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聲》電影中 酷刑劇照
刑訊逼供,古已有之。但歷來都受道義譴責。特別是時代變了,《世界人權宣言》頒布以後,人權被明確為全人類的最高價值觀,地球進入到了空前文明的新時期。戰俘——戰場上你死我活的敵人都不許虐待,豈能容對尚未定罪的公民濫施毒刑屈打成招?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在近幾年明令禁止以前,刑訊逼供一直是光榮傳統。
「哪個朝代沒有冤死鬼?」——此話不錯。但動用國家暴力刑訊逼供,大面積製造冤假錯案,就規模而言,現代中國的確無與倫比。
一、中共刑訊逼供的首創者
肅AB團運動開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血腥肅反的先河。毋庸置疑,其間刑訊逼供大顯神通。(AB團是江西國民黨內的反共組織,1927年4月2日在共產黨暴動中瓦解。以後不復存在。3年多後毛髮動的肅AB團運動,實質上是假肅AB團之名鏟除革命隊伍內的異己力量)
毛澤東發動的這第一場暴力運動始於1930年2月。在紅色革命草創時期,在小小的贛西南蘇區,在僅有幾萬人的革命軍民中,共產黨殺共產黨,殺了5000人! ——大大超過國民黨軍隊的戰績——其主要手段就是刑訊逼供。
當時,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當時的凶手們並非自作主張,而是遵命而行——
6月25日,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姦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
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 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新領導人、毛的老部下曾山,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分子,信中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扑滅」。 「務必會同李同志(筆者註:指毛的愛將、肅AB團運動指揮李韶九)立即執行扑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因此,紅20軍官兵被逼上樑山,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富田事變,激發了江西蘇區黨內同志、紅軍官兵對毛澤東更大的不滿情緒。但毛毫無愧怍,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在這封答辯信中,他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麼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在毒刑之下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他們系貨真價實的「AB團」。
這是革命道理嗎?
就是這種邏輯,在滅絕人性的紅色革命中備受青睞,於是迅速蔓延全國蘇區,刑訊逼供大發其威,自己人殺自己人,總數不下10萬之眾!——提著腦袋造反的革命者,沒有被敵人槍殺,卻倒在了領導者和同志們的棍棒鍘刀之下(其時缺乏槍支彈藥)
現今仍在中國發生的酷刑逼供
二、群眾運動——刑訊逼供最大化
毛澤東偏愛群眾運動——因為群眾運動的個性與毛澤東惟肖惟妙:富有激情,易於衝動,無法無天,恣意橫行。
在毛澤東接連不斷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刑訊逼供無不大顯神通。
置身其中的每一個人——包括打手、劊子手,無不提心吊膽,膽戰心驚!
在無數史料中,所有受過酷刑的人,幾乎異口同聲說過同一句話:生不如死啊!承認不行,不承認也不行!
最後,受刑者無一例外,全都鸚鵡學舌:你叫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
三、毛澤東時代,刑訊逼供——國家暴力創奇蹟
短短28年,毛澤東連續不斷地發動整人害人的政治運動,刑訊逼供大施淫威,整了一億多人整死兩千多萬,創造了遺臭萬年的世界記錄。
四、新時期,國家暴力製造罪惡規模大大縮小,但冤案依然不斷產生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中央果斷中止政治運動,因而國家暴力製造罪惡的規模大大縮小。但由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專制之下缺失公正,刑訊逼供照舊肆虐,因此冤案依然不斷產生。
(本文略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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