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八）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四十四

農曆三月的一天，隊長派我到城東一個苗圃去拉樹秧，陽曆好像進入四月了吧。自從回村以後，對於日期早已不大在意，每天忙忙碌碌地出去幹活，懵懵懂懂地苟活 在世上，除了關心自留地和小塊地的經營，人世間的其他事情早已不聞不問。同行的一輛馬車，由賈誠的父親趕著，平日裡雖不是一個小隊，但他是富農分子，每逢 開「四類分子」會時在一起。另一個人則是大隊的副支書兼保管員，專門負責購買樹秧。穿過縣城，向東北方向走了大約七八里路，到了苗圃。

原來，樹秧已經挖 好，保管員前去辦理購買手續後，我和賈聚財開始裝車。原以為要一棵一棵地挖，還帶了兩張鐵鍬，這一來可省事不少。不多工夫，車已裝好，然後用大繩綁緊。賈 聚財坐在車旁抽煙，我則走到收款處，看保管員正和苗圃的收款員聊得起勁，不好意思催促，順手從桌上拿過一張報紙，獨自坐在房間外面的石頭上看起來。不知過 了多久，賈聚財過來叫我們，準備起程回去，收款員見我正看得入神，順口說道：「想看就拿去吧」。我向他點點頭表示感謝，便把報紙折好裝進衣袋，和保管員一 起爬上車。

回到家裡，把這張報紙翻來覆去地看，上面整版刊登著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文元其人，以前也曾讀過他的一些文章，只覺得他是個文 人，怎麼會寫出如此殺氣騰騰的評論文章，到底背後隱藏著什麼用意，不得而知。想了很久，始終揣摸不透其中原委，只是下意識地感到有點不對勁。幾年前，批判 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和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論時，報紙上常用這樣上綱上線的口氣。於是，當即決定，今後利用收工回來後的時間或晚飯後的工夫，常去學校 看看報紙，觀察事態的發展。冬天消閒時，也曾到學校看過幾次，那裡的兩位老師並未表現出討厭或嫌棄，每次看罷，放回原處，簡單打個招呼就走。

不久，又讀到一篇題為「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的長篇批判文章，真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自從回到農村，許多時候早已萬念俱焚，不斷告誡 自己，當好會說話的工具，是今後為人處世的準則。怎奈讀書人的本性，或者乾脆叫作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劣根性吧，遇有大事，總喜歡關注一下，甚至還想刨根 究底，弄個水落石出。也想順便看看，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我有何相同與不同之處。怎麼，我們這個國家，動輒就會冒出這樣的人？於是，三天兩日或一 個星期到學校瀏覽一下報紙，自然又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也有分寸地把握著去學校的節奏，以免去的頻繁讓人家討厭。

又過了一段時間，從報上得知，前面兩篇文章，針對的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都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員，下意識地感到，可能是對著彭真和整個北京市 委，那時，彭真是北京市委的主要負責人。果然不出所料，「彭陸羅楊反黨集團「被正式揪了出來。這時候，社會上到處傳言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炮打司 令部」的文章，在縣城的大街小巷貼滿，連我們這個村莊也開始張貼大字報。對上面提到的這些人物進行批判，所寫的內容當然是照抄報紙。這才恍然大悟，又一場 運動開始了！飢荒剛剛過去四年，「四清運動」也才結束，「文化大革命」又將啟動，不難斷定，這次所指的不僅僅是文化界，還包括政界。總之，心裏有一種隱 憂，不管運動的主要矛頭，指向那部分人，最後在底層受罪的將是「四類分子」。所謂城門失火，殃及魚池，臨到末尾，總要拿這些永久牌階級敵人出氣，狠狠發作 一番。正如那年處理我時，非要掛在彭德懷的名下，說我和「反黨分子」上呼下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四十五

夏末秋初的一天傍晚，文元大伯特意來到我家，告知爺爺奶奶回來了，還有三叔一家，帶著行李。文元大伯進城時，在街上看見爺爺的，爺爺托他捎話，要我借一輛 小平車去接，並說準備暫時住在一位姓盧的親戚家裡，因為奶奶有病走不動。「你能找到姓盧的人家嗎」？文元大伯不放心地問道。我說：「知道，在南門裡頭不遠 處」。然後他就走了。這件事發生的太突然了，也來的太快了，不是東門才剛剛失火麼，怎麼這麼快就殃及到了魚池，我家又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晚上和母親商 定了初步安置方案，由她去和元海大叔商量住處。第二天一早，我去隊長家說明情況，請求趕一兩小平車進城接爺爺他們一行，隊長痛快答應，同時又到治保主任家 裡請了假。

進到城裡，把毛驢緊緊拴在盧家門前一棵樹上，急忙走了進去。盧家的主人是一個跟奶奶年齡差不多的老婦人，我稱她姨奶。還是父親在陽方口鎮上做買賣的那些 年，有時辦上貨，臨時在她家裡放一下，幫父親取貨時認識了這位姨奶，其後十幾年從未來過。進到屋裡，看見奶奶正坐在炕頭上，首先走到她面前，她拉過我的 手，探前身子抱住頭就是哭，我也不由得落下淚來。奶奶邊哭邊說，都是一些可憐我的話。後來，在姨奶和三媽的不斷勸說下，老人家總算止住哭聲。這才發現奶奶 面色憔悴，一臉病容，看上去十分虛弱。爺爺和三叔還是先前那樣，並無多大變化。三媽和我第一次見面，炕上兩個孩子，大的不到兩歲，小的才幾個月，是她的女 兒。通過短暫的對話，方才知道近來城市裡亂得很，凡是成分不好，住在城裡的人，一律攆回原籍農村。爺爺和奶奶不用說是被攆的對象，三叔一家四口，由於和爺 爺屬一個戶口也被牽連，一起遣送回來。瞭解到這些基本情況，不再說啥，忙把行李搬到外面，將奶奶和三媽安置在車上，每人懷裡抱一個孩子，行李放在四周，用 繩綁牢，然後趕著車向城外走去，爺爺和三叔跟在後面。

