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生育罪與罰

遙遠的過去，有一個國家叫歐麥拉，那裡的人民據說快樂又富足。

美好的背後，卻暗含罪惡。在城邦的某個陰暗地牢之中，有一個孩子處於極度痛苦之中，忍受一切非人的折磨——地牢之外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孩子的存在，但是他們相信生活的一切幸福都建立在這個孩子的痛苦之上；這個孩子一旦被拯救，那麼歐麥拉人的一切喜悅，瞬間將灰飛煙滅。

這是哈佛政治家邁克爾·桑德爾多次引用的一個故事，聽起來很魔幻，卻又有著無比真實。如果你是歐麥拉人，你該如何做？對於中國人來說，不用費心設想情境，一切正在實時上演，「計畫生育」政策，已使得中國變為現實版的「歐麥拉」：多年來，中國民眾一直有人被告知，只有控制生育才換來中國的穩定繁榮，計畫生育減少了4億人將降生，中國為世界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貢獻」。

因此，計畫生育成為公民義務，生育權也被交出，換來無數孩子的「不見天日」：根據中國衛生部年鑑顯示，中國計畫生育人口流產人數最高時達到了1437萬人，那一年是1983年。最新的驚心動魄案例來自陝西安康，一位懷孕7月的母親，據說因為沒有辦法交足四萬元罰金，在沒通知家人情況下肚中胎兒被強制引產，已經成型的孩子就在母親旁邊，境況令人慘不忍睹。

很可惜，上述邏輯並不成立，中國的繁榮並不維繫於計畫生育，甚至這一政策很可能對明天的經濟成長構成無法挽回的破壞。中國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達到峰值之後，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過是各種人禍天災的藉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國，卻需要更多孩子；換而言之，地牢外的國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時，無數「中國孩子」白白犧牲了，而預期中的繁榮並沒等來。

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惡，不由得我們反思其政策根源。中國的人口政策從來一筆糊塗賬，往往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更大的錯誤。

節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歐洲，20世紀初傳入中國，其主旨並非一味要求強制，在於從無節制生育中解放婦女。1950年初，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議節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於身後；告別毛時代的某一時期的鼓勵生育之後，官方從1970年之後開始實施計畫生育，設立計畫生育委員會，計畫「到本世紀末，必須力爭把我國的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

時至今日，中國人口情況究竟如何？這同樣充滿爭議。根據中國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中國總人口為1339724852人，對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人口增長率 5.84%，年平均增長 0.57%，已經屬於世界較低水準；而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計2025年中國將達到人口峰值14.41億人，2050年時下降到13.92億人，屆時第一人口大國地位將被印度取而代之——這一數據比起不少學界測算樂觀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億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計畫生育政策，不僅嚴重扭曲了中國人口結構，進一步也將使得中國的經濟因此遭受重創。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響經濟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其動力學作用之大超過我們想像，勞動人口比例、年輕人口比例、老齡人口比例、撫養比等因素，不僅直接影響噹下經濟，更可能進而影響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

在前工業時代，人口往往被視為負累，馬爾薩斯等理論應運而興；而在二十一世紀，經濟增長往往由生產率、勞動參與率以及人口紅利構成，如果輔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口可以突破資源的侷限，人力資本往往被認為最有價值的資本，這一點即使在過去以廉價勞動力著稱的中國也不例外。

經濟學上所謂「人口紅利」,表示一國適齡勞動人口佔總人口比重較大，同時撫養率比較低，這將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就中國而言，60年代人口紅利已經出現，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發揮，徒然成為人口壓力，白白錯過機會；直到改革開放釋放經濟活力，使得中國廣袤農村勞動力有機會得到兌換，為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的地位。

伴隨著人口峰值的預期降低，中國人口紅利在未來幾年行將結束將成為現實。按照學界普遍估算，中國的適齡勞動人2015年後將步入負增長,之後將進入與人口紅利期對應的人口負債期，經濟學家蔡昉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估算，人口紅利將大概將在2013年結束。

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人口老齡化日趨嚴峻。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佔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

日本紅利消耗之後，步入經濟停滯往往視為中國前車之鑒，但對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財富積累，中國的未來更加暗淡，看起來更像是未富先老，當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只是開始。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印度。其實在發展中國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計畫生育的國家。印度不僅在1952年就提出計畫生育，甚至其前總理甘地夫人曾經在1970年代試圖強硬推行，卻導致自身的下臺。此後印度的人口繼續膨脹，曾經被視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時移事往，伴隨著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變為印度的優勢，印度也將迎來人口紅利，而且或許將維持數十年——從印度15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來看，或許從2010年的7.8億持續增加，2030年將可能超過10億。

