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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推遲的祭奠 ——訪「六四」難屬黃金平

2010-06-11 13:40 作者:張敏 桌面版 简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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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二十一週年。紀念日之後三天,我採訪了幾位「六四」難屬,她們談到今年祭奠親人的心情,談到難屬祭奠親人受到警察監視干擾,難屬黃金平被迫推遲祭奠「六四」遇難親人。

*「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紀念日過去,很長時間心難平靜*

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安葬著「六四」遇難者王楠、袁力、楊燕聲、段昌隆、郭春珉等。

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1989年十九歲,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6月4日凌晨遇難。

談到今年6月4日在北京萬安公墓舉行的祭奠追悼活動,在北京家中的張先玲女士說:「‘六四’難屬黃金平的丈夫、遇難者楊燕聲安葬在萬安公墓。6月4日那天黃金平和警察發生了比較激烈的衝突,最後她沒有去,沒參加成那天的追悼會。

我們萬安公墓6月4日悼念儀式基本上和每年程序差不多,今年有點出乎我們意料的是當局對我們打壓非常厲害。我們想,又不是五年、十年的,今年為什麼打壓得這麼厲害?據警察說今年是公安局局長新上臺,他害怕。今年差不多每家難屬都有警察跟著,而且還不止一、兩個,要求我們坐他們的車,不許我們坐自己的車去。

到6月4日這天。。。我們難屬年紀大的比較多,袁力的父親病得厲害,他媽媽沒有來,家人派了一個代表來的。郭春珉的父母也是有病不能來。還有些人是在外地沒法來。因此,今年參加萬安公墓祭奠的人應該說一點也不多,十二、三個人的樣子。自然規律不可逃避,以後人可能會越來越少,但即使是有一個人活著,我們也會接著做下去。

人會越來越少,但我們的心和決心還是一樣的。可是看著我們的人反而比往年還要多,很多便衣在外面看著。

難屬黃金平說,在警察監視之下追悼親人,這是一種什麼‘和諧社會’呀?她堅決抗議,非不肯坐警察的車來,因此就沒有來成。

其他難屬。。。到今天大家心情還是沒有很平靜,當年親人在暴力下的突然死亡,很長時間我們都不會很平靜的。每進到五月中旬,心裏就會很不舒服,一直到‘六四’過後要好長時間才能夠安靜下來。」

*關於八九「六四」*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

(各界遊行錄音片段)

<呼喊>「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剷除官倒!」「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當時實況錄音剪輯片段)

<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

(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人喊聲>

*丁子霖女士與「六四」難屬群體*

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裡,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學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丁子霖和難屬們一起,已經尋訪到203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71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群體被稱為「‘六四’難屬群體」或「天安門母親群體」。

*「六四」難屬黃金平女士:二十一週年那天我要去祭奠親人,受到警方干擾*

今年6月7日,我採訪了因為警察干擾被迫推遲祭奠親人的「六四」難屬黃金平女士。

黃金平談「六四」二十一週年當天情況:「6月4日那天我沒有去(參加萬安公墓集體祭奠)。因為從6月1日開始就有警察看管了。我跟他們說好,6月4日早晨八點半,讓他們的車到樓下,每年我們都是九點集體祭奠我們的親人。

4日早八點半我下樓的時候,警察說‘不走,等我們所長’。我說‘為什麼?’他說‘所長還沒來,時間要錯開。’

我說:‘為什麼要錯開?我現在要去祭奠親人,你就現在走。’

他說:‘現在不能走,就得等著。’

我說:「那我不去了,我抗議你們的行為!’我就回來了。

九點多鐘,他們給我打電話,說‘所長來了,跟著一塊去,你下來咱們走吧。」

主持人:「今年你們定的是幾點?」

黃金平:「定的是九點。」

主持人:「已經晚了。」

黃金平:「對。而且他也明確說了‘你們不能見面,就是錯時,給你們錯開。’我說‘我們一起祭奠,互相慰藉、安慰。對不對?你們‘錯時’不讓我們見,讓我自己去,我祭奠親人,兩個警察往那兒一站,如果是你,你什麼感覺,什麼心情?我要是服刑人員,你恩賜我祭奠親人,你們在旁邊監視,可以。我是合法公民,我沒有犯法呀!你為什麼要限制我呀?’

他說:‘你到底是為了去,還是為了見人?’

