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三座大山非幾代人不能搬動

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彷彿讓手握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國看到了希望，而在全球性的危機高峰期，歐亞峰會在中國的召開，更似乎造就了「中國盟主」的假象。先拯救，再主宰，是很多人關於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之王的美好設想。

但是，大國的興亡，絕不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樣的簡單輪迴。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僅無法成為救世主，而且在近期更是面臨深刻的危機。

中國更需要自救。

這絕非危言聳聽。

中國經濟的三座大山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面臨著三座大山，此三座大山高聳入雲，恐非幾代愚公不能搬動。

第一座大山，內需與外需失調。

中國經濟的外需依存度達到了70%，是全球經濟大國中，對外經濟依存度最大的國家。中國一直沾沾自喜的所謂「全球第二大債權國」，正反映了其外向型經濟的特質。本次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海外訂單將急劇減少，對經濟造成重創。在浙江，廣東等眾多靠出口拉動經濟的地區，成千上萬的企業倒閉。

受消費水平所限，內需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改變。加上外需急劇萎縮，未來中國經濟將面臨巨大考驗。

第二座大山，產業結構的不平衡。

本次中國的長期通漲，表面上看是熱錢過多，實際上則是因為產業結構不合理所致。大量的錢湧入地產等暴利行業，真正需要錢的行業，則資金緊張。造成實體的普遍萎縮。

另一方面，大多數爛透的官辦企業佔據了很好的行業不讓民間資本進入，不僅如此，近幾年來中國的國企還有愈來愈強的壟斷之勢，在印度誕生米塔爾鋼鐵等世界性巨頭的時候，中國的鋼鐵行業，卻靠行政命令，製造一些全運會冠軍。效率低下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因其壟斷貿易權，使上千家效益良好的民營石油企業無法生存。

壟斷企業的膨脹與民營企業的萎縮，將傷害中國未來的經濟根基。

第三座大山，社會分配結構的不合理以及由此產生的畸形消費。

在北京，一邊是豪華的別墅，裡面住著山西煤老闆，一邊是古老的四合院，住著城市貧民。這兩種極端消費，其實表明瞭中國社會貧富分化嚴重。極端富有者，追求畸形的高消費，而龐大的低收入者，則是一種大面積的低端消費。

最能說明中國消費結構畸形的是，窮如中國者，竟然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大國，在奧運盛事經典的財富盛宴背後是捉襟見肘的公共事業支出，而地方財政對房地產業的嚴重依賴又將貧困階層的安居夢想擊得粉碎。

並且，近些年雖然國家GDP保持了高速增長，但是工薪階層的稅負也居高不下，加上節節攀升的CPI指數，國富民窮已是當下的現實。對於剛剛幻想可以分享國企財富盛宴的中產者又在新一輪股市暴跌中成為國企圈錢的犧牲品，如果中國不能消除過大的貧富差距，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將陷入長期動盪之中。

危機：從高原迫降

中國不可能永遠高速增長。

我們非但沒有救世的能力，更需要先自救。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一直只是半開放，即經濟領域的開放與政治領域的封閉，後起的越南，已經走在我們前面，大國崛起，永遠不只是器物文明，社會體制的改革，主流價值的普世，才是未來強盛之道。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保持大約平均10%的年增長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制度紅利，是國家從壟斷走向市場開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這種飛躍，只有在國家的重大變革的轉型期才出現。

日本從明治維新到20世紀初近30年，從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餘年，兩次的飛躍其實也是一種制度紅利。前一次是明治維新，後一次是在美國主導下掃除封建殘餘的二次現代化。德國的兩次飛躍，從本質上說，亦是拜制度紅利所賜。

從近現代以來大國崛起的軌跡來說，一個國家的飛躍期，不可能無限長久。

美國從內戰結束後的1880年代到20世紀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戰後到60年代的所謂黃金時代，兩次持續繁榮期，均不過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國只出現過一次，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大約是30年左右。同樣，中國的高速發展，也不可能永遠持續。