也正因此，不少人士斷言「龍象之爭」已分勝負，原因就在於人口結構變化。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經濟增速最快或許將2013年超過中國，很大一個原因就在於印度的年輕勞動力數量倍增。根據他們測算，在中國的老年撫養比率或將由2010年的39.1%達到2025年的45.8%，而屆時印度將由55.6%下降至 47.2%。

人口撫養比是考察人口紅利的一個很好參數，代表著勞動力人均承擔的撫養人數就越多，老年撫養比更可以表示一個社會的老年化程度。隨著老年撫養比的進一步提高，加上劉易斯拐點悄然臨近，中國的老齡化令人擔憂——當下的諸多鬧劇，無論延長退休年齡還是無理掠奪勞動者公積金，屆時恐怕都無法應對龐大的養老大軍。

中國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區別，還是在於生育率。聯合國的數據估算，每個印度婦女大約平均生育3個孩子，而中國婦女則平均只有1.7個孩子——這一數據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學者估計這一數字低於1.5，這低於維持世代更替的2.1門檻。

毋庸置疑，計畫生育政策的經濟不合理性已非常明顯；進一步審視，即使計畫生育具有經濟合理性，基於其反人性之惡，也應該被捐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家推行計畫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相適應。」如果計畫生育已經不能使得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難以一致，那麼為什麼還要繼續執行？

計畫生育政策從誕生之初，並非沒有時間期限。1980年 《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表示，「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三十年早已經過去，計畫生育可以休矣，其退出顯然阻礙甚多。任何機構和政策一旦形成，就有其路徑依賴與利益慣性，這也是為什麼大城市人口業已負增長情況之下，放開二胎政策尚且不能通過的根本原因。計畫生育政策推行多年，造成了大量的利益團體，利用生育權利設租尋租，大肆課罰；與之對應，赴港生子與赴美生子等現象，一方面暗示了中國中產階級的消極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生育權利因為貧富而更加不均，加重了社會底層的被剝奪感。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三十餘年，我們常為已經建立基本的市場經濟運作模式而欣慰，卻不知計畫的幽靈仍在逡巡，伺機進入包括指甲縫這樣的私人空間。計畫生育，無疑是其中最為隱蔽也最為惡劣的一種。

更進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規劃？無論哈耶克的自發秩序，還是最近離去的唯一的諾貝爾女性經濟學獎得主奧斯特羅姆「公共池塘」理論，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樸素而現實的真理:公共治理並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種方式，公共區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學更不應該成為反人道的幫凶，理性在人性與未知面前應該存有敬畏，政府並非全能。

每一個生活中個體，其實都天然是不自覺的經濟學家。很多自以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來似乎立竿見影，長期來看要麼無效，要麼只會擾動社會的自動調節。反觀中國傳統的養兒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實未嘗不是一種理性選擇。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會，通過多生子女來贍養自身，雖然原始卻有其效應，天然具有極強的經濟合理性與分散風險性，也是中國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從新加坡、臺灣等經驗來看，人口趨勢一旦形成，往往很難及時掉頭，屆時政策對生育的鼓勵其實效果令人懷疑。換而言之，中國現在放開計畫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額撫養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長也回天乏力。對於中國而言，這雖然可能有些晚了，但卻不得不做的一步，可以逐步推進，從放開二胎、一線城市開始試點——這不僅關係未來中國的發展，更涉及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益。

毒樹不結善果，建立在反人道基礎的一時繁榮必然難以持久。回到奇幻城市歐麥拉，這裡居民並不真正快樂。很多人見過那個孩子之後，無不充滿自責卻無力改變現狀，只好選擇逃離歐麥拉。

這何嘗不是中國的現狀？陝西安康引產案曝光之後，任何關於計畫生育的辯解都蒼白無比，甚至關於計畫生育是否符合經濟發展的論證也顯得無不偽善。習慣工具思維的國人，能否這一次從心靈而不是僅僅大腦來判斷是非。「救救孩子」，應從逐步放棄計畫生育開始，切切不淪落如游吟歌手周雲蓬所唱，「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