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轉折關頭。如果不能順利度過難關，中國經濟未來將面臨失去的三十年，與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併肩，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轉型成本的支付者；如果能夠同心協力闖過難關，建立獨立的貨幣體制、以法治主導的市場規則掃除權貴機制，賦予普通國民發展機會均等「中國夢」，那麼，中國不僅將有持續發展的三十年，還將有持續健康發展百年的後勁。
此次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以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的方式呈現。貨幣爭奪戰是上世紀80年代之後全球貿易對抗最重要的形式，自從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紙幣成為無根浮萍之後，貨幣對抗業已取代了原有的重商主義理念支配下的關稅對抗模式。80年代以來，我們見證了拉美、日本、東南亞等一系列經濟危機，所有這些經濟政治戰爭無不以貨幣市場作為主戰場。進入21世紀以來，貨幣戰爭主戰場轉移到中國，目標是人民幣匯率。
對這場政治經濟之爭的嚴酷性不應抱有任何僥倖心理。寄希望於美國國內不同的政治派別、寄希望於歐美之間的對抗，擴大中國經濟在夾縫中生存的空間是不現實的。無論哪一派上臺，無論美國中期選舉的結果如何，美國的經濟利益與國家利益是共同的：民主黨的出口戰略需要弱勢美元，共和黨的發展金融生產力戰略更需要向外資徹底放開的中國金融市場，兩者殊途同歸。
9月30日，美國眾議院以高票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10月5日，日本政府與央行將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從現行的0.1%降至零至0.1%就是明顯的標誌。此舉相當於直接封堵了中國加息之路，使中國、澳大利亞等國直面嚴峻的通脹壓力。
思考經濟問題，只有參照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兩個向度才能週全。日本作為美國最堅定的盟友，在日美經濟出現根本利益衝突之後，率先成為炮灰，中國與美國的信任與利益同盟關係不可能超過日美，寄希望於美國某個政治家的仁慈，將成為天底下最不靠譜的賭徒。
中國經濟疲於應對數重考驗：匯率面臨巨大升值壓力，資產品價格泡沫尾大不掉，市場化遭到權貴勢力侵襲。
全球央行達成新一輪妥協之前，人民幣面臨的壓力有增無減。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計算結果，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人民幣低估了40%以上。9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國會眾議院舉行的人民幣匯率聽證會上暗示本輪人民幣升值幅度至少應達到20%。按此幅度，在2005年匯改之後，人民幣兌美元總體升值 40%。
人民幣一步到位升值20%，中國以出口主導、餬口為主的中低端製造業難以存活。我們絕不能以2005年中國央行第一次匯率名義匯率上升將近20%，中國製造業並未垮臺為例，力證中國製造業能夠承擔20%的壓力，別忘了金融危機之前沿海製造企業的倒閉風潮，只是金融危機之後的巨額投資才挽救了這個企業。
中國資產品價格高居不下，日本地產泡沫崩潰前，房地產總市值為當年GDP的2.5倍左右，美國次貸危機之前總市值為GDP的2倍，目前中國正在2倍左右，資產泡沫存在崩塌的巨大風險。
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遭遇權貴侵襲，則體現在各個方面，從證券市場的投資腐敗到公務員招生中的世襲現象，暴露出低效企業堵塞了高效民企的實體拓展空間，裙帶關係粉碎了普通民眾的「中國夢」這一經濟發展的致命威脅。
匯率紛爭源出境外，但與中國內部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外御壓力爭取緩衝空間，內推國內法治主導下的市場化改革，才是重中之重。
中國必須有長遠的戰略思維，建立獨立的貨幣體系與市場化的金融機制，把匯率壓力轉化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契機。獨立的貨幣政策應該超越於行政權力之上，獨立的貨幣管理系統應該與行政機構獨立並行，構建中國經濟的有效防火牆。
在堅持對外開放的同時，實行法治原則下的公平市場經濟，打破壟斷，向國內資金開放金融與實體市場，以活躍的國內市場抵銷外需減少的衝擊，以更有適應力的草根金融人才而非豢養的御用投資者參與國際競爭。
中國的2.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應對外匯支付綽綽有餘，不必把絕大部分外彙集中於官僚之手，進一步放鬆結售匯機制，以藏匯於民的形式化解巨額儲備集聚於政府的壓力。與其用外匯儲備為別國買單，不如藏匯於民，分利於民，讓民眾自己找到外匯使用的方式。
中國製造業不能承受匯率壓力之重，原因之一是對民營實體經濟的歧視性稅收與市場准入政策，44%的民營企業涉及房地產，從珠三角到長三角越來越多的民間資金成為風險投資資金，成為資本貨幣市場的熱錢，使民間財富使用方式越來越劣質化。新三十六條絕不能成為對民營企業的新政策秀。
面對美國政府的升值壓力，德國堅決抵抗取得成功，日本順從失去發展機遇。德國的做法是，擴大歐元區市場一體化保障內需，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信用，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統與嚴格的稅收抑制資產品價格投機。
市場、法治與信用，這些普世價值觀，既能讓德國在匯率戰爭中獲得主動權，也是中國獲得未來百年發展的金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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