回到村裡，母親和大妹早把元海叔的西窯打掃乾淨，馬上把行李搬了進去。這是兩間年代相當久遠的土窯，裡屋頂部裂開一道縫，順著裂縫緊貼窯頂橫一塊木板，下 面用一根柱子頂著，柱子就在地的中央，走動時很不方便。頭年正窯剛券起，因為尚未乾透，我曾暫時借住過。如今元海叔一家搬入正窯，奶奶和三叔一家先安置於 此。爺爺和我本家三爺一起睡，吃飯暫時在一起，由母親安排料理。

第二天又去找隊長，借了兩輛小平車，和三叔上車站，取回他們託運的兩個舊木箱和鍋碗盆瓢等日常用具。其時，正是農村裡掛起鋤未開鐮的時節，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因此，小平車也極易借到。

爺爺奶奶回來，倒也無所謂，他們畢竟老了，無非晚年受些罪。而三叔的返鄉，引起我很大的憂慮，丟掉工作，今後沒有前途不說，僅從適應農村環境這一點講，他 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從七八歲到集寧後，一直住在城裡，城裡的環境和農村大不一樣，農村有著比城市更不講理的地方，而他又偏偏喜歡和人講道理，性格中有一種 桀驁不馴的成分，日後磕磕碰碰的事情不會少。對於我們這種出身的人來說，顯然很不適宜。一般來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想在農村平安生存，必須具備的首要 本領，就是逆來順受，忍氣吞聲。村幹部比起機關、廠礦的頭頭，更多一些獨斷專行，唯我獨尊的作風，容不得有人對其頂撞。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通常會遭到不擇 手段的報復。在農村裡，不是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麼，「得罪了支書不能住，得罪了隊長缺糧戶，得罪了會計黑筆杵，得罪了保管不開庫」。個個都像廟裡的神神， 法力無邊，隨時隨地有著捉拿人的本領和手段。三叔的脾氣，我最知曉，屬於那種容不得一點蠻橫行為的人，今後怕會吃虧。已經初步向他表述了這種擔憂，他也表 示要盡量約束自己。其次，對他的家庭也存在某種隱憂。聽說三媽是獨生女兒，從小在集寧城里長大，往後的日子還很長，能吃得下這裡的苦嗎？這一點並未向他透 露，只是和母親說起過。總之，「文化大革命」這把火，剛剛燒起，便把我們家首先燒著，實在讓人沮喪，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命運總是如此不濟？

四十六

秋天，「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蔓延到各個角落。省裡、地區、縣裡，分別揪出一批先前的官員，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村裡也成立了「文革小組」，頭 年才搬回來的朱五，擔任了組長，我的鄰居趙國梁為副組長。原來的支書和大隊長暫時靠邊站。村「文革小組」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沒收所有的小塊地，並迅速 派出民兵，將各家小塊地的莊稼收割回大隊。據說，當初允許種小塊地是劉少奇的主張，沒收小塊地自然成為批判劉少奇的實際行動。這年的莊稼長得不錯，眼看到 手的糧食被沒收，社員們疼在心裏，誰也不敢說什麼，因為這是「文革小組」的決定。

「文革小組」組長朱五，本名朱天元，許多年不在村裡居住。從小到大，我未見過此人，只聽說他是朱天喜的弟弟，「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領著全家搬回村裡。 有人說，此人先前曾在山裡一個公社做過事，退休後回我們村定居。平日裡游來轉去，不參加任何勞動，大概有退休金養著。此人身高一米八，滿臉大鬍子，鮮有笑 容，簡直像一個地煞星，說話聲音粗壯，社員們都很怕他。在他就任「文革小組」組長後，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好像當了多大的官兒。就是這麼一個鄉村王，三叔 竟和他吵了一次。

事情是這樣的，秋收快結束時，一天下午分山藥蛋，三叔有事去的遲，只剩一些帶泥土的底子，山藥蛋大都被人們挑過，餘下極小的，裡面有不少被鐵鍬鏟壞的，他 和另外兩個社員正準備離去時，打算次日從地裡收回來後再分。這時，朱五恰好在場，馬上把三叔叫住：「你咋不分」？「明天再說吧，剩下的有不少是鏟壞的」。 三叔說著就要走，這時，朱五一把將他拽住：「倒由你呀，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回來才幾天，還想分好的，給你分賴的就不錯了」！「咋啦，我不是社員」？三叔 馬上反問。「你他媽的算什麼社員，地主羔子，還想和別人比，就這不好的，不想要也得要，種山藥時你還不知在那裡呢」。三叔的性格，哪能受得了這種氣，馬上 也火了，如此欺負人的話，在他看來，委實太過分了。於是不客氣地把朱五頂了回去：「你嘴巴乾淨點好不好，不要開口就罵人，就這點水平，還當組長哩，靠邊去 吧，看你有本事，明天就不要給我分」！說罷，揚長而去。據當時在場的人說，朱五氣的臉色鐵青，等我三叔走後，不住嘀咕著：「還反了哩，我就不信整治不了你 們這些人」！

