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共諜葛佩琦成了是知名度最高、最響、最臭的大右派。（網絡圖片）
前言
不久之前，我和一位朋友相聚。大家都是同齡人，都是參加過「建國」初期那些「如火如荼」的鬥爭的人，如今白首相聚，「憶舊」成了揮之不去的話題。他比我幸運，我們雖然年庚相同，但是因為他早在1949年「十月一日」前參加革命，比我稍稍早了一年多，成了離休幹部。他不但躲過了反右運動一劫，而且先後當了縣委書記，黨校校長。他感到良心安慰的是在他主政下，沒有打一個右派，後來在胡耀邦時代，還做了一個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經他的手，平反的冤假錯案達到7700人。他所在地區的右派完全一風吹，沒有遺留一人。許多疑難死案，在他親自處理下，得到平反。他被當地的人稱為「青天」。他在調離該地的時候，消息不脛而走，自動前去送行的人有三百餘人。但是，說起反右來，對於反右運動，他說，有些人，確實沒有打錯，比如，那個葛佩琦……他要殺共產黨人……
的確，反右運動的第一槍，就是射向那個「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1957年，葛佩琦是知名度最高、最大、最響、最臭的大右派！
那麼，「要殺共產黨人」的葛佩琦到底打錯沒有呢？
幸好我專門寫過《千古奇冤葛佩琦》，對於葛佩琦的冤案還能夠說得清楚明白。葛佩琦的冤案與眾不同地方是，他所謂「要殺共產黨人」的話，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被誣陷、栽贓、拔高的，主要是：
（1）1957年5月27日《人大週報》無中生有地報導說：葛佩琦講「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
（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轉載《人大週報》的文章時，再錦上添花說：葛佩琦講「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3）1979年10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在政治學院講話時，再加了一碼，說：有一個葛佩琦就說：「要殺掉成千成萬個共產黨。」
在毛澤東的親自掌控下，一個全國最反動最典型的右派份子葛佩琦，一個要殺「成千成萬個共產黨」的原國民黨少將軍官葛佩琦，閃亮登場，為發動反右運動取得了合法性正義性，為動員全黨全國向右派份子反擊打開了突破口。
可是五十一年後的現在，2008年，我們不妨作一個假定：當時，真是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國民黨少將，並且在中共邀請「鳴放」的會議上，確實發表了「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樣殺氣騰騰的「意見」，而毛澤東卻能夠心懷「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的雅量，兌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承諾，把這些逆耳忠言、苦口良藥當作執政者的警鐘，不發動反右派鬥爭，那麼經歷過、見證過五十一年來歷史的我們，保存的就不是現在這樣的記憶，五十一年之後的今天，更不會發生「6･28」貴州甕安群眾縱火焚燒公安局，「7･1」上海楊佳隻身單刀闖入閘北區公安分局捅死6名、捅傷4名幹警保安，這樣匪夷所思的不幸事件了。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這些悲劇不但不會發生，毛澤東主政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都會以別樣的面目呈現在今人的面前。這就應了現在網上被廣泛複製流傳的1946年3月30日重慶《新華日報》的社論《一黨專政，遍地是災》。
葛佩琦，一個最反動的右派，一個右派的典型，一個歷史符號。既然連上面我說到的那位為人正派正直的朋友，至今都不清楚葛佩琦冤案的來龍去脈，那麼，我建議編者把我2005年發表的《千古奇冤葛佩琦》重新發表。
被打過右派的雜文家邵燕祥為朱正所著反右運動史《1957年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寫的序言中說：「右派和廣大知識份子肯定是反右派的鬥爭的失敗者。然則，反右派鬥爭是一次沒有勝利者的鬥爭。據說，毛澤東晚年曾向身邊工作人員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一次沒有勝利者的反右派鬥爭的歷史該由誰來寫呢？」
邵燕祥的話，不乏雜文家的幽默。目前，海內外寫反右運動的大部頭書，筆者讀到的還有葉永烈的《反右派始末》，胡平的《禪機：苦難的祭壇1957》，丁抒的《陽謀》，納拉納拉揚･達斯的《中國的反右運動》。朱正身入右林，時為《新湖南日報》記者，自然有刻骨銘心的感受；葉永烈1962年畢業於北大化學系，看到過那些低頭耷腦可憐兮兮的右派教授；胡平是右派的兒子，嘗過「右派崽子」的滋味；丁抒是1964級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生，在文革中更看到過右派再一次被押上審判臺的情景（《陽謀》在香港出版，作者已定居美國），所以他們都是從不同角度見證過歷史的人。至於那位英國人達斯，根據查閱中國報紙而寫出的博士論文，自然免不了隔岸觀火了。
筆者今天寫葛佩琦，當然也獲益於這些著作。他們留下了信史。
「離奇曲折的冤案」
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認為被戴上「極右派份子」、「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三頂帽子的葛佩琦是一個「離奇曲折的冤案」。這個「離奇曲折」真是難以概括。我希望能夠簡捷地予以轉述。
57年的大右派一筐又一筐，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都是鼎鼎大名的頂級右派，但是他們，還有其他的被定為右派的人，誰都沒有敢如此狂妄地叫囂：「可以打倒你們（共產黨），殺共產黨人。」
只有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敢於這樣叫囂過。
因此，他成了罪大惡極的右派。他如此瘋狂的反動言論一經《人民日報》揭露，為反右派運動火上澆了一大桶油。他因此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與眾多右派相比，葛佩琦還有一項殊榮：他是欽定右派。
甚麼樹上開甚麼花，甚麼階級說甚麼話。葛佩琦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少將軍官，自然對共產黨懷有刻骨的仇恨，因此這不過只是暴露了他的「反動階級」本質而已。