我說:‘我們一起祭奠親人有什麼錯嗎?’

二十週年的時候。他們就這麼做了,把我們(難屬)分開,開著車直接從後門進去。我在那兒祭奠親人,旁邊有兩個警察在那兒看著。後來他們跟我說,看到那個照片(我們一家三口的照片),他們心裏也很不舒服。他們說‘挺好的一個家庭,我們很同情你’。我說‘我很感謝你們,有這種良知’。

今年我們難屬要一起祭奠,我說八點半,他們堅持等到他們所長來,九點多了再走。我說‘我不去了,什麼時候想去,我自己去。我是個公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安排,我抗議你們這種行為,在我祭奠親人的時候,你們一定要跟著我,在旁邊監管我。我祭奠親人有什麼錯?這就是和諧社會嗎?’」

*黃金平女士:被迫推遲的祭奠*

主持人:「後來怎樣?」

黃金平:「我一般到這個日子,心情就特別不好,昏昏沉沉,4日、5日我就沒下樓。 6日,就是昨天,上午九、十點鐘,我才去的萬安公墓。我自己去祭奠了親人,祭奠我愛人楊燕聲。」

主持人:「警察守在您門口守到幾號?

黃金平:「聽他們說是到5日。」

主持人:「您看到幾個警察在您樓下?」

黃金平:「一個。」

主持人:「有車嗎?」

黃金平:「有車,在門口。沒用警車,用的是一個白色‘捷達’車。」

主持人:「挂的是警方牌子嗎?」

黃金平:「沒挂車牌。」

主持人:「警察穿警服嗎?」

黃金平:「有時穿警服,有時不穿。」

主持人:「男警還是女警?」

黃金平:「男的,就是我們這兒‘管片’的。經常的,我這兒每年都有。您知道十五週年的時候,我這兒出事。把我和丁子霖、張先玲我們三人一起抓了。從那以後,他們對我就非常嚴了。到敏感日、關鍵的日子,全都是。」

主持人:「能不能談談今年您祭奠親人的心情?」

黃金平:「6日我到了萬安公墓存放骨灰的地方簽到,哪裡人說‘您怎麼今天來了?’我說‘是,我應該4日來,因為他們要看著我,讓我單獨,要監視著我,我抗議他們,不希望他們跟著,所以選擇我合適的時間來了。’

二十一年了,對於我來說,就是昨天的事情。不是想用時間就可以把這事情忘掉,讓人們遺忘。想用謊言把這事情掩蓋,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黃金平女士:回憶丈夫楊燕聲1989年6月4日遇難和尋夫經過*

主持人:「二十一年前,您的先生楊燕聲那天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離開家到現場的?」

黃金平:「這之前,他們報社。。。當時北京大家都是在做這件事情(上街遊行請願)。因為原定6月4日我要參加一個考試,我們就睡得比較早。傍晚的時候我們倆帶著孩子,孩子一歲多,我們到崇文門去看了看,覺得沒什麼,不會有什麼問題就回來了。睡覺把窗戶都關了,家裡就那一間屋子,也沒有聽到(外面的聲音),那幾天睡眠也不夠,睡得很實,什麼都沒聽到。

然後是鄰居敲門,說‘燕聲,燕聲,快點!他們開槍了!’,我們倆‘噌’的就起來了。因為是樓房,合居的(單元),我們就跑出來。他就給我們講‘開槍了,坦克壓人’,怎麼怎麼著,我聽著他(我丈夫楊燕聲)說‘真是法西斯’。這是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我還在聽,再回頭找他,就沒有了。但我當時也沒在意,跟鄰居大媽說‘您給我看一下孩子,我今天要到西直門考試去’。等我要走還沒走的時候,他們《體育報》社來人了,告訴我楊燕聲在協和醫院,可能當時接電話沒聽清楚。當時是北京醫院的人打的,後來我找到他,他告訴我是他給《體育報》社打的電話。

楊燕聲是6月4日早晨五、六點鐘出去的。七點多鐘,他們《體育報》社就來了一個人,告訴我他受傷了,說在協和醫院。我騎自行車趕緊就奔協和醫院。那兒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讓進了。我在後門,我說‘我跪下求你們讓我進去!因為我愛人在裡邊。’旁邊很多人幫我說話,我就進去了。找,找,沒找到。