此事過後，全家人都批評了三叔，可他說什麼也接受不了，幾次對我說，他一定得想辦法離開村裡，原來農村有些事情根本不講理。

深秋的一天，晚飯後約我出去走走。我想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兩人併肩來到村外，在一個土坎上坐下，他開門見山對我說：「準備和你三媽離婚，讓她先帶上兩 個孩子回集寧，以後我再瞅機會回去，有他們母子三人的口糧，將來回去哪怕是做臨時工，再買點高價糧也能湊合，總比在老家受氣強」。沉思片刻後問他：「我三 媽的意思呢」？「她也同意」。「萬一將來不和你復婚怎麼辦」？我憂心忡忡地問道，「你有把握嗎」？「這，我也很難說」，三叔說，「一般情況，她會等我，如 果真要變心也只好由她，與其讓人家跟咱受罪，還不如讓她去，現在所處的境況，只能如此。她要真走，咱們應該成全人家」。「準備什麼時候去辦」？我想，沒有 必要再討論離不離的問題，便這樣問他。「你看呢」？三叔反問我。「我看這辦法行，要不馬上著手辦理吧，咱們的宗旨是，能走一個算一個，一定不成功，兩個孩 子也能離開這裡」。他同意我的看法，兩人商定，第二天就去開介紹信，同時相約，誰也不能向我爺爺、奶奶、母親提起，一定要假戲真做，免得走漏風聲，帶來麻 煩。第二天，三媽在前，三叔在後去找朱五，按商定的辦法，由三媽提出離婚，理由是要和地主階級家庭劃清界限，三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朱五一聽，二話 沒說，便讓會計開了介紹信，當天就到公社辦了離婚手續。

第三天下午，和三叔各自背了點行李，每人抱一個孩子，三媽提著衣服包，一起進城上站。臨走時，奶奶不住地哭泣，爺爺和幾個老漢們正在街外晒太陽，看見我們出來，他站起身，雙手插在褲腰帶裡，不住哆嗦，臉色十分難看，只低聲說了句：「你們走呀」！我們點點頭，便匆匆離去。

一個月後，村裡忙著鬥爭原來的幹部，所有農活都停了下來。並特別規定，凡是成分不好的人，不准去隊裡看批鬥會，我們都在家裡閑著。三叔趁這無人管的時候，去了集寧。

年底的一天，我正在擔水，他突然回來，一進門掏出幾張紙遞過來，急忙打開一看，第一張上赫然蓋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的橢圓 形大章，認定三叔被遷回農村是錯誤的，要求當地給予落實糾正。再看第二張，是集寧市委同意遷回的簡短文件，最後一張是集寧市公安局開出的返遷證。我興奮地 抓住他的手，問道「你上訪啦」？「嗯」！他點了點頭，接著說：「回去問了許多人，都說只攆四類分子本人，不攆子女，運動一開始，因為居委會過去和我有點意 見，趁機一起攆回，不是你二叔也沒事麼！這回到北京上訪，還算比較順利」。

這一晚全家沉浸在喜悅中，爺爺、奶奶至此才知道原來是我倆謀劃好的，雖然怪怨不早告訴他們，然而，始終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之情。

開遷移證的事，原估計不會有多大麻煩。上次三媽走後，從集寧開回返遷證，非常順利地辦理了手續。這回可不同了，「文革小組」死死卡著，就是不給出具介紹。 朱五十分惱火，大罵三叔搞陰謀詭計，欺騙了他，三叔也不理會。又到縣裡跑了一趟，那時縣裡掌實權的是核心小組，也出具了公函，指示馬上給予辦理。交回村 裡，看也不看一眼，只好再到公社去找，公社隨即發來便函，要村裡盡快出具介紹信。「文革小組」也有人勸朱五不要硬頂，但他執意不肯，並揚言「別的地方我管 不了，咱村的事就得由我」！三叔連續跑了幾天毫無結果，十分氣惱，感慨地對我說：「怎麼村裡的事這樣難辦」？「你才發現麼，農村的事可不比城裡，每個村裡 都有這樣的土皇帝，尤其對地富出身的人，想咋干就咋干，把你欺負得不成人樣，在這些人看來也不違反政策。他們盼望別人倒霉比盼望自己超升還要急迫哩。我看 啊，為今之計，只有再到公社去找，最後能勸說來個頭頭，用上級壓他。否則的話，這個豬頭是不會鬆口的，他還真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三叔也沒有其他辦 法，我勸他不要著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再跑，無非多走些路罷了。

次日中午從公社回來，告訴我，書記王成寶答應很快就會下來。傍晚時分，二弟從外面回 來，親眼看見公社王書記騎著車子來到大隊。後來聽別人說，當天晚上，王書記親自主持召開會議，會上反覆念了一條語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介 紹信總算開出。其後幾天，三叔又分別到公社和縣裡，辦好戶口遷移與糧食轉移手續。臨走的時候，本該高興，卻懷著沈重的心情對我說：「我走後，他們肯定會找 你的碴兒，往後的日子可要多多注意」!「這你不用擔心，我早已是躺在泥裡不怕水的人啦，隨他們的便，你放心好了。以後那裡的環境如果稍有寬鬆，最好能把兩 位老人接走。這次運動來勢凶猛，留在村裡，怕有更大的苦吃。老人年紀大了，能避的話，最好避一避」。三叔不住點頭，對我的顧慮表示贊同，最後他說：「那就 只有苦你了，你二叔也很擔心，要我轉告你，凡事千萬要小心謹慎些」。說到這裡，他的眼淚刷刷地掉了下來。怕他們為我過多地操心，強忍著離別的痛苦，以堅定 的口氣說：「你放心好了，相信我會堅強地活下去，就目前情形，村裡忙著斗幹部，還輪不著我們。到時候看情況再說吧，我不是還有兩條腿麼」！一直把三叔送出 村外，兩人揮淚告別。誰想這一別，以後十五年間，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

