北任國民黨中宣部東北新聞通訊處處長和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政治部二組少將組長，在瀋陽時，他曾經組織山東同鄉會自己擔任主席。這時，更露骨地表現了他的反動言行。他以山東同鄉會名義發過通電給他的主子蔣介石，請求討伐魯鎮『共匪』，請求制止其他地區的『共匪』進駐山東，還給當時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打電報，要求限期肅請『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給毛主席發過電報，內容是『停止赤化山東』。從這裡反映了他的反動立場是多麼明確。一直到今天，他的階級立場並沒有轉變。」（引自《反右派始末》）
有了這樣反動的歷史，葛佩琦從過去到現在，完全變成了一個惡鬼。葛佩琦被戴上了三頂帽子，判無期徒刑。這可是實實在在的三座大山。這在反右派的當時也是極為稀罕的情況，可見毛澤東對他真是恨入骨髓，只差食其肉，寢其皮了。這個問題我將另文還有陳述。
走筆至此，筆者我忽發奇想，想入非非，如果48年前的那一場整風運動，果真像《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所說的，是作為建設民主政治的「探索」，真誠地向既定目標前行，目標對準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把葛佩琦們的詛咒、漫罵、攻擊、諷刺全都當作苦口的良藥，逆耳的忠言，坦然善待，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將會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堅強的偉大的政黨，甚至於國際共運的歷史也可能改寫，不幸的是歷史的列車，在一剎那間，被喝醉了酒的扳道工引向了歧途，所以使作為手下敗將的連戰、宋楚瑜到大陸朝聖，反而叫人有衣錦榮歸、滿堂喝采的感覺。打右派固然是右派們的災難，但對於誓言要救治中國的共產黨來說何嘗不是更大的致命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呢？！所以今天中共對於反右這樁歷史冤案才諱莫如深。
以反胡風和反右派為標誌，中共走上了專制獨裁的不歸之路。
不過，葛佩琦之所以有這些感悟，是因為他有失路之痛，被潮流拋棄，沉入到了水底。如果他像那些功德圓滿的情報高手，等到了革命成功，論功行賞，封官晉爵，登堂入室，也就不會有這些牢騷怪話氣話刺話了。
至於中國共產黨當然不是像白皮書所說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實現大多數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我們可以查一下在莫斯科起草的中共一大黨章以及後來各個版本的黨章就可以瞭然。它的基本目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
離奇曲折的改正路
葛佩琦這位1938年入黨，做了12年地下工作的老黨員，在他為之奮鬥、獲得了「解放的明朗的」天空下，坐了18年紅色監獄。他先被判為無期徒刑，1975年減為18年，沾了特赦戰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頂夢寐未求的「戰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運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
我不必詳細地敘述葛佩琦那離奇曲折的改正之路了。我只交代結果。直到1983年北京市委組織部才發文宣布給他恢復黨籍，1986年北京市委辦公廳才發文給他宣布右派為「錯劃」。我們這些曾經經歷過「改正」的人，應該還記得，絕大多數右派在1979年就「改正」了。那麼，葛佩琦走過的這條「改正」路是何等的離奇曲折漫長就不難想像了。
這是因為「改正」右派的工作，雖然有文件依據，但是整個過程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葛佩琦的「改正」問題，最後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是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4月2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訪」。由於胡耀邦的批示，親自過問，這才為他打開了綠燈。這段佳話，葛佩琦寫了一篇文章《總書記批閱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來信》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曾經任過毛澤東的秘書、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最近著文，記錄胡耀邦的政治遺言，說：「一個不圖自己任何私利，傾注全身心血和才智為了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家富裕強盛起來的人，一個平反了千萬冤假錯案的人，最後自己卻被潑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污泥濁水，在非民主化的所謂『民主生活會』壓力下黯然下臺的領導人，其悲其怨是可想而知的。」這其實還是因為沒有從「人治」轉化為「法治」。正如束星北所說的「我們的命運操縱在掌權者手裡，掌權者如果好，我們就好，掌權者如果壞，我們就壞。」
人們說政治就是一局骯髒的齷齪的遊戲。毛澤東是中國的馬基雅弗利，集黨國大權於一人，把陰險狡詐、口是心非、背信棄義、殘暴無情玩弄得得心應手，嘆為觀止。在反胡風運動中毛澤東對於阿壠的誣陷，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對於葛佩琦的誣陷，真是令人齒冷！
但是，無論是對阿壠，還是對葛佩琦，毛澤東都是坐在中南海裡，好如野鶴孤雲，來去無蹤，一字不著，盡得風流。白臉相公都是《人民日報》。
今天的年輕人和未來的年輕人，你們相信這個「革命故事」嗎？即使有豐富想像力，大概也難編造出這樣離奇曲折的故事來。
葛佩琦生於1911年，死於1993年。如果他健在於世，看到今天中共的腐敗，不知他是否還要為自己辯解？如果毛澤東轉世，是否會放他一馬？據說，他是欽犯。
（附記：本文有兩個推論沒有述及。第一，《人民日報》給葛佩琦錦上添花加上的話應該是毛澤東的手筆；第二，葛佩琦的中共高級特工身份，毛澤東、周恩來應該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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