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國家套住農民的又一道枷鎖（上）

統購統銷時期的糧票制度

為反駁毛派人士的謬論「三農問題是改革開放產生的」而作。

一、統購統銷制度的由來

新中國建政之初，城鎮總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4年的8249萬，5年增長了43％。(《中國統計年鑑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81頁。)糧食部統計的1953年城鎮人口為9182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收購數由1950年的355億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億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當時中央14個直轄市(京、津、瀋、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1950年為100，1951年為 147，1952年為228，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章乃器：《五年來的糧食工作情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於是，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的決議》。這一決議是根據陳雲的意見，由鄧小平起草的。所謂「計畫收購」被簡稱為「統購」；「計畫供應」被簡稱為「統銷」。後來，統購統銷的範圍又繼續擴大到棉花和食油，以至於與人民生活有關的各個方面，諸如肉蛋、蔬菜、食糖、棉線、煤油、肥皂、香菸、手紙、服裝、自行車、手錶等，成為整個國家的購銷制度，一直綿延了40年。

該制度實行之初，對於保障供應穩定社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統購統銷制度是如何實行的？

楊繼繩先生的《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一文指出：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佔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從表3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造成了農村糧食十分緊張，後兩個年度的徵購數不得不下降。國家收購的應當是農民的餘糧，但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也收購走了。超過餘糧部分稱為「過頭糧」。由於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返銷給農村的糧食中徵購糧食的比重達38.9％到49.3％(見表4)。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政府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放心，「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頁)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了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

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頁)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關於統購統銷的報告》，1955年)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頁)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國務院第一辦公室：《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51億斤，佔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瞭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浙江省農村工作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244頁)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像。」(《杜潤生、袁成隆關於浙江省農村情況的報告》，1955年4月11日，《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第242頁)
　　
在統購統銷期間，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在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湖南常德地委做出決定：「對破壞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常德地區志·糧油貿易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2頁)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雲南省志·糧油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頁)。四川省德昌縣在1954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縣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頁)。1953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縣誌》，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第449頁)。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頁)。
　　
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1955年李先念副總理的《關於統購統銷的報告》報告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
　　
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
　　
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做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 1957年6月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多征少銷　確保庫存
　　
《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還寫道：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1957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50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全國糧食會議文件》，1957年7月)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430億－450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480億－500億斤庫存，最好能有600億斤庫存。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8月31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850億斤(《1957年第二次糧食會議文件》，1957年8月)。這次會議初步認定1957－1958年度糧食徵購計畫為856.32億斤(貿易糧)，銷售計畫為757.20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18億斤，出口36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億斤補進庫存。1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1.15斤到1.2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

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這次糧食會議上定的計畫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畫減少到852億斤，銷售提高到767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31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3685億－3700億斤，比上一年增產35億－50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裡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裡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裡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852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847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767億斤，減為748億斤。軍糧18億斤和出口36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畫由原來的31億斤增加到45億斤。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58]104)，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鉅，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畫，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 1957－1958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920.11億斤，銷售842.09億斤。徵購比計畫增多，銷售比計畫減少。在博弈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農民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餓死人最多。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畫司1962年統計表。)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待續）

註：表3、表4應順次改為表2、表3，但我沒改了，望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