四十七

「文革小組」成立後，村裡又設置了一個叫做紅衛兵聯絡部的機構，由剛剛從外面回來的白儀擔任部長。白儀比我大三歲，是大社員白漢成的兒子。所謂大社員，是 當地農民對那些誰也惹不起，甚至連村幹部也管不了的特殊社員之稱謂。這種人一般不參加地裡的勞動，整天游手好閑，該到分糧的時候，什麼也拉不下。因為出身 貧農，平日裡「東蔭涼倒在西蔭涼，隔兩天吃些救濟糧」，是社員中極少的一種人。發放救濟糧要是不給他，他會天天找幹部，罵街，鬧得不可開交，甚至當眾揭發 幹部晚上偷分糧食的醜事，因為這些人往往特別留意幹部們的行蹤，對於他們偷分糧食的事，容易觀察得到，並時有所見。因而，也拿他沒有辦法，只得任由他，遇 到有利的事情，預先估上一份，免得給自身帶來麻煩。白漢成正是這樣一個大社員。

土改那年，作為積極份子，極力攛掇工作組將呂成功砸死後，村里許多忠厚人 家，再也不願和他打交道，背地裏說他「賴肺子」。「賴肺子」是這一帶人的土話，意思是心術不正，喜歡害人。土改後，也曾勤勤懇懇幹了幾年，那時孩子們尚 小，他必須養家餬口。等到合作化，便開始吊兒郎當，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公社成立後，大兒、二兒相繼長大，於是叼起一根二尺長的煙袋，整日在村裡東遊西 逛，好像舊日的大掌櫃。白儀是他的大兒，那些年，隊裡不允許社員外出打工掙錢，誰要出去，回來後重重罰上一筆，使你得不償失。白儀卻例外，每年春天去寧武 饅頭山一帶脫磚坯，秋後回來，隊裡從未罰過一分錢，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父多年來佔下的「坡道」。

白儀上任紅衛兵聯絡部部長後，不久提出一項建議，「四類分子」種的自留地，凡是好地，必須對調成差的，好地由貧下中農去種。「文革小組」馬上通過，結果將我家的自留地換給白儀耕種，另外在村西邊重分了一塊。其他「四類分子」的地，因為無人報名去換，只好作罷。

當初分自留地時，只考慮經營的方便。為了不耽誤隊裡的耕作，大都在離住屋近便處，人們可以利用早晚的業餘時間去經營。我家的自留地和周圍別人相比，其實相 差無幾。回村的第一年種了近一畝小豆，種子用去二升，秋天只收了三升，正當豆子開花時，遇到了天旱，幾乎顆粒無收。次年，積攢了大量的上等糞，莊稼長得格 外引人注目，特別是村子東邊那九分穀子，苗子比鞭桿還粗，穗子一尺多長，谷苗的密度又高，博得許多老農的讚許。還有幾分，種了山藥蛋，卻由於播種後久旱， 出苗不及三分之二。有一天下午，空中佈滿烏雲，早早收工回來，母親說：「恐怕要下雨，要不，你到山藥地裡補種些紅豆」。我和大妹馬上出到地裡，我剜一垵， 她點五六顆豆子，直到晚飯時，雨下得大了，方才補種完畢，當天晚上，整整下了一夜雨。

不久，豆苗齊刷刷地長出地面。正好後半年雨水頻繁，又收了豆子。豆蔓 被山藥蔓自動架起，一排一排的豆角像耙齒一般，佈滿地裡。也許是上天的格外恩賜吧，爺爺、奶奶和三叔一家回來，每天由二弟和三弟為他們送去滿滿一籮頭山 藥、豆角，另加幾個玉米棒子，方才度過最困難的日子。秋後收割，粗略估計，除去兩家秋天食用，將近一千斤糧食，還有四五百斤山藥蛋，創下了種自留地以來的 最高記錄，母親高興得合不攏嘴，她說：「明年咱們總算夠吃啦」。我也謀劃著下一年該怎樣經營，以期取得更大的收穫。加上隊裡分的口糧，基本可以保證全家不 餓肚子。正在這時，接到隊長的口頭通知，我家自留地被白儀換去。全家人的頭上無異澆下一瓢冷水，又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隊裡有規定，自留地每人只許送一小 平車糞，其餘都得交給隊裡。

新分的地，遠在村西，我家住在村東，送糞必須使用平車，將會受到嚴密的監視，況且那塊地十分貧瘠。失望歸失望，但有什麼辦法 呢？我們這等人家，除了任人宰割，誰還敢說什麼！怪只怪這一年的莊稼長得太好了。常言道，槍打出頭鳥，一個「四類分子」的莊稼，咋能比貧下中農的長得好 呢！