在1957年，我對葛佩琦也只知道這麼一些。1960年我大學畢業，戴著右派帽子，分配到東距青島100公里的平度縣一中當教師。到了平度，我到縣圖書館翻查民國版縣志，無意之中發現，有一個葛佩琦，列名於平度縣考進北京大學的學子中。我再打聽了一下，證實此葛佩琦就是彼葛佩琦。原來我來到了大右派葛佩琦的家鄉。除了同病相憐，還多了這麼一層關係，增加了我對葛佩琦的興趣。
1949年後，中共間諜鄭耀先（柳雲龍飾演）被整得九死一生。（電視劇《風箏》截圖）
1957年 中共「地下情報員」葛佩琦名震全國
在中共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塑造了許多深入敵人龍潭虎穴的地下情報人員。他們當之無愧地是「無名英雄」。這些人物形象具有超出常人的機智勇敢，他們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鬥爭，他們遭遇了出生入死的冒險，終於以赤膽忠心完成了黨賦予的「偉大而光榮」的使命。他們受到青年人狂熱的追慕。
1949～1950年我還是上海新建中學的初中學生團員。我們學校有地下黨員十幾人，而且主要是學生。面對那些「解放前」入黨、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師、高中同學，我是從心底裡對他們有無限的羨慕與敬意。他們都是我心中的無名英雄。
但是經過作家典型化處理過的「地下工作人員」形象，和現實中的人物實際遭遇，存在著巨大的錯位。
我所在的新建中學有一位特別出風露頭的地理老師，其姓名我已經淡忘。他擔任教師工會主席，每有集會，他總是上臺發言，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們都以為他是積極份子。那時，學生對於積極份子的老師別有一種尊敬。他的拿手活就是教地理的時候，不拿課本，口若懸河，而且一筆畫出某個國家或省份的地圖，形狀逼似，所以聽他講課是引人入勝，津津有味。他是一位頗受學生欣賞的地理教師，至今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想著他。
1951年上海鎮反時，有過兩次一夜逮捕萬人的大搜捕。他在第一次，在一個深夜裡悄悄地被捕了。那個晚上，是一個紅色恐怖之夜，上海市逮捕反革命分子萬餘人。被捕後，對他的情況大家一無所知。三十幾年後，我到北京拜訪當時學校的教務主任、黨支部書記、後來調京擔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教材編輯室主任的蘇壽桐先生，回憶起這位地理老師來，蘇先生對他仍然懷有敬意，讚賞他的才能。蘇先生說，這位地理老師曾經是黨員，蹲過監獄。他只上過初中，在監獄裡他只有一本地圖冊可讀，他就利用蹲監獄的機會把這本地圖冊讀得滾瓜爛熟，日後成了一名優秀的地理教師。
他擔任過中共安徽省特派員，和任弼時頗有私情，所以，當任弼時去世時，他還特地書寫了輓聯寄往北京，表示弔唁。那副輓聯還是他請蘇先生書寫的。至於他被捕之後的下落，作為學校黨支部書記的蘇先生也不知道。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講師葛佩琦的經歷，自然比我的這位地理老師要離奇曲折得多，而歷史地位、貢獻應當更為顯赫，最後，當他的冤案獲得一一「改正」、澄清之後，還獲得了身前身後名，比起我的那位地理老師下落不明，要幸運得多。
葛佩琦本來應當是一位默默無聞的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他由1935年「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軍人物，轉而為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抗日時期，策反了大批偽軍起義，「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保安長官杜聿明的司令部負責新聞宣傳全責，官至少將高位，可以探知東北蔣軍的全局情報，縱橫捭闔，遊刃有餘。他提供大量極有價值的軍事情報，為遼瀋戰役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經歷足以編出一部曲折驚險的電視連續劇。我想，當毛澤東、周恩來讀到那源源不絕的東北國軍的情報的時候，不會不瞭解他們安插在那裡的一位高級情報員。所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如果沒有這些高級特工，他哪能有這些神話？
但是，1957年葛佩琦的出名，不是因為他是革命的傳奇英雄、共產黨的功臣，而是因為他成了全國討伐的大右派。
1957年5月15日，這是一個公認的分水嶺。這一天，毛澤東下達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指示。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所謂「釣魚」、「誘敵」、「引蛇」，這些都是毛澤東在發動「鳴放」時的專用名詞。在他眼裡，知識份子中潛藏了一大批「魚、蛇」，他們都是「敵人」，需要用計謀把他們引誘出來，釣上鉤。
在這個文件中，毛澤東向黨內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並且連「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5、426頁）的指標都確定了。一場驚天動地、摧枯拉朽的殲滅戰進入了倒計時，他只等著收容戰俘了。比起兵敗如山倒的蔣匪軍，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就更不堪一擊了。
現在，毛澤東正在竭盡全力，組織各級統戰部宣傳部召開知識份子的大鳴大放會議，把「敵人」引出洞穴地堡，掉進他布設的八卦陣，火力網。我就讀的山東大學的教授束星北，從青島到濟南參加山東省委宣傳部的會議是一例，這個葛佩琦參加人大教師座談會也是一例。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標，各級統戰宣傳部門，都在忙忙碌碌地動員、勸說知識份子打破顧慮，大膽鳴放，幫助黨整風。
5月24日人大黨委兩次發給葛佩琦書面通知，要他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葛佩琦說：「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做出任何答覆，為甚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像這樣苦口婆心好話說盡、好事做盡的黨委，豈止一個人大！（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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