他們說有的人直接送太平間了。我就去太平間找,當時有個本院記者要照相。他說‘你跟著我,別害怕’我就揪著他後衣服跟著他進去了。當時看到三摞(屍體),沒有他。我又到同仁醫院找,邊走邊有開槍的。我騎自行車,也不怕了,我跟瘋了似的。到同仁醫院找,也沒有。回到家裡又等消息,也沒有,就到處找。

到天安門廣場問部隊‘你們怎麼開槍了?’他們說‘不是我們,我們是剛換的班,前邊的已經走了。’我說‘怎麼搞的?真的動槍了!’當時我還表現出老百姓的善良,去問他們。只有一種不解。

第二天我在單位上班,我想我丈夫知道我單位電話,他在哪兒一定會給我打電話。我就在單位等電話。跟(他工作的)《體育報》社聯繫,我們派出幾撥人去找,包括我姐姐。最後是在北京醫院找到的。

北京醫院就收了他一個,這是‘皇家醫院’,當時因為北京醫院一個大夫在他身邊。他們一起看見軍車來了,都趴下了,因為在開槍。前邊有一個人說‘救命,救命,我受傷了’。別人沒有站起來,我丈夫站起來了,槍就打中了他。

軍車開過以後,有一個板車過來了,把他擱在上邊,他艱難地說出‘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聲’字都說得很模糊。然後就說不了話了,昏迷過去了。因為他們在正義路那兒,直接就奔了北京醫院,大夫趕緊把他送到北京醫院手術室搶救。

送他的醫生去吃早點,吃完早點回來,說‘看一下我救的這個人’,人家跟他說‘(楊燕聲)已經不行了,打開胸腔一看中彈了,一打開‘啪’那血就噴出來了,他中了‘開花彈’(國際禁用的‘達姆彈’,在人體內爆炸),人就不行了,已經去世了。

給他整容的醫生是給毛澤東、周恩來他們整過容的,這位醫生說‘我很敬佩他(楊燕聲),那時候人都顧命,他還能為救人。。。’」

主持人:「當您去的時候,他。。。?」

黃金平:「他已經非常安詳地躺在那兒,整容都整完了。」

主持人:「過世有多長時間了?」

黃金平:「我找到他時已經是第二天了。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就是‘真是法西斯’,然後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

主持人:「當時他多大年紀?」

黃金平:「三十。而且我們倆是初戀,然後結婚,非常純真。他也是非常優秀的一個人。他是《體育報》社總編室電腦室的,負責接收新華社來稿的。」

*黃金平女士:2004年「六四」十五週年,我被警察抓走,兒子才知道父親遇難真相*

黃金平在丈夫遇難後,含辛茹苦二十一年,已把幼子撫養成人。她說:「生死對於我來說,真的都無所謂了。跟警察談話,我也說過‘死對於我來說是一種解脫,活著是一種責任,因為我有兒子’,1989年我們當時有個一歲多的孩子。」

主持人:「您的孩子現在怎樣?」

黃金平:「已經工作了,‘六四’時他一歲零八個月。」

主持人:「孩子知道父親的情況嗎?」

黃金平:「他原來不太清楚這些事情。也沒跟他說,因為他那時候太小。‘六四’十五週年,安全局到我們家來抓我的時候,正好是星期天,孩子等於無情面對了這一切。那時候他上高中,他們過來抓我,我當時也咆哮了,嚷嚷起來‘你們十五年前殺了人,今天又來抓我,天理何在?’他們把我帶走以後,孩子上學肯定心裏不踏實,幾次往家裡打電話。家裡人就跟他說我‘出去了’,或說‘在衛生間’,實際上我當時在大紅門拘留所。

等回來以後,他說‘你跟我談談,到底怎麼回事?’我說‘好,我今天告訴你事實真相。’他是從那時候才知道的,之前並不知道。因為我想讓他平靜地度過青年時期。我們也不懂政治,就想作個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但是無情地被捲入這個事情中,而且我愛人當時是為了救人。按共產黨的邏輯,他應該是英雄,舍己救人是他們一貫倡導的。」