最為可氣的是，嚷嚷了半天，其他「四類分子」的地都未變動，只我們一家的被白儀換去，簡直等於強行奪取，和騎在脖子上拉屎沒有什麼分別！

四十八

一九六七年到來的時候，心喜又平安地度過了一年。儘管城裡，乃至省裡，聽說很亂，到處武鬥不斷，鄉村裡基本還算平靜。我等「四類分子」尚未被人顧及。由於 三叔的離去，曾被朱五叫去臭罵過一頓，我卻一點也不介意，他在暴跳，我在暗笑，彷彿演了一場戲。他也拿我沒有辦法，只是從此成了重點批鬥對象。不久，全公 社開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批鬥會，包括原縣委書記袁吉平等官員，也被押解到場。我村被指定參加陪斗的是我和呂元喜。呂元喜是我的本家伯父，土改時，他家已經衰 敗，其父被定為破落地主，那時他還在外當兵。「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老父年紀過了八十，走動不便，參加「四類分子」的會議由他一人承擔。據說，還是在 他祖父年輕時，因為一隻羊，和朱家發生過糾葛，朱家記了仇，因此在朱五得勢後，呂元喜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早在上年秋天，一個颳大風的日子，插隊青年到鄰村 加工玉米歸來時，弄丟一條口袋，因從村東呂元喜門前經過，「文革小組」便斷定是被呂元喜撿了回去，責令交出。呂元喜不承認，結果被五花大綁打了一頓，紅衛 兵還將他家中刨得一塌糊塗，連同窗臺、鍋頭全部翻掉，始終沒有找出那條口袋，雖然不再繼續追究，卻給他記了一筆罪過，從此，和我成了「四類分子」中的重點 人物。

那天，我們到了公社所在地寇莊村，負責登記名字的竟是老同學閆玉興。上高小時曾在此處同學兩個月，初中時，他在四班，我在七班。每逢星期六下午回家，總是 結伴同行，因為他所在的村莊位於我村西南方向，回家需經過我家門前。登記到我時，他問道：「你咋也來啦」？「服從命令唄，你難道沒聽說過，我如今是‘現行 反革命’分子嗎」？他苦笑一下，然後安慰道：「也別擔心，只是陪鬥，站幾個小時罷了，不會動武」。總算還有一點老同學的意思，聽說他屬於借調幹部。這時， 我忽然想起呂布臨死前對劉備說的話：「君為座上客，布為階下囚」，人世界的許多事情的確難以逆料。批鬥會開始，先讓我們各自報了姓名身份，然後長時間地彎 腰請罪，大會進行發言。從中央的劉、鄧、陶，到省委的衛、王、王，再到縣裡的袁、喬、趙，發言者一個接著一個，話語相差無幾，個個義憤填膺，並且不斷地喊 著口號。我等無名小卒，僅僅陪著彎腰而已，誰也沒有指名道姓地罵我們，只將這些昔日的領導者，一個個說成是我們的黑主子。批鬥會一直進行到下午一點以後。

有了這次經驗，以後的批鬥大會，心裏自然有了底兒。暮春的一天，天剛濛濛亮，還沒有起床，副隊長敲著我家的窗戶叫道：「快起來，大隊要你和呂元喜馬上到張 蔡莊去」。我隨口問道：「又是開批鬥會嗎」？他遲疑一下，然後說：「可能吧，全公社的三級幹部會議在那裡召開，今天是最後一天」。穿好衣服，到了大隊部， 不多工夫，呂元喜二大伯也來了，兩人一起到了張蔡莊。這個村在我村正西，相距五里，到達的時候，太陽剛從東邊升起。找到村幹部的駐地，他們也是才起來。見 我進來，李錄首先開玩笑地說：「今天算你們好運氣，趕了個好門子，早上我們燉了一隻羊，燜了一大鍋小米，等會兒吃了飯再說」。接著他又安慰道：「公社三級 幹部會議今天就要結束，舉行批判大會，讓你們來陪斗一下，也就是彎腰站站，估計不會打的，別擔心」。

誠如李錄所言，我們報了姓名身份後，彎著腰整整站了一個上午，方才散會。這才仔細打量了一下台上，一邊用乾草紮成一個男人，頭朝下寫著「劉少奇」三個大 字，字上打著紅叉叉，大約就是人們常說的「上挂黑主子，下對活靶子」。另一邊，不用說是掛著王光美，同樣打著紅叉叉。我等賤奴，一分錢不值的傢伙，竟和黨 和國家的領導人連在一起，這抬舉也未免有些過分了吧。

走出會場，在門外首先看見二弟、三弟和二大伯的兩個女兒，我問：「你們來幹啥」？「媽不放心，讓我們來看看」。「沒事的，以後遇到這種情況，放心好了」。我對他們說著，六個人相跟著往回走。
這期間的批鬥大會大抵如此，還未到動武的時候。後來，在回憶這段陪斗的日子時，曾寫過一首小詩，正好道出了那時的情景和心態。詩曰：

頻作臺前請罪客，
家門自報久彎腰。
輪番陣罵耳生繭，
早把羞慚長註銷。

四十九

一九六七年的上半年，不斷傳來消息，中央的某某人被打倒。原先國務院的副總理多達十幾人，這時已所剩無幾，各部的部長紛紛被揪了出來。如果說，以往的運 動，主要針對的是國民黨的殘餘人員和一些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這一次，屠刀砍向的竟是自己人。

