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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蘇區群眾害怕當紅軍(圖)

 2013-01-22 15: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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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有一道家喻戶曉的江西民歌《送郎當紅軍》,歌詞大意是蘇區婦女踴躍送丈夫當紅軍,因為紅軍是為窮人鬧革命,為窮人謀幸福。我可以肯定地說,借用江西民歌調的紅色歌謠,絕非蘇區百姓心聲,而是紅軍政治部的宣傳。

革命給江西蘇區人民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史料載江西中央蘇區高峰時紅軍指戰員及政權機關人員10萬,而中央蘇區肅反就殺害了「自己人」10萬,這是何等驚人的數字,死的人多數是江西贛南本地人。由於要養大批軍政人員,軍費開支巨大,百姓的負擔是前國民政府政權時期的五倍!土地革命(土改)反覆地搞。最初貧農分得土地成為稍稍富裕的農戶,在第二次土改中紛紛劃為地主富家,大部分情況下是全家殺光,家產罰沒。男人大多被當紅軍或參加赤衛隊以及拉夫支前,呆在自己村莊青壯年男人很少,留守的多為老人婦女兒童,其中婦女不是寡婦就是守活寡,與丈夫廝守的極少。婦女吃錯了藥才會歡天喜地唱這首騙人的歌謠送郎當紅軍!

30年代蘇區群眾為不當紅軍而逃亡,極端者不惜自閹。到後來甚至有的人發展到裝病、自殘自殺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個農民,怕當紅軍,故意將自己的生殖器弄壞,或者乾脆投塘跳河自傷自殺了」


紅軍舊照(圖片來源:光明網)

戰爭傷亡不斷,人們的參戰激情也隨之下降,從1933年開始,蘇區群眾開始躲避當兵或當逃兵。

據1933年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博生之送去一團十二個連,而逃跑了十一個團營連長,帶去少隊拐公家伙食逃跑。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934年)》,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印,1992,第107頁)

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餘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於都發生大批隊員逃跑》,《青年實話》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據李一氓回憶,「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一點什麼東西,也偷著回來一兩次接濟家裡。因為他在家裡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裡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頁)而且逃跑的規模越來越大,「十餘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的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書走。」(《關於資城事變問題省委對資溪縣委的指示信》,石叟檔案008222/3745/0247)

到後來甚至有的人發展到裝病、自殘自殺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個農民,怕當紅軍,故意將自己的生殖器弄壞,或者乾脆投塘跳河自傷自殺了」(1934年9月21日《紅色中華》第236期,第6版,轉引自王連花《動員與反動員:中央蘇區「擴紅」運動》)。可見人們對當紅軍的恐懼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對於蘇區群眾從積極參軍到逃跑甚至自殘的這種在轉變,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說:「擴紅初期人們自願報名參軍,然後是要動員報名參軍,最後被強制報名參軍;而有的人則躲起來或乾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劉守仁口述,田惠整理:《興國「擴紅」》,《黨史縱橫》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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