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蘇區群眾害怕當紅軍(圖)

編者按：有一道家喻戶曉的江西民歌《送郎當紅軍》，歌詞大意是蘇區婦女踴躍送丈夫當紅軍，因為紅軍是為窮人鬧革命，為窮人謀幸福。我可以肯定地說，借用江西民歌調的紅色歌謠，絕非蘇區百姓心聲，而是紅軍政治部的宣傳。

革命給江西蘇區人民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史料載江西中央蘇區高峰時紅軍指戰員及政權機關人員10萬，而中央蘇區肅反就殺害了「自己人」10萬，這是何等驚人的數字，死的人多數是江西贛南本地人。由於要養大批軍政人員，軍費開支巨大，百姓的負擔是前國民政府政權時期的五倍！土地革命（土改）反覆地搞。最初貧農分得土地成為稍稍富裕的農戶，在第二次土改中紛紛劃為地主富家，大部分情況下是全家殺光，家產罰沒。男人大多被當紅軍或參加赤衛隊以及拉夫支前，呆在自己村莊青壯年男人很少，留守的多為老人婦女兒童，其中婦女不是寡婦就是守活寡，與丈夫廝守的極少。婦女吃錯了藥才會歡天喜地唱這首騙人的歌謠送郎當紅軍！

30年代蘇區群眾為不當紅軍而逃亡，極端者不惜自閹。到後來甚至有的人發展到裝病、自殘自殺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個農民，怕當紅軍，故意將自己的生殖器弄壞，或者乾脆投塘跳河自傷自殺了」

紅軍舊照（圖片來源：光明網）

戰爭傷亡不斷，人們的參戰激情也隨之下降，從1933年開始，蘇區群眾開始躲避當兵或當逃兵。

據1933年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博生之送去一團十二個連，而逃跑了十一個團營連長，帶去少隊拐公家伙食逃跑。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934年）》，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印，1992，第107頁）

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餘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於都發生大批隊員逃跑》，《青年實話》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據李一氓回憶，「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一點什麼東西，也偷著回來一兩次接濟家裡。因為他在家裡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裡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01，第156頁）而且逃跑的規模越來越大，「十餘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的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書走。」（《關於資城事變問題省委對資溪縣委的指示信》，石叟檔案008222/3745/0247）

到後來甚至有的人發展到裝病、自殘自殺以逃避兵役的地步，「有一個農民，怕當紅軍，故意將自己的生殖器弄壞，或者乾脆投塘跳河自傷自殺了」（1934年9月21日《紅色中華》第236期，第6版，轉引自王連花《動員與反動員：中央蘇區「擴紅」運動》）。可見人們對當紅軍的恐懼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對於蘇區群眾從積極參軍到逃跑甚至自殘的這種在轉變，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說：「擴紅初期人們自願報名參軍，然後是要動員報名參軍，最後被強制報名參軍；而有的人則躲起來或乾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劉守仁口述，田惠整理：《興國「擴紅」》，《黨史縱橫》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