所謂自己人，自然是指那些資格較老的共產黨人，曾為這個黨 取得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人。歷史上曾有過誅殺功臣的先例，從一些小說、戲劇乃至官方史料中可以看到，漢代的劉邦，明朝的朱元璋，都是殺戮功臣的代表。這些 人為何要殺戮功臣呢？為什麼長時期的共患難，曾經使他們親如兄弟，一旦取得政權，很短的時間內就會反目成仇，大開殺戒？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根深蒂固的封 建皇權思想作怪。大凡懷有很深的帝王情結的人，總要把天下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所謂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可以擁有 至高無上的獨一無二的權力，容不得任何人挑戰。退一步言，即使別人不去挑戰，恭順而卑謙地唱著「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頌歌，這皇帝如何能安得下心來，臥 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說不定哪一天，突然間演出「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鬧劇，哪還了得！因此，一個新的政權建立後，經過數年穩定，想方設法除掉功臣， 成為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只不過有些帝王做得溫和一點，虛封功臣一個什麼什麼的侯爵，將實權褫奪而去，並不取其性命。

「文化大革命」發動伊始，上自國家主席，下到縣裡的頭頭，大都受到衝擊，很明顯，正是領導班子即將大換血的先兆，最高統治者怕是厭倦了這批老軍人，希望有 一批非軍人出身的年輕一代或是自己的親屬出來當政。新出來的人，將比老軍人更具有奴性，更聽話，更能成為馴服的工具，皇權統治才能更加鞏固。這或許就是發 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動因吧。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不正是指向國家主席劉少奇嗎？堂堂一國主席，說打倒就打倒，我等螻蟻般的草民，還談什麼法律 保障？雖然，憲法上明文規定了公民有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罷工等權利，但實際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當一個人被強行定上「莫須有」的罪名時，連辯解的機 會都沒有，一切都體現了強迫的威力，還侈談什麼公民的權利！想一想吧，國家主席被打倒，既沒有有關機構的彈劾，也沒有司法部門的審判，更沒有本人的辯解和 說明，全憑了最高領導人的一句話，這與共和制社會的做法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恰恰是封建社會專制皇帝的一貫行為。從而也證實了以往的所謂選舉都是騙人的把 戲。高官尚且如此，動輒就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我等草民還有什麼好說的！在這以前，總覺得自己被冤枉，主要因為家庭出身不好，現在看來， 不完全是這樣。一些高級領導人，只要最高首腦不喜歡，照樣可以隨便製造個罪名，將你打入「反動陣營」。從前，這些大小不等的官員在位時，用這種手法對待庶 民百姓，現在他們的頭頭又用同樣的手法對待他們，可見其政策是一貫的，完全繼承了幾千年來老祖宗的做法，與現代社會公認的準則毫無共同之處。「文化大革 命」的始作俑者，眼看通過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局會議啦，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啦，要罷免這麼多不喜歡的人，難度極大，於是故伎重演，祭起當年在湖南 搞「農民運動」的法寶，煽動千百萬不明真相的青年學生，組成紅衛兵，衝擊國家機關，任意揪鬥各級幹部，以便火中取栗，坐收漁利。當然，這一切都是以革命群 眾的名義進行的。在群眾的名義下，自然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行為。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紅衛兵全國大串聯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加上坐火車不掏錢，到了那裡 專門有人招待食宿，這麼大一個國家，所付出的財力將是怎樣驚人的數字啊！剛剛從極其困難的三年走過來，如此不惜財力物力去搞造反值得嗎？不是常說，人民的 政權，一切行動都是為人民服務麼，全國大串聯究竟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好處？大字報滿街貼，「紅海洋」運動，把普通的灰色磚牆，用紅油漆油過，全國又有多少 紙張和油漆用在這些無謂的事情上，哪不都是人民的血汗嗎？臨到頭，卻又僅僅是為了打倒一批舊官僚，換上一批新貴。

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看，也太不值得！但上面 卻一意孤行，毫不吝惜國家的財物，只求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還哪裡像一個共和國的領導者，分明是極端自私的活脫脫的封建帝王！

基於以上認識，再來看眼前發生的其他事情，自然就更好理解了。「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的稱謂，無一不是為了樹立這個封建帝王的「光輝 形象」；「萬歲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的聲嘶力竭的呼喊，與封建社會對皇上的虔誠膜拜有何區別？聖像家家挂，像章人人戴，語錄時時背，頌歌處處唱，人 們對於地上「紅太陽」的崇拜早已超過對天上神明的敬奉。儘管局外人看了，覺得肉麻到不能再肉麻的程度，吹捧者卻安之若素，奉為做人的金科玉律。個人迷信搞 得沸反盈天，簡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本人難道一點也不知道？連報紙上都那樣吹捧，他會看不見？答案是肯定的，他不會不知道。如果知道，作為一個共 和國的領導人，怎麼能不禁止？知而不禁，甚至有意允許、縱容，便是自我陶醉於做皇帝的美夢中了。愚民政策的本質，就是要億萬人民對領導人頂禮膜拜和絕對服 從，這樣，每一項指示，即使荒謬到絕倫的程度，也不會有人懷疑，大家都像奴才一樣，忠心耿耿地去奉行。

