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瘋狂年代，充塞了許多荒誕的故事。（網絡圖片）
現在的年輕人，大概無法理解我當時所受的壓力。那是個瘋狂年代，充塞了諸如此類的荒誕故事：一個人隨便在一張廢報紙上打一個叉，讓人拿起來對著陽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領袖像，立即就會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抓起來，先批鬥一番，然後交群眾專政；閻連科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裡，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閻先生卻把荒誕演繹成男歡女愛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後，對瘋狂年代的嘲諷和調侃了。
而在我所處的那個瘋狂年代，在荒誕的後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資派攀親，最起碼是政治上劃不清界線，更可能是包藏禍心。如果我那首小詞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麼「混世」、「冬夜長」，那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污蔑！什麼「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醜化和詆毀！什麼「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更是自絕於人民、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宣言！
當時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東西：日記、書信、手稿……統統燒掉了，不留一星半點殘渣餘孽。雖然這幫我練成了一付好記性，但現在老年痴呆了，沒有片紙隻字可供參考，寫起東西來就分外吃力。當時我絕不是驚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訓就在身邊。我們系一位青年講師，因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蘇修特務。
劉老師當年也算是出類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選派到蘇聯留學，拿了學位、娶了蘇聯姑娘麗達，一同回到清華教書。育有非常可愛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們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塗了蜜。文革來了，老婆是蘇聯人，那就可能是蘇修特務。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就這樣直截了當、簡單明瞭。於是就被隔離起來辦學習班，這有點兒像現在的「雙規」。莫須有事，劉老師自然不會承認。於是就抄家，發現麗達和中山大學一位當年一起嫁到中國的同學有通信。於是內查外調到了廣州，請那邊幫了抄家，發現了麗達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間的私房話：如何相夫、如何教子。還交換點如何讓丈夫聽話的心得：適時地發點小脾氣、床笫間使點小花招，讓夫君乖乖的就範。專案組的人如獲至寳。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醜惡、甚至是十分下流了。專案組把這封信掐頭去尾，把麗達講御夫經驗的那一段拿給劉老師看：謊稱這是麗達給她的KGB（按：克格勃）上司的述職報告，當時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麗達已經徹底交待了，蘇修特務一案，已是鐵證如山。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了。劉老師懵了，確確實實是老婆的筆跡、確確實實是夫妻間的那些不為人知的瑣事，難道……
精神崩潰的結果，是竹筒倒豆子。劉老師開始懷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況老婆還常去蘇聯駐華使館參加Party。於是蛛絲馬跡，成了蘇修特務的鐵案。專案組立了大功，其代價是劉老師一家的妻離子散。麗達被驅逐出境，帶走了兩個孩子。傷心欲絕的妻子臨別時堅持要見丈夫。不讓見就是不讓見，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我知道，這個故事同那個年代千千萬萬的悲慘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我身邊、也因為我的處境，所以就格外記得。後來見到解除隔離後的劉老師，那種頹唐和落寞，看了都讓人心痛。那麼多年過去了，不知道劉老師一家破鏡重圓沒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老海歸的生命空白
這年頭，海歸是一種時髦。我的兒子萬方，也髦得合時，回北京當海歸了。我今天給大家講一個老海歸的故事。不，這個題目太大了，是講他生命中不見經傳的空白期中的一個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處過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歸，中國創立市政和環境工程教育的開山鼻祖，清華當年的一級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還在，恰好100歲了。下面是官方資料上關於他的簡歷：
1906年生於江蘇省無錫市。
1926年畢業於清華學堂。
1929年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1930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獲衛生工程碩士學位。
1930～1931年在德國柏林理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衛生署高級工程師兼公共衛生工程研究班教務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聯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並代理工學院院長。
1948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半年，任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系教授，兼任衛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給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
1992年2月16日逝世於北京。
請注意，1966～1980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說，是官方職務的空白。為什麼是空白？眾所周知的原因，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週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響文革第一聲號角的，是《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舊」，就是要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誰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是反動學術權威。根據陶先生的資歷，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動學術權威，屬於被橫掃之列。當年是如何批鬥陶先生的，我已經說不清楚了。一是因為當時我在文藝社團，不在系裡參加運動；二是文革一開始，我就被革命群眾歸類為「小爬蟲」，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機會。
是在文革後期，工宣隊進校之後，才使我這個「小爬蟲」和「老反動權威」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我們專業的學生、老師、幹部、實驗員，被集中在給排水實驗室辦學習班，一天早、中、晚三個單位的時間在一起關起門來鬥私批修。根據老毛的宏論：「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最沒有文化的工人是領導階級；次沒有文化的實驗員是學習班的各級領導。陶先生是最有知識的，所以最反動；我同最大的走資派有瓜葛，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屬需要觸及靈魂的重點批鬥對象。學習班上每天要早請示、晚匯報。那是一種很正規的宗教儀式，要全體起立，右手舉起紅寳書，誇張一點的，還要用左手按著自己的胸膛，嘴裡唸唸有詞。這一段經歷貽患無窮。後來我到了西方，始終不能得到神的庇護，就是因為到了類似場合，我就會毛骨悚然，把心裡剛萌發出來的一點感恩心，嚇到爪窪國裡去了。
在這種場合，有時候我會悄悄地用眼角掃瞄周圍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著胸膛的，大多屬於比較不要臉的，但陶先生從來不。他在我們學習班上最年長，站得卻比許多年輕人還要直。陶先生是江蘇無錫人，卻長了那種廣東人才有的前額。往後梳的已經花白的稀髮，更顯出額頭的開闊。寬邊的淺色眼鏡，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寬而長的下巴，壯碩的身材完全沒有江南人的纖細。後來在網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個好作品。在別人唸唸有詞的時候，陶先生從來都是緊抿著嘴，厚鏡片下那雙深邃的眼，彷彿看著塵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麼呢？也許，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適合國情的雨量計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這一科研成果被用於我國給排水設計的規範。1975年，正處在先生官方職務的空白期。職務空白了，但先生對事業的求索並沒有空白，對科研和教學的奉獻並沒有空白。
給排水和公共衛生環境工程，實際得無法做意識形態的文章。對先生的批判，就淪為對人格的詆毀：陶葆楷，你這個反革命兩面派！我們這裡鐵證如山！所謂鐵證，說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煙，也給實驗員遞煙。先生身上常揣著兩包煙，便宜一點的勞動牌放在外衣口袋裡，貴一點的大前門放在內衣口袋裡。給人遞煙的時候，從外邊掏；自己抽煙時，往裡邊摸。這種小技巧，怎麼能瞞得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於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這類荒謬的大批判，後來我還遇到過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個孩子，老大李麥，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來批鬥，一位老工人對他的批判義正詞嚴：「李XX，你滿腦袋資產階級臭思想，給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麵，都是……細糧。」李工很有點幽默感，抬起被強按著的頭，反駁了一句：「我們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糧。」全場粲然。
今天來說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歸們，又絡繹於途了。希望他們一路走好，不會再遇到當年的荒唐，不會再有生命的空白。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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