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設立十大「特別市」

在中國，成為直轄市，既是夢想，亦是凶途。僅僅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幾乎每十年一個週期，即有一個直轄市最高領導人為未來祭旗，榮辱沉浮，風雲激盪。

過高的政治地位，使直轄市既容易在國家大戰略中獲得照顧，同時亦容易造成一些困惑。羅天昊提議，廢除直轄市，降低其政治地位，同時，在全國設立十大特別市，集中於社會經濟改革事務。

建國後，先後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四大直轄市。作為共和國的「嫡子」，直轄市在發展過程中，曾經起到了帶頭作用。如北京與上海，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活動中，曾經舉足輕重。

不過，隨著中國內地城市的普遍崛起，中國的直轄市管理模式，已經嚴重滯後於時代，需要進行改革。

政治地位過高是一把雙刃劍

直轄市雖然與省，自治區和特別行政區同為一級行政區，但是，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大直轄市的最高負責人，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而除廣東等重要省份外，一般省的最高負責人，均為中央委員，造成的實際結果是，直轄市在實際建制上比省級還要高半級。這種設置，嚴重不當。

國家設立直轄市的初衷，其意寄望於它們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方面做出表率，但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反總是在一些邊緣地區完成，而箇中原因之一，在於直轄市的最高負責人級別過高，往往習慣「政治挂帥」，造成管理體制的僵化。

在經濟領域，幾大直轄市主要以國營企業為主，民間經濟普遍不發達。

直轄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國家投資的項目上，獲得遠比一個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級企業，幾乎全部落戶於幾個直轄市。如北京，幾乎所有的央企均駐紮在此，上海除寶鋼外，還有數十家中央企業，天津有中石油，首鋼等150多家中央企業，，這些，都使幾大直轄市的國有經濟具有先天優勢，但是，從長遠來講，卻造成了民營企業活力的喪失。

與直轄市對應的，是計畫單列市的普遍發達。以深圳為例，深圳立市30年，年均增長31.20%；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深圳速度」。貿易進出口總額居全國第一位。產業格局在全國各區域中也最為合理，除深圳之外，大連、寧波、廈門、青島等，其發展均領先於一般省份，更超過直轄市。

目前，中國真正的知名競爭性企業，大多誕生這些並無政治優勢的城市與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眾多，一大批行業的龍頭企業，亦崛起於深圳，如萬科，華為，金蝶，騰訊，比亞迪等。寧波的民營企業，亦非常發達，這兩個城市的非公經濟，均超過了70%，為國內事實上最為發達的城市。而其餘的一些經濟發達城市，多為江浙，廣東的一些小城。

而在政治領域，深圳亦進行了不斷的體制改革的嘗試，2009年深圳重啟三權分立改革，為國內目前政治體制改革程度最深的方案。深圳民間政治創新環境相對寬鬆。2003年，深圳出現市民競選人大代表的現象；《深圳，你被誰拋棄》的作者與當時的深圳市長於幼軍對話，行為藝術家舒勇在深南大道上打出「九問深圳」的戶外廣告，一直前不久放開社團管制，均在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出現，也絕非偶然。

除了「特區」的特殊定位外，深圳能夠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進行試點與改革，亦與深圳合理的政治地位有關。深圳市委書記一般是廣東省委常委，中央候補委員。尚未進入核心權力圈，故個人變化不至引起全國性震動。也正因為如此，主政深圳的歷任地方官員，一般敢干敢闖，在深圳的政治、經濟領域的改革方面，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反觀直轄市，在政治方面均非常保守。因為其最高負責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差一步即可登天，這種特殊地位，使其在政治上非常特殊，要麼極其謹慎，維持現狀不出亂子比進行有風險的改革，成其更理性的選擇。要不則狂飆突進，挾直轄之地位進行豪賭。

這種過於敏感的政治地位，使直轄市的發展反受到制約。無法像深圳那樣，可以先摸著石頭過河。

「特別市」政治上降格，保留社會經濟和文化功能。

政治地位過高，從長遠來講損害了直轄市的全面發展。

而未來直轄市的管理模式轉變的重點，即告別「政治挂帥」，從現實來看，這種時機已經成熟。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中國國勢已變。中國的崛起，是以普遍的地域經濟發展為特徵的，除直轄市外，廣東，江浙，山東等地，均率先完成初步發展，而內地城市，也蓄勢待發。直轄市在改革開放初期，落後於沿海地區，而在未來的時代，隨著中國內需時代的啟動，中西部地區將崛起眾多的重要經濟區，亦將稀釋直轄市的功能，使其重要性下降。