在瀋陽上學的那幾年，也曾像許多當代年輕人一樣，十分崇拜毛澤東，讀他的著作，背他的詩詞，覺得他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及至回到農村，親眼看見鄉親們苦苦 掙紮在飢餓線上，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隸，自然會想到他們都是毛澤東治下的百姓，於是漸漸對這個政權產生了懷疑，它真是為了人民嗎？進而也懷疑，當初死了幾百 萬人進行的所謂革命有必要嗎？難道我們的人民，所需要的就是這麼一個更加貧窮的社會！等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切為了領袖，一切行動必須聽從一個人的指 示。有些說法，儘管荒謬到極點，人們偏要那麼講，諸如什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不吃飯不睡覺可以，不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行」，「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 理，一句頂一萬句」等等。總而言之，全國八億人口都得圍繞著一個皇帝佬兒轉，如果有人膽敢對其不敬，或稍有微詞，未待龍顏大怒，早有爪牙將你打入十八層地 獄，使你永世不得翻身。試想想，這是怎樣的一種世道啊！假使秦始皇再世，一定會自嘆弗如，活像小巫見大巫一樣。過去常罵國民黨一黨專制。輪到自己，一黨專 制尚不過癮，最後乾脆一人專制，只有毛澤東的話算數。其他人，想打倒誰，隨便製造個罪名，就可以打倒；想整那部分人，便給這部分人戴上「反黨」或「反革 命」的帽子，讓你服服帖帖，甚至還要言不由衷地感謝領袖的寬大。

掌權者，視人民的生命如草芥，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最高指示」滿天飛，比封建皇帝的 聖旨，普及的範圍更大。全國人民只能按皇爺的命令行事，將原先所有的機構統統架空。天下成了一個人的私產，專橫暴戾，頤指氣使，這樣的領導者不正是獨夫民 賊嗎？

上面寫到的正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基本思想，或者叫做對形勢的認識。其間，曾多次彎腰站在批鬥大會的臺前，作為「活靶子」，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也成為看熱鬧 人們特別注目的最年輕的「四類分子」。而我，從來不聽他們的發言，那些陳詞濫調，引不起任何興趣。彎腰請罪，腦子裡卻不斷思考著「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笑 話。也許是當局者昏，旁觀者清的緣故吧，看著這出鬧劇，總覺得可笑極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自。「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興許是神經過敏了吧，我從來不 認為劉少奇等人會有篡位的野心，他們一直是毛的忠實追隨者，只不過在一些政策方面小有分歧而已，又何必如此大張撻伐，興師動眾，搞得勞民傷財，天下大亂！ 其所以這樣做，主要想把過去眾人共掌的大權統統收歸自己，然後選用自家的貼心人做未來的繼承者，建成「革命的」家天下——變相的毛家王朝。

五十

夏天，奶奶獨自去了集寧，住在二叔家裡，對外說是為了看病。村裡也沒有過問，反正她也不能勞動，只是停止分糧而已。奶奶走後，爺爺搬到李致忠表叔院裡去 住。李致忠的妻子是我一位本家姑姑的女兒，比我大五六歲。那時，李致忠剛剛當上小隊長，晚上經常開會，深夜方才回家，孩子們尚小，一個女人家，表姐有點害 怕。一次，她對我說：「要不，讓我四姥爺來我們西窯住吧」。我馬上應允，便讓爺爺搬了過去。一則，元海叔的西窯頂部裂縫，有危險，擔心出意外；二則，人家 只有兩間閑屋，柴草什麼的需要有個堆放處。而表姐的院子，除了三間正窯、三間西窯外，還有兩間南窯，寬綽得很。爺爺和我們一起吃飯，晚上只去睡覺。非農忙 時節，我同他一起去睡。

農曆八月，雁門關外的晚上涼意漸濃，爺爺睡得炕需要燒火，於是晚飯自己捎帶著做，中午依舊和我們一起吃。

中秋節到了，姥娘給了二斤羊肉，難得有一頓餃子吃，母親沒有出工，在家張羅。正好，這天下午所有婦女都未出工，晚秋莜麥等著收割。隊長一看，來的人這麼 少，頓時火氣大作，凶神惡煞地責問我，母親為何不出來，我沒啃聲，知道他要拿我儆眾，當下被罵了個狗血噴頭，明知這是殺雞給猴看，任他罵去，只是覺得過節 挨一頓臭罵，實在倒運。正在這時，我那火爆脾氣不省事的妹妹跳了出來，直指隊長的鼻尖：「你還講不講理，你老婆不是也沒出來嗎？光我媽沒出來？過節呀，吃 頓餃子總得有人做，我們成分不好，連吃一頓餃子都不允許嗎」？隊長本是我的一位遠房姑姑的丈夫，被妻侄女這一頂嗆，自覺沒趣，悻悻地走了，我把妹妹數說一 頓，她甚至連我也搶白：「誰像你，被人罵死也不開口」！只能不理她。

傍晚回來，妹妹得意地向母親講了地裡發生的事情，未曾想竟遭到母親的訓斥，賭氣走出外邊。快撈餃子時還未回來，爺爺催我去找，在窯後面的地邊把她叫回。吃 飯時，我說：「你一個人在外邊幹啥？媽批評你是對的，咱們誰也得罪不起呀」。誰知，她早把此事置於一旁，卻說：「我看見白儀在地邊轉悠，和他說了一會兒 話」。母親接著告訴我，白儀這幾天一直在地邊轉來轉去，因為糜黍熟了，擔心附近人家的雞作害，天天看著。自從換走我家的自留地，把一茅廁的糞全撒到地裡， 糜黍長得足有高粱那麼高，是我從未見過的。快成熟時，白儀天天看護著，有幾次我也看見過他，他好像故意避著，從來不和我說話。我們邊吃邊議論著。飯後，爺 爺早早走了，不久全家人都睡了。

