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處著想,從長遠利益考慮,不為眼前表面的功利所迷惑,而重視道德正義的價值,執行賞罰,以道德正義為上,這就是「按義行賞的智慧」。
按義行賞,則忠誠守信用、相親相愛的道德精神,就會得到張揚。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人民就會養成良好的習性,這就叫教化成功,治民有術。達到如此境界,便用不著厚賞嚴刑。人民也會自覺地尊奉道德、義理,去作為了。否則,不按義行賞,只看見一時的短暫利益,拋棄道德和正義,巧取豪奪之風,就會興起,奸詐虛偽,賊亂貪暴的惡習,就會猖獗,久而久之,將導致民風敗壞,人性淪喪。墮落到如此地步,則積重難返,即使用厚賞嚴刑,也無濟於事。
晉文公將在城濮與楚國交戰,事先問他的舅舅咎犯(人名):「楚眾我寡,怎樣才能取勝?」咎犯說:「我聽說,重視禮儀的君主,對禮儀不厭其大;而經常指揮作戰打仗的君主,對詭詐不厭其多。那麼,君王對楚國施行詐術,就可以了。」文公把咎犯的話,告訴雍季,雍季說:「竭澤而漁,怎會不獲得魚?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魚了;燒光沼澤地來打獵,怎麼不獲得野獸?可是第二年,就沒有野獸了。用詐騙的方法就像這樣,雖然可以得到暫時的利益,以後將不可能再得到了。它不是長久之計。」晉文公用咎犯的謀術,在城濮打敗了楚國。回國後行賞,雍季得到首位。周圍的人諍諫說:「城濮之勝,是咎犯謀略有功。君王採納他的謀術在先。卻行賞在後,或許不可以吧。」晉文公說:「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哪裡有把一時之務,放在百世之利前面的道理呢?」
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遇到危難,用詐術足以打敗敵人;回國後尊奉賢人.足以報答恩德。晉文公雖然不能始終堅持,也足以成就霸業了。」僅靠詐術成功,雖成必毀,僅靠詐術勝利,雖勝必敗。天下打過勝仗的人很多,而成就霸業的,僅五人,晉文公作為其中之一,在於他知道勝利是如何取得的。勝利了卻不知道勝利的原因,與沒有勝利一樣。所以,秦國戰勝了戎,卻在觳打了敗仗。楚國戰勝了中原國家,卻在柏舉,吃了敗仗。周武王知道勝敗的道理,所以一勝而稱王天下。如果是詭詐充滿國家,這國家終究不會安寧。
義利之爭,古時和當代,都熱烈地爭論過。重義輕利與重利輕義,何者高明,何者智慧為上?從呂氏智慧裡,我們體會到:無論在什麼社會,人只有首先注重道德,才有根本性的利益可言。拋棄了道德和正義,拋棄了人性和良心,哪裡還有利益可言?特別是在競爭激烈的商品社會裏,不顧道德,不擇手段,不講信譽,僅用詭詐欺騙,巧取豪奪,也許可以得逞於一時,但他們終歸會失敗,勝利者最終必然屬於那些講究商業道德,追求質量和信譽的人們。戰爭也是這樣,正義戰爭最終一定能夠戰勝非正義的戰爭。正義必然戰勝邪惡。這便是按義行賞智慧產生的源泉。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義利之理,推向極端,只空講義理,而忽略獲取利益,這是空洞的、不切實際的。人類理想的終極目標,在於獲得利益,問題在於用正當的手段,通過正確的途徑,獲得正大光明的利益。
縱觀歷史,一目瞭然,中共一貫使用偷竊的手段,通過腐化、邪惡、女色、卑鄙的途徑,去達到不道德、不公正、不符合廣大人民意願的利益。
且看:
中共死不要屁股活不要臉,
淫蕩從來不擇手段;
活要女色死要錢,
擁抱貪、淫一鍋端;
死要權利活要槍,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活不孝父母死不要兒,
專想自己活得像神仙;
從活到死都耍賴,
欠下國債拒不還;
一帶一路坑矇騙,
卑劣違義、純粹是一窩大壞蛋!
(源自《呂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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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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