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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设立十大“特别市”

2013-03-27 09:12 作者:罗天昊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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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直辖市,既是梦想,亦是凶途。仅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几乎每十年一个周期,即有一个直辖市最高领导人为未来祭旗,荣辱沉浮,风云激荡。

过高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既容易在国家大战略中获得照顾,同时亦容易造成一些困惑。罗天昊提议,废除直辖市,降低其政治地位,同时,在全国设立十大特别市,集中于社会经济改革事务。

建国后,先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作为共和国的“嫡子”,直辖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带头作用。如北京与上海,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曾经举足轻重。

不过,随着中国内地城市的普遍崛起,中国的直辖市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需要进行改革。

政治地位过高是一把双刃剑

直辖市虽然与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同为一级行政区,但是,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除广东等重要省份外,一般省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委员,造成的实际结果是,直辖市在实际建制上比省级还要高半级。这种设置,严重不当。

国家设立直辖市的初衷,其意寄望于它们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做出表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反总是在一些边缘地区完成,而个中原因之一,在于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级别过高,往往习惯“政治挂帅”,造成管理体制的僵化。

在经济领域,几大直辖市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民间经济普遍不发达。

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如北京,几乎所有的央企均驻扎在此,上海除宝钢外,还有数十家中央企业,天津有中石油,首钢等150多家中央企业,,这些,都使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但是,从长远来讲,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

与直辖市对应的,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以深圳为例,深圳立市30年,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贸易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一位。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除深圳之外,大连、宁波、厦门、青岛等,其发展均领先于一般省份,更超过直辖市。

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众多,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亦崛起于深圳,如万科,华为,金蝶,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这两个城市的非公经济,均超过了70%,为国内事实上最为发达的城市。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多为江浙,广东的一些小城。

而在政治领域,深圳亦进行了不断的体制改革的尝试,2009年深圳重启三权分立改革,为国内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程度最深的方案。深圳民间政治创新环境相对宽松。2003年,深圳出现市民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与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对话,行为艺术家舒勇在深南大道上打出“九问深圳”的户外广告,一直前不久放开社团管制,均在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出现,也绝非偶然。

除了“特区”的特殊定位外,深圳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试点与改革,亦与深圳合理的政治地位有关。深圳市委书记一般是广东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尚未进入核心权力圈,故个人变化不至引起全国性震动。也正因为如此,主政深圳的历任地方官员,一般敢干敢闯,在深圳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反观直辖市,在政治方面均非常保守。因为其最高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即可登天,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在政治上非常特殊,要么极其谨慎,维持现状不出乱子比进行有风险的改革,成其更理性的选择。要不则狂飙突进,挟直辖之地位进行豪赌。

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的发展反受到制约。无法象深圳那样,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

特别市”政治上降格,保留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

政治地位过高,从长远来讲损害了直辖市的全面发展。

而未来直辖市的管理模式转变的重点,即告别“政治挂帅”,从现实来看,这种时机已经成熟。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国势已变。中国的崛起,是以普遍的地域经济发展为特征的,除直辖市外,广东,江浙,山东等地,均率先完成初步发展,而内地城市,也蓄势待发。直辖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落后于沿海地区,而在未来的时代,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启动,中西部地区将崛起众多的重要经济区,亦将稀释直辖市的功能,使其重要性下降。

至此,直辖市基本完成了其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历史作用。

同时,除重庆外,中国的直辖市,多设立在东部中心区,并非位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区重地,也没有位于争端纷起的南海区域,按照一般的一级行政区设置,已经足够,不需要将其最高负责人设置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级。

而就目前的发达的大国惯例,其直辖市或者特别市,特区设置,均没有过多的政治功能,如,日本除东京都之外,其余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政治地位均不高,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不过是一个州内设的特区,而俄罗斯的莫斯科市与彼得堡市,其地位比同为一级建制的州和联邦共和国还要低,而韩国则早在90年代,即全面取消直辖市,改以前的六大直辖市,为六大广域市。

中国在未来10至20年中,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功能,只赋予其独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性,而淡化其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市的构建模式,如,十年后所有直辖市的最高负责者,不再设置为政治局委员,而全部降格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

在未来,淡化了政治色彩的直辖市,将从“政治挂帅”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其实更有利于长远发展。

与此对应,中国完全可以取消直辖市建制,改设为“特别市”。

鉴于中国的发展,总以十年为周期,立即施行,无疑是夺人饭碗,此策可在十年后施行。

中国可设十大“特别市”

其实,鉴于中国的地域特点,以及参考历史沿革和全国其它国家,中国设立十大特别市比较恰当。

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期间,全国总共有十二个“行政院”直辖市,分别为:首都南京、陪都重庆,上海、汉口、武昌、青岛、大连、沈阳、哈尔滨、西安、北平(今北京)、天津、和广州。

同在亚洲,韩国国土仅为中国的百分之一, 1991年之前曾有汉城特别市及仁川、釜山等六大直辖市,朝鲜有平壤特别市和开城等三大直辖市,越南国土面积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也有河内、胡志明市、海防市、芹苴市、岘港市共5个直辖市,印度有7个中央直辖区,而非礼宾更有多达100多个省级市。

而同为大国的美国,虽然特别市仅一两个,但是存在着很多实际上的中心城市。

俄罗斯疆域全球第一,亦有复杂的经济体系。对应其不同的经济区,在其全国,有九大中心城市,分别是中部经济区的莫斯科,西北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圣彼得堡。欧洲北部经济区经济中心是摩尔曼斯克。欧洲南部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经济中心是伏尔加格勒和萨马拉。乌拉尔经济区经济中心是叶卡捷琳堡。西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新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远东经济区中心是哈巴罗夫斯克。

美国经济发展相对均衡,除首都华盛顿特区外,纽约为其东部乃至全国中心城市,底特律为其钢铁,汽车等重工业中心城市,洛杉矶是其西部中心城市,芝加哥是其中部中心城市。

自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出台了数十个国家战略,几乎所有的区域,都在国家战略的大棋局之中,由此,中国从沿海优先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面崛起的均衡战略,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到来,必然从对外依存型的模式,转变为对内依存的模式,中国大陆型经济的崛起,则是未来趋势。

在此情况下,未来内陆,即将崛起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本人在新著《大国诸城》中,亦提出了相关设想。

最典型的是武汉,深圳,大连,青岛等。武汉雄踞天下之中,在高铁时代,中国的内陆交通将重新兴盛,位于中国中心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的武汉,其地位不可替代,而深圳不仅综合实力突出,而且在广东珠三角的最南端,有其独立的地理位置;大连、青岛因为在半岛上,也有独立的地理位置,不会似北京和天津,被河北形成包围之势,西部的西安,也应该在未来成为西部重镇。而未来东盟的崛起,也将使广西和北部湾产生一大经济重镇。钦州,南宁,湛江等机会巨大,而未来,处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在新疆,也有设立特别市的可能。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第三大的大国,一级行政区相对偏少,而在设立系列特别市之后,可以改善这种状况。目前四大直辖市中,北京、天津、上海,均位于沿海地带,而在未来,内陆设置系列特别市,将使中国最重要城市的分布更为均衡。

在特别市增设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将可以增加一些计划单列市,形成有梯次的经济区域中心。形成全国的崛起之势,达到全国的相对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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