對比這幾個國家和地區的觀察，我們要問，中國的增長期還會持續多久？今年中國GDP首次跌破10%，或可為未來的先兆。

全球最著名的未來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曾經提出一個關於增長的疑問，從人口、農業生產、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和環境污染幾個方面闡述了人類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模式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它向人類發出嚴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時代；有限的資源正消耗殆盡；環境污染正趨於嚴重；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已開始威脅人類的文明與生存。可行的辦法是停止人口和工業投資增長，以達到「零增長」的全球性均衡。

而事實上，國家的增長，正如一個行業的增長，是有週期的，從高速發展的飛躍期，到平穩發展的穩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長」的長期徘徊期，直到發生大的社會變革，開始另外一個高速發展期。

就目前而言，中國正在從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高速期嚮往平穩期過渡，可以預見未來的中國發展速度，不可以永遠持續，而一旦中國步入平原期，要在強國的競爭中勝出，將會變得更為遙遠。

大國爭雄的制約

從全球歷史來說，大國的崛起，均有其獨特的時勢。

西班牙，荷蘭的崛起，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文藝復興之後，世界走上近代化的開始，發現新大陸之後，海外貿易與海外殖民成為新的發展模式，荷蘭與西班牙剛好處於當時的航海中心地帶，故此富強。

而後起的英國，則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國家，其崛起的本質，既在於引領工業革命的先聲，又開創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在當時世界上處於先發優勢。其後崛起的法、德、美以及更後起的日、俄，均崛起於世界的前列，當時完成國內革命和初步工業化啟蒙的國家，放眼全球，不過十餘國，而整個世界，尚處於舊時代朦昧的尾聲。甚至日本因為在亞洲早崛起幾十年，就可以打敗龐大的中國。

但是，當今日中國崛起之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持續至今，全球民族國家，均已經啟動現代化歷程，中國並無先發優勢。

此外，作為後發國家，中國的崛起必然受到既有大國制約。特別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崛起，某種意義上具有依附性。二戰後兩國均由美國佔領和完成現代化改造，美國逐步將其培養成衛星國，他們共同的特性是：高素質的國民及由此造就的豐富人力資源、貧乏的國內資源和國內市場，可以納入美國的體系，而不太可能成為獨立的不可控的經濟體。與美國經濟的巨大互補性，是日本、德國迅速崛的重要原因，臺灣、韓國某種意義上也是走的這條路。

但是中國與美國非常類似，都是資源消耗大國，擁有廣闊的國內市場，豐富的人力資源。日韓的崛起得宜於與美國的互補，而中國注定是美國天然的對手。目前，佔世界GDP總量的5.5%左右。但是卻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僅次於美國。鋼材消費大約佔世界鋼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超過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0%以上。

中國GDP卻只有美國的大約四分之一不到，資源消耗卻僅次於美國，中國消耗的資源，比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加起來的總和還大。如果中國要達到美國同等發達程度，縱使集全世界的資源亦不可得。如果全國每個人都如美國一樣，能夠一家一輛車，則全世界的鋼材將會不夠用。

在美國已經擁有先發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在未來很長的時期內，都無法取代美國。同時，中國的崛起，也意味著與美國等大國爭奪世界資源和市場。

金磚四國的競爭均勢

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中，關於新興國家興起，並逐步取代傳統強國的假設，已經普遍流行。在未來20年，金磚四國取代西方七國集團，已經不是神話。

更值得注意的是，未來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僅面臨著與美國等傳統強國的競爭，也面臨著新興國家之間的競爭。特別是在中國，俄羅斯，印度之間，未來三國的崛起，必然伴隨著相互之間的制衡。

除中國之外，俄羅斯也被普遍稱為「下一個美國」，近年來俄羅斯，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年平均增長超過6%。俄羅斯希望能夠重振超級大國雄風。

俄羅斯國土面積雄踞世界第一，其資源儲量佔世界資源總量的21%，亦居第一。特別是石油資源豐富，在經過休克療法之後，掃清了體制障礙，初步建立了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構筑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體制，不僅為俄經濟持續發展奠定了綜合性基礎，也使俄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消除了體制障礙。我們可以看到，普京吸取了葉利欽時代的深刻教訓，將民主自由價值觀和俄傳統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等價值觀嫁接，實行強總統、小政府和弱議會的強人治國模式，基本符合俄羅斯的國情民意。