至此，直轄市基本完成了其經濟發展領頭羊的歷史作用。

同時，除重慶外，中國的直轄市，多設立在東部中心區，並非位於新疆，西藏、內蒙古等邊區重地，也沒有位於爭端紛起的南海區域，按照一般的一級行政區設置，已經足夠，不需要將其最高負責人設置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級。

而就目前的發達的大國慣例，其直轄市或者特別市，特區設置，均沒有過多的政治功能，如，日本除東京都之外，其餘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政治地位均不高，美國的首都華盛頓，不過是一個州內設的特區，而俄羅斯的莫斯科市與彼得堡市，其地位比同為一級建制的州和聯邦共和國還要低，而韓國則早在90年代，即全面取消直轄市，改以前的六大直轄市，為六大廣域市。

中國在未來10至20年中，可考慮重新定位直轄市功能，只賦予其獨立的社會發展方面的特殊性，而淡化其政治領域的特殊性，可借鑒國外一些特別市的構建模式，如，十年後所有直轄市的最高負責者，不再設置為政治局委員，而全部降格為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

在未來，淡化了政治色彩的直轄市，將從「政治挂帥」的體制中解放出來，其實更有利於長遠發展。

與此對應，中國完全可以取消直轄市建制，改設為「特別市」。

鑒於中國的發展，總以十年為週期，立即施行，無疑是奪人飯碗，此策可在十年後施行。

中國可設十大「特別市」

其實，鑒於中國的地域特點，以及參考歷史沿革和全國其它國家，中國設立十大特別市比較恰當。

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期間，全國總共有十二個「行政院」直轄市，分別為：首都南京、陪都重慶，上海、漢口、武昌、青島、大連、瀋陽、哈爾濱、西安、北平（今北京）、天津、和廣州。

同在亞洲，韓國國土僅為中國的百分之一， 1991年之前曾有漢城特別市及仁川、釜山等六大直轄市，朝鮮有平壤特別市和開城等三大直轄市，越南國土面積為中國的二十分之一，也有河內、胡志明市、海防市、芹苴市、峴港市共5個直轄市，印度有7個中央直轄區，而非禮賓更有多達100多個省級市。

而同為大國的美國，雖然特別市僅一兩個，但是存在著很多實際上的中心城市。

俄羅斯疆域全球第一，亦有複雜的經濟體系。對應其不同的經濟區，在其全國，有九大中心城市，分別是中部經濟區的莫斯科，西北經濟區的經濟中心是聖彼得堡。歐洲北部經濟區經濟中心是摩爾曼斯克。歐洲南部經濟區的經濟中心是頓河畔羅斯托夫。伏爾加河沿岸地區經濟中心是伏爾加格勒和薩馬拉。烏拉爾經濟區經濟中心是葉卡捷琳堡。西西伯利亞經濟區的中心是新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經濟區的中心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遠東經濟區中心是哈巴羅夫斯克。

美國經濟發展相對均衡，除首都華盛頓特區外，紐約為其東部乃至全國中心城市，底特律為其鋼鐵，汽車等重工業中心城市，洛杉磯是其西部中心城市，芝加哥是其中部中心城市。

自2008年以來，中國連續出臺了數十個國家戰略，幾乎所有的區域，都在國家戰略的大棋局之中，由此，中國從沿海優先的非均衡戰略，過度到全面崛起的均衡戰略，隨著中國內需時代的到來，必然從對外依存型的模式，轉變為對內依存的模式，中國大陸型經濟的崛起，則是未來趨勢。

在此情況下，未來內陸，即將崛起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本人在新著《大國諸城》中，亦提出了相關設想。

最典型的是武漢，深圳，大連，青島等。武漢雄踞天下之中，在高鐵時代，中國的內陸交通將重新興盛，位於中國中心經濟區的核心城市的武漢，其地位不可替代，而深圳不僅綜合實力突出，而且在廣東珠三角的最南端，有其獨立的地理位置；大連、青島因為在半島上，也有獨立的地理位置，不會似北京和天津，被河北形成包圍之勢，西部的西安，也應該在未來成為西部重鎮。而未來東盟的崛起，也將使廣西和北部灣產生一大經濟重鎮。欽州，南寧，湛江等機會巨大，而未來，處於國家戰略安全考慮，在新疆，也有設立特別市的可能。

中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面積第三大的大國，一級行政區相對偏少，而在設立系列特別市之後，可以改善這種狀況。目前四大直轄市中，北京、天津、上海，均位於沿海地帶，而在未來，內陸設置系列特別市，將使中國最重要城市的分布更為均衡。

在特別市增設的情況下，中國仍然將可以增加一些計畫單列市，形成有梯次的經濟區域中心。形成全國的崛起之勢，達到全國的相對均衡發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