主持人:「您的孩子是僅僅不知道他父親是怎麼過世的,還是連一九八九年‘六四’這回事情都不知道?」

黃金平:「他上學的時候知道1989年的事情。老師講過,一帶而過,但是他沒有想到跟他有聯繫。2004年警察來抓我,他面對這些就知道了。」

主持人:「孩子知道真相以後,心理上過這一關容易嗎?」

黃金平:「說起來,我心裏挺內疚的,他那時候正好要高考,所以考得不是很好,上的是專科。後來他自己又學。我可能也不是一個很稱職的母親,沒有讓孩子過得很安逸。他比一般孩子成熟要早,很多事情他朦朦朧朧。知道他父親去世了,可他不說,心裏很能裝事,是很懂事、很孝順的孩子。現在看他這樣,對我也是一種安慰、一種成就感。他能自立、有孝心。我說‘媽媽就希望你能健康快樂過好每一天。’之前,他知道我有些事情,但不問我,好像挺無所謂。

我跟他談了一次,他說‘我知道您在做什麼事情’他提到丁奶奶(丁子霖)、張奶奶(張先玲),因為我也帶他去看過她們,他就覺得是朋友,是親戚,是親人那樣。但是,沒有很清晰地知道這件事情,沒有像2004年一下子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那天他清晰知道後告訴我,我跟警察走了以後,他就追著在我後面,他說特別怕我突然想不開,做出什麼過激衝動,或不要命。他還是很掛念的。」

*黃金平女士:「六四」二十一週年特別想說的話*

主持人:「‘六四’二十一週年,您今年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

黃金平:「我們祭奠親人,這在和諧社會中是最最人之常情的事情吧?如果你連祭奠亡靈都不讓,不要說和諧社會,連起碼公民的權利都保證不了吧?警方說我可以去,為什麼要給我定時間,為什麼要站在我旁邊?監視什麼呢?

二十年大家都是一起祭奠、祭酒、獻花,這是底線嘛,怎麼現在又變本加厲對我們阻止、干預?我實在搞不懂共產黨在做什麼?一直在提‘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我覺得這簡直是太滑稽了,說法和做法太不匹配了吧!

前些年我是比較封閉的,現在我也不會到處跟人說我是‘六四’難屬,但是我自己堅定內心深處要做這件事,要找政府為我丈夫申冤。

那次跟安全局談,我說‘我們這些人沒有組織,沒有什麼領導不領導,大家都是同一事件的受害者、遇難者。我們坐在一起互相慰藉,這麼做是為了避免中國悲劇再發生。因為牽扯到不止是一個家庭、一個人,而是多個家庭,很多親人都在悲痛中。而且這件事以後,我整個人生和性格全部改變了,對我的打擊特別大。我自己幾次想輕生,面對孩子,又覺得不行。對人的傷害太大了!這是人禍,不是天災。這種人禍根本就不應該發生。

楊燕聲的父親是軍樂團在天安門廣場迎接國家元首的,他說‘我怎麼會想到我兒子死在我戰友的手裡啊!我的戰友開槍把我兒子打死了!我在天安門廣場迎接了多少國家元首,我在那兒吹號。。。所以很多事情根本想不通。’

為我丈夫申冤,我肯定要做下去。尋求真相,拒絕遺忘。向政府提出我們的三項訴求,公布死難者名單,公布傷亡人數;懲辦凶手,追究刑事責任;經濟賠償。希望政府能夠面對,不要逃避,要跟我們來談這個事情。‘和諧社會’,什麼叫‘和諧’?殺了人了,你到現在沒有一個說法,老百姓要個說法。

我們確實需要很多人的關心,我們會堅持的,我們也知道我們不孤獨。」

*「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紀念「六四」香港做得很出色 *

在上週節目裡,播出了「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在今年6月4日在全美學自聯主辦的華盛頓紀念‘六四’二十一週年燭光會的錄音講話。現在在北京家中的丁子霖女士說:「今年我給全美學自聯的講話稿是一口氣寫下來的,所有那些就是我的心裏話,一氣呵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該做什麼做什麼。

我確實很累,你們也看到報導了,3日夜裡(在兒子遇難地點祭奠)我都暈倒了。現在我們一般各人按個人的方式(祭奠)。我們暫時沒有聚在一起的打算,因為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今年看到不少報導,像今年這種情況在香港,二十一年了,他們做得真的很出色,很不容易,很辛苦。我要給他們發個電子郵件,表示一下我的心意,現在還沒有來得及做,我沒有力氣了。我已經用盡全部力氣做了。‘六四’剛剛過去,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難屬的事情。」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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