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紛爭絕不僅僅是貨幣戰爭，而是當今經濟外交戰的全新表現形式，是重商時代以鄰為壑的貿易戰的延續。
每隔幾年就發作一次的匯率戰，是美國金融規則對高成長性的製造業經濟體的圍剿。高成長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困擾是：如果不增加外匯儲備，就會陷入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資不抵債的困境；如果大幅增加外匯儲備，必然導致本幣升值，進而削減本國經濟的競爭力。
通過匯率戰爭，全球經濟自上世紀70年代石油戰爭以來，大致有驚無險平穩發展，付出的代價是讓一度位居於美國之後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失落了二十年。而現在，壓力轉到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頭上，中國2.5萬億的外匯儲備如孩童抱璧過市，岌岌可危。
現實情況是，只要美國經濟一天不復甦，人民幣匯率的壓力就不可能下降。但人民幣匯率左右為難：既不能一次性大幅上升20%到40%，否則將導致出口主導的實體經濟面臨毀滅性打擊；也不能每年緩慢升值，連續升值數年，這相當於向世界熱錢發出資產價格上升的盛宴邀請函。微幅升值更加限制了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使中國央行不可能在全球低息潮中獨自加息。
為了找到突破口，這幾年中國政府正在大力建立基礎社會保障體系，近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IMF會議上表示，「在中國，我們有一套提高內需的計畫，包括消費、社會保險體系改革、增加農村地區投資等。」
這樣做是正確的，但遠遠不夠，建立基礎社會保障體系過晚，對於基礎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過少。並且，建立基礎保障體制不等於直接促進內需，考慮到農村地區一個月100元人民幣左右的社保基金，不可能促進多少消費，更不可能降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與國內通脹的壓力。
中國必須有長遠的戰略思維，趁勢建立起獨立的貨幣體系與市場化的金融機制，把匯率壓力轉化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契機。獨立的貨幣政策應該超越於行政權力之上，獨立的貨幣管理系統應該與行政機構獨立並行，成為中國經濟的有效防火牆。
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獨立的貨幣體系至關重要，在人民幣邏輯中，以內為主，以外為輔：國內貨幣的穩定、與財富增長與居民購買力相匹配的貨幣是經濟穩定的支柱，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平衡，只是貨幣漲跌變數中較不重要的一環。
中國貨幣政策必須堅決頂住來自外界的種種壓力，以德國匯率市場化為師，避免重蹈日本高匯價低利率製造資產泡沫的覆轍。
是的，人民幣固然面臨極大壓力，但美國等國何嘗不是如此？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是相等的，如果中國製造業遭遇嚴峻考驗，那些做夢希望把精密儀器出售給中國的國家，那些通過人民幣升值而減少債務的國家，將大夢初醒，發現他們失去了長久的收入之源。
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速較高，中國的CPI有必要比歐元區高，維持在4%左右，一旦超過這一範疇，央行必須毫不猶豫地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輔之以加息手段，保障國內的貨幣購買力。同時，堅定地、毫不手軟地抑制資產泡沫，從利率、稅收等方面著手，防止中國經濟被投機家們掏空。
國內金融市場化是當務之急。中國已有的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應對外匯支付綽綽有餘，沒有必要把絕大部分外彙集中於官僚之手，當務之急是進一步放鬆結售匯機制，增加人民幣債券產品，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以藏匯於民的形式化解巨額儲備集聚於政府的壓力。與其用外匯儲備為別國買單，不如藏匯於民，分利於民，讓民眾自己找到外匯使用的方式。
另一方面，國內金融市場化刻不容緩。目前國內在溫室保護下的金融機構大多數效率低下、理財能力堪憂，所謂代客外幣理財成為代客虧損的同義語。這使得政府對於資本項目的開放心有餘悸。截止2009年9月外圍股指走出一波較大反彈以來，70%的 QDII基金累計淨值在1元以下。如果國內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市場體制，如果金融與投資人才蓬勃而出，中國還會面臨目前外匯儲備淨等虧損的尷尬局面嗎？
有人將大型金融機構上市等同於市場化，這是徹底的本末倒置。上市並不等於市場化，並不等於公司治理結構的好轉、盈利結構的改善、並不等於金融機構擺脫政府金庫的尷尬地位，大多數時候，上主市只是壞帳倒逼下的權益之計，只是國有資產套現的武器，就如今年上半年的銀行類上市公司在A股市場集體再融資一樣。
中國製造業不能承受匯率壓力之重，中國產業結構轉型異常艱難，重要原因之一是對民營實體經濟的過重稅收，多數民營企業主無奈成為投資客，44%的民營企業涉及房地產，從珠三角到長三角越來越多的民間資金成為風險投資資金。新三十六條遭遇國企壟斷的南牆，到現在還是一場對民營企業的政策秀。
匯率紛爭源出境外，但與中國內部體制改革密切相關。
在外御壓力爭取匯率緩衝空間的同時，推進國內金融與實體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才是重中之重。只要國內市場化改革成功，人民幣匯率才能如馬克一樣，揮灑自如。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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