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设立十大“特别市”

在中国，成为直辖市，既是梦想，亦是凶途。仅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几乎每十年一个周期，即有一个直辖市最高领导人为未来祭旗，荣辱沉浮，风云激荡。

过高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既容易在国家大战略中获得照顾，同时亦容易造成一些困惑。罗天昊提议，废除直辖市，降低其政治地位，同时，在全国设立十大特别市，集中于社会经济改革事务。

建国后，先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作为共和国的“嫡子”，直辖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带头作用。如北京与上海，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曾经举足轻重。

不过，随着中国内地城市的普遍崛起，中国的直辖市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时代，需要进行改革。

政治地位过高是一把双刃剑

直辖市虽然与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同为一级行政区，但是，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除广东等重要省份外，一般省的最高负责人，均为中央委员，造成的实际结果是，直辖市在实际建制上比省级还要高半级。这种设置，严重不当。

国家设立直辖市的初衷，其意寄望于它们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做出表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反总是在一些边缘地区完成，而个中原因之一，在于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级别过高，往往习惯“政治挂帅”，造成管理体制的僵化。

在经济领域，几大直辖市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民间经济普遍不发达。

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如北京，几乎所有的央企均驻扎在此，上海除宝钢外，还有数十家中央企业，天津有中石油，首钢等150多家中央企业，，这些，都使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但是，从长远来讲，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

与直辖市对应的，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以深圳为例，深圳立市30年，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贸易进出口总额居全国第一位。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除深圳之外，大连、宁波、厦门、青岛等，其发展均领先于一般省份，更超过直辖市。

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众多，一大批行业的龙头企业，亦崛起于深圳，如万科，华为，金蝶，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这两个城市的非公经济，均超过了70%，为国内事实上最为发达的城市。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多为江浙，广东的一些小城。

而在政治领域，深圳亦进行了不断的体制改革的尝试，2009年深圳重启三权分立改革，为国内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程度最深的方案。深圳民间政治创新环境相对宽松。2003年，深圳出现市民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与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对话，行为艺术家舒勇在深南大道上打出“九问深圳”的户外广告，一直前不久放开社团管制，均在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出现，也绝非偶然。

除了“特区”的特殊定位外，深圳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试点与改革，亦与深圳合理的政治地位有关。深圳市委书记一般是广东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尚未进入核心权力圈，故个人变化不至引起全国性震动。也正因为如此，主政深圳的历任地方官员，一般敢干敢闯，在深圳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反观直辖市，在政治方面均非常保守。因为其最高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差一步即可登天，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在政治上非常特殊，要么极其谨慎，维持现状不出乱子比进行有风险的改革，成其更理性的选择。要不则狂飙突进，挟直辖之地位进行豪赌。

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的发展反受到制约。无法象深圳那样，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

“特别市”政治上降格，保留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

政治地位过高，从长远来讲损害了直辖市的全面发展。

而未来直辖市的管理模式转变的重点，即告别“政治挂帅”，从现实来看，这种时机已经成熟。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国势已变。中国的崛起，是以普遍的地域经济发展为特征的，除直辖市外，广东，江浙，山东等地，均率先完成初步发展，而内地城市，也蓄势待发。直辖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落后于沿海地区，而在未来的时代，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启动，中西部地区将崛起众多的重要经济区，亦将稀释直辖市的功能，使其重要性下降。

至此，直辖市基本完成了其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历史作用。

同时，除重庆外，中国的直辖市，多设立在东部中心区，并非位于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区重地，也没有位于争端纷起的南海区域，按照一般的一级行政区设置，已经足够，不需要将其最高负责人设置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级。

而就目前的发达的大国惯例，其直辖市或者特别市，特区设置，均没有过多的政治功能，如，日本除东京都之外，其余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政治地位均不高，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不过是一个州内设的特区，而俄罗斯的莫斯科市与彼得堡市，其地位比同为一级建制的州和联邦共和国还要低，而韩国则早在90年代，即全面取消直辖市，改以前的六大直辖市，为六大广域市。

中国在未来10至20年中，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功能，只赋予其独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性，而淡化其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市的构建模式，如，十年后所有直辖市的最高负责者，不再设置为政治局委员，而全部降格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

在未来，淡化了政治色彩的直辖市，将从“政治挂帅”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其实更有利于长远发展。

与此对应，中国完全可以取消直辖市建制，改设为“特别市”。

鉴于中国的发展，总以十年为周期，立即施行，无疑是夺人饭碗，此策可在十年后施行。

中国可设十大“特别市”

其实，鉴于中国的地域特点，以及参考历史沿革和全国其它国家，中国设立十大特别市比较恰当。

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期间，全国总共有十二个“行政院”直辖市，分别为：首都南京、陪都重庆，上海、汉口、武昌、青岛、大连、沈阳、哈尔滨、西安、北平（今北京）、天津、和广州。

同在亚洲，韩国国土仅为中国的百分之一， 1991年之前曾有汉城特别市及仁川、釜山等六大直辖市，朝鲜有平壤特别市和开城等三大直辖市，越南国土面积为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也有河内、胡志明市、海防市、芹苴市、岘港市共5个直辖市，印度有7个中央直辖区，而非礼宾更有多达100多个省级市。

而同为大国的美国，虽然特别市仅一两个，但是存在着很多实际上的中心城市。

俄罗斯疆域全球第一，亦有复杂的经济体系。对应其不同的经济区，在其全国，有九大中心城市，分别是中部经济区的莫斯科，西北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圣彼得堡。欧洲北部经济区经济中心是摩尔曼斯克。欧洲南部经济区的经济中心是顿河畔罗斯托夫。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经济中心是伏尔加格勒和萨马拉。乌拉尔经济区经济中心是叶卡捷琳堡。西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新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经济区的中心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远东经济区中心是哈巴罗夫斯克。

美国经济发展相对均衡，除首都华盛顿特区外，纽约为其东部乃至全国中心城市，底特律为其钢铁，汽车等重工业中心城市，洛杉矶是其西部中心城市，芝加哥是其中部中心城市。

自2008年以来，中国连续出台了数十个国家战略，几乎所有的区域，都在国家战略的大棋局之中，由此，中国从沿海优先的非均衡战略，过度到全面崛起的均衡战略，随着中国内需时代的到来，必然从对外依存型的模式，转变为对内依存的模式，中国大陆型经济的崛起，则是未来趋势。

在此情况下，未来内陆，即将崛起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本人在新著《大国诸城》中，亦提出了相关设想。

最典型的是武汉，深圳，大连，青岛等。武汉雄踞天下之中，在高铁时代，中国的内陆交通将重新兴盛，位于中国中心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的武汉，其地位不可替代，而深圳不仅综合实力突出，而且在广东珠三角的最南端，有其独立的地理位置；大连、青岛因为在半岛上，也有独立的地理位置，不会似北京和天津，被河北形成包围之势，西部的西安，也应该在未来成为西部重镇。而未来东盟的崛起，也将使广西和北部湾产生一大经济重镇。钦州，南宁，湛江等机会巨大，而未来，处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在新疆，也有设立特别市的可能。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面积第三大的大国，一级行政区相对偏少，而在设立系列特别市之后，可以改善这种状况。目前四大直辖市中，北京、天津、上海，均位于沿海地带，而在未来，内陆设置系列特别市，将使中国最重要城市的分布更为均衡。

在特别市增设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将可以增加一些计划单列市，形成有梯次的经济区域中心。形成全国的崛起之势，达到全国的相对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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