印度，則一直宣稱要成為未來的亞洲世紀的主角。由世界第二大人口所支持的龐大內需動力，龐大的年輕而接受教育的人力資源，以及印度在法律系統、金融體系的建設和教育上，都要優於中國。只是由於基礎設施的落後，印度發展速度才落後於中國十餘年，而最近十幾年，印度增長勢頭強勁，而且表現出了持續繁榮的跡象，龍象之爭廣受關注，即表現了印度與中國到底誰能更勝一籌的長久懸念。

新興國家的群體崛起，反容易出現均勢競爭的格局。在資源與市場領域競爭的日益激烈，將使各種崛起力量分化。新興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將成為未來經濟中重要的一級，但是無法產生一個獨立的、成為全球經濟中心的大國。

新興國家的群體崛起，反容易出現均勢競爭的格局。新興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將成為未來經濟中重要的一級，但是無法產生一個獨立的、成為全球經濟中心的大國。

中國：田野上的希望

百年歷史的屈辱，讓中國普遍有一種重歸世界中心的民眾心理，在這種亢奮的民族情緒引導下中國如果不能謹慎地面對這場危機，則不可避免地步入深淵。

事實上，從國企的拼裝整合到整體上市，無不向外界透露參與世界競爭，邁步世界舞臺的信息，可成效如何，這些拼裝的國企正規軍只能仰仗政治力量在一些欠發達國家參與競爭，更可悲的是，他們無視商業準則將國內財富的原罪也視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拉美最大的中資企業「首鋼秘鐵」由於漠視勞工權利，引起了秘魯員工大規模遊行示威，不僅經濟上損失嚴重，而且聲名狼藉。在非洲，中交集團的工程備受當地媒體抨擊；中投的海外投資也接二連三地傳出巨虧的噩耗。

從我們改革開放的路徑來看，中國今天的取得的成就只能說是在曾經地走投無路下被逼迫下所作出一些制度性改良的副產品。大多數時候中國政府的政策方向都是在錯誤中尋找光明，每一次的制度變革都是自下而上地產生然後被上層建築所吸收合法化，真正推動商業進步的是民間力量，我們的制度體系內部嚴重缺乏促進這種社會變革的自主力量。

雖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制度成本，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很多行業的大門仍然是緊閉的。相反，如果我們僅僅看到奧運開幕式的豪華盛典而忽視了體系內的缺陷，在民族情緒的驅使下，我們未來的希望是值得擔憂的。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其生生不息的根本動力來自於內的制度吸引力，一個國家好的制度就在於不僅可以吸引本國人樂業創業，更可以吸引外國人安居定居。雖然華爾街有大量失業，但是世界各地的精英仍然對美國趨之若鶩，一個國家的吸引力不是口號喊出來的，這種內生的吸引力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競爭力。

自世界步於近代和現代以來，曾經誕生的世界性霸主有西班牙、英國、美國。而此前兩大霸主，都已經日落西山。而美國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是在近代可以崛起成為世界盟主，這與其富有吸引力的創新制度設計密不可分，而昔日的盟主大都因為制度的官僚化而淪落為二流國家。雖然此次金融危機對美國的經濟造成了巨大打擊，但是其內部的制度創新能力並沒有受到損失，相反讓更多的美國人認識到自己制度的缺陷然後進行變革。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我們不能抓住機遇進行深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不僅無法取代美國，並且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有越拉越大的危險。

當然，此次金融危機對於中國也是一次絕無僅有的機遇，因為這種迫使中國調整政策方向、轉換增長模式的壓力不是一件壞事，只有在壓力面前，才有可能讓體系內保守的利益集團作出相當的讓步，從而讓政府到民間形成了一個合力，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

值得稱道的是，在這次危機面前，中國政府將將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視線投向了廣闊的農村，這樣的決策更可以說是一次深刻的制度變革；因為伴隨經濟的發展，大多數農民已經初步完成了自我意識的啟蒙，而城鄉二元格局的制度落差，更可以讓廣大農民從自我利益的基礎上思考和參與制度的改良過程，而這種基於農村的變革與中國最大多數的人的利益建立了聯繫，其力量的迸發比前兩次土改更加富有生氣。

我們期待中國，我們也期待在農村的希望田野上誕生的制度變革。

而這，才真正是中國的未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