第二天黎明前，估計也就四點左右吧，街外傳來一陣吵雜聲，妹妹對什麼事都好奇，穿好衣服走了出去，不一會兒就風風火火地跑了回來，使勁推著我：「哥哥，快 起來，白儀在咱家後面那棵樹上吊死啦」！「你胡說些啥呀」！我大聲喝叱著坐了起來。母親也已穿好衣服，走了出去，妹妹繼續大聲嚷嚷著：「人已經埋了，外面 的人是埋了白儀，剛剛從地裡回來」。我還是不大相信，隨口道：「你說的也太玄乎了，就是吊死，也不可能連夜埋了，世上哪有這樣的事情」！「好好好，你不要 相信，一會兒媽回來就知道了」。說罷又走了出去。大約十幾分鐘後，母親回來，證實了妹妹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都感到大惑不解，好端端一個人，怎麼會上吊？人 家又當著紅衛兵聯絡部的部長，今年自留地莊稼長得那麼好，雖不敢說春風得意，比一般人也要強出許多。

原來，中秋夜裡，大約半夜時分，兩個看田的隊員從我家後面走過，那時正是皓月當空，一眼望見樹上吊著一個人，馬上意識到是我尋了短見，走近跟前，用手電筒一 照卻是白儀，兩人商議，趕快回大隊報告，誰也不敢先去放人。他們知道白漢成的為人，放下來如果活著咋也好說，如果死了，被白漢成訛詐，到時說不清責任，麻 煩可就大了。

大隊值班人員接到報告後，一起去找白漢成，白漢成聽了頓時大怒，厲聲吼道：「想死讓他死去，我不管」！來找的人無法說服白漢成，便到村西一帶 去找白儀的弟弟，那一晚，白玉也在看田，眾人找著後，一起趕到樹下，白玉伸手摸了摸他哥哥的腳，已經冰涼，便對眾人說「已經死了，天亮後再說吧」。白儀仍 舊吊在樹上。消息傳到白漢成一位本家叔叔白靜的耳裡，老人十分氣惱，馬上找著白玉，對他說：「快找幾個人把你哥放下，也不怕村裡人笑話」！人從樹上放下， 接下來如何處理，白漢成死活不讓往院里拉，以命令的口吻要白玉找幾個人連夜埋了，白玉拗不過父親，只得匆匆把他哥埋掉。我們聽到街外的吵雜聲，正是參加埋 葬白儀的幾個人，氣憤地對人們述說著夜裡發生的一切。

中秋節一過，白儀的死，成為村裡人們議論的頭號話題。原來，白儀自從當了紅衛兵聯絡部的部長，這一年並未外出打工，晚上常在為他們專門設置的辦公室裡，同 一些紅衛兵們閒聊，漸漸地和一個姑娘產生了感情，兩人相約結婚。白儀曾幾番打發人前去女方家裡說媒，無奈女方的父親堅決不答應，不想和白漢成結成親家。緊 接著又託人給女兒在城裡找了一個對象，八月十五前剛剛出嫁。白儀在絕望後選擇了自縊。臨死前，拿一塊半頭磚把附近的版牆刮出三塊平整處，趁著月光寫下了他 的絕望，人們正是從這些斷句殘篇中瞭解到他的死因。去現場看過的人說，樹下扔著許多煙頭，往來踩下數不清的腳印，可見死前也曾有過劇烈的思想鬥爭。

白儀死後的幾天裡，每逢出到地裡，人們都在談論這件事，罵白漢成的不像人。早聽白儀的母親說，兒子掙回的錢，越攢越少，丈夫逼著向她要，都被他拿去在代銷 處換了吃喝，要是不給，連兒子也被臭罵一頓。白儀在家裡的處境實在難挨，極想自個兒有個家。然而絕大多數人們對他的死並不同情，總是說他葬了良心，遭到報 應。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因為換去我家的自留地。一般的老百姓，階級鬥爭觀念極為淡薄，往往按照傳統的觀念，鄙視那種欺負孤兒寡婦的人，認為這種人缺德。 白儀剛死那兩天，人們議論時，故意對著我，表示對我的同情，我對此事從未開過口。雖然也曾怨恨過他，氣憤他的仗勢欺人，可是一旦人死了，所有的怨恨隨之煙 消雲散，反倒有些同情，可憐他的不幸，尤其體諒他沒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以至於最後走上絕路。平心而論，白儀的為人還算不錯，並不像其父親那麼無情無義，更 多地秉承了他母親的厚道善良。小時候，我們一起玩耍，他比我大幾歲，又很有力氣，卻從未欺負過我和其他比較小的孩子，遇有別的大孩子欺負小孩子時，他常常 主動站出來主持公道。剛回村那陣，每逢見面，總要一起閒聊一會，也沒有覺察出對我有歧視的態度。

及至後來，當了紅紅衛兵聯絡部的部長，提出要換我家的自留 地，或許受了別人的慫恿也未可知，也或許是由於窮困的原因，一時衝動做出的選擇，這些當然都無從知曉。只是從那以後，見了我遠遠避開，盡量不想面對面接 觸，可見他也有某種程度的愧疚之情。現在人死了，種種怨恨也都隨風而去，只覺得窮困給我們這一代人，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村裡那麼多年輕小夥子，個個眉 不禿，眼不瞎，只因一個窮字，無論怎樣蹦躂，就是娶不過媳婦。而姑娘們擇偶的標準是「一軍二干三工人，死也不嫁老農民」。眼看著村裡的姑娘們一個一個地走 了，小夥子們乾瞪眼沒辦法，都是窮造的孽啊！白儀的死，不也與貧窮有著直接的關係嗎？真不知道那些提倡窮光榮，陷廣大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執政者，究竟長 著一付怎樣的黑心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