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二十二)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一百一十五

鄭寶林走後的第三天，丁大隊長把我叫到辦公室，很客氣地對我說：「領導準備給你調換個工種，聽說你經常腿疼，還回工務組干會計吧，不知你是怎麼想的」？ 「報告大隊長，我在零件組習慣了，根本不想去工務組，說實話，我也不是坐辦公室的料」。我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丁大隊長的好意，氣氛一時有些尷尬，過了一會， 他又用溫和的語氣說：「先回去考慮一下吧」。說罷揮揮手讓我出來。幹嗎要和那些人糾纏在一起呢，模型庫房雖不像辦公室乾淨，但那是我一個人的天下，自在多 了。

上次，鄭寶林來接我時，我只是出於對新任者的一種責任，要求給半天的交接時間，被他斷然拒絕，將我馬上轟下樓去，從那時起，我覺得此人不怎麼樣，盡量 躲著他。不就是個工務人員麼，一樣是勞改犯，他大約以為這是特殊的賞賜，我才不領這份情呢。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願意仍舊呆在零件組，而且也不想學什 麼木匠技術了，如果能平反，或者還有回原單位工作的可能。有時候和雷小厚在庫房里長久地談論著時局，討論著我們的未來，也用不著擔心別人的匯報，我才不想 再到工務組，讓那幾個老犯人在背後說長道短哩。

第二天，丁大隊長早早來到廠房，先是這裡轉轉，那裡看看，然後走到我們組的場地上，故意漫不經心地問道： 「昨天說的那事想好了沒有呀」？「大隊長，你還是另找人吧，我勞動慣了，坐不住」!他悻悻地走了，大概遇上我這樣的犯人，還是頭一遭。去工務組，當管理人 員，能夠經常接近領導，在許多犯人眼中，是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可我，偏偏不感興趣。這天晚飯後，門房來叫我，要我到辦公室一趟，我想恐怕還是此事吧，進得 門來，只有丁大隊長一人，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從明天起，你仍然去幹會計」！「報告大隊長，我不是……」未等我說完，他站起身來，加大嗓門吼道：「這是命 令，作為犯人，你沒有選擇的餘地，去吧」！他揮了揮手，我知趣地走了出來。既然知道我是犯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又何苦要徵求我的意見呢，從一開始就直接下 命令好了。

重新來到工務組和前次大不一樣，業務已是輕車熟路，每天有大量時間，有時幫其他人寫寫申訴什麼的，日子倒也平靜地過去了，只是我的心裏開始了躁動不安。整 整十年了，在槍桿子的壓制下，已經完全習慣了勞改犯的生活，很少去想自己的前途。形勢的急遽變化，我的思想也在變化，希望在漸漸增大，那麼多人平反，為什 麼我就不能？我也像其他人一樣，社會上還有親人，母親、弟弟、妹妹。兩年前，一直疼我關心我的姥爺姥娘相繼去世，爺爺奶奶也都在八十開外，二叔來信說，兩 位老人常常念叨著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閉眼前能看上我一眼。我不能只為自己活著。

十年來，對於自己的前途，可以說心如止水，特別是前六七年，老死監獄成 了主導思想，在近幾年才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然而也很模糊。近來，不斷有「現行反革命」出獄，我自然也要思考自己的事，可又拿不定主意，究竟該不該寫申 訴，因為報紙上並沒有登載屬於所謂集團案平反的消息。在全面估量了最近的撥亂反正政策後，覺得很有平反的可能。但又顧慮，原判機關肯定不會輕易鬆口，因著 我的家庭出身，他們認定我是鐵桿的「階級敵人」，是典型的異類。

有時，回想起那時和陶福成說過的一些話，什麼像秦始皇一樣，大搞焚書坑儒，殘酷迫害知識分 子啦，什麼個人迷信讓人看了肉麻啦，什麼一黨專制變成了一人專制啦，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啦等等，如今報紙上批判「四人幫」，不也是這樣說的嘛，同樣 的話說在十年前叫做罪惡，十年後成為真理，這怎麼讓人心服口服呢？判我時，硬是把我一起算作「集團主犯」，可笑的是，直到如今我還不知道參加了一個名叫什 麼的「反革命集團」，說我參加「反革命黑會」，誰看見過我？說我書寫「反動文章」，有什麼證據，能夠拿出一篇嗎？這一切都無從說起，寫在判決書上的那些 事，與我根本挂不上鉤，我的主要事實，便是和陶福成私下議論過「文化大革命」，對運動持有不同的看法，現在也都證明是對的，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麼罪？越 想越覺得憋氣得很，不寫申訴，實在不甘心，寫吧，又不知道有沒有結果，家庭出身依然是一道濃重的陰影。老幹部平反了，人家原來是國家的功臣，可我呢，地主 出身，原本就是被壓制的對象。就這樣，在矛盾中徘徊了很久，看著天天都在走人，終於有一天忍不住要「蠢蠢欲動」了。

一天下午的學習時間，討論報紙上批判「四人幫」的文章，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說了出來，特別強調，我的一些觀點只不過早說了十年，就叫做罪惡，實在有點想不 通。組長馬錦章先是用驚奇的眼光看著我，接著飛快地把我的話往紙上記，那種莊重認真的神態，簡直像獲得了一件寶物，我看在眼裡，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第二 天學習一開始，中隊的於隊長進到院子裡，首先招呼我到辦公室，劈口問道：「你最近是不是有不認罪的言論」？「是啊，」接著我把自己的想法全部說出，等待著 隊長的訓斥，因為對一個一向認罪服法的犯人，這一切似乎來得太突然了。於隊長沉思片刻，鄭重對我說：「估計你的案子是有問題的，像你的家庭出身，在那個時 候判刑，最起碼也是判得過重。這樣吧，如果你覺得有出入，可以寫申訴，現在上面有指示，要求監獄積極配合平反冤假錯案，凡申訴的，一律不准扣壓」。說罷， 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帶有鼓勵的意思，我很感激地對他說：「謝謝隊長的指點」。回到組裡後，馬錦章用疑惑的目光看了我很久，他一定很奇怪，受了批評的人，臉 上卻沒有絲毫沮喪的表情。怎麼會想到呢，他的匯報正好做了我和幹部溝通的橋樑。

從此，我也像雷小厚一樣，開始了曠日持久的申訴戰。

一百一十六

形勢越來越讓人感到振奮。報紙上每天都有這方面的消息，平反後的老幹部，不斷發表悼念周總理的文章，這些人借悼念充分抒發內心的感受。他們寫道：「‘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整個中國像一座監獄」，「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生不為名，死不佔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反革命猖獗的十年」等等，我在努力思索著 這些語句背後的含義，對於平反更增加了幾分把握。的確，「文化大革命」帶給人們許多變化，那些老幹部們，要不是歷盡折磨，哪能產生這樣的新認識呢？苦難使 他們更接近了民眾，也使他們對於暴政有了切膚之痛。我曾經把這個想法告訴雷小厚，鼓勵他要看到這個大方向，不要怕老幹部出來，會對因派性鬥爭進來的人不 利，同是時代的受害者，他們遲早會理解的。

這一年，我常常處於興奮的狀態，也常常苦悶地彷徨著。一方面為世道的變化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覺得它走的太慢了，很多提法都帶有羞羞答答的情形，不敢大膽 捅破那層紙，想必是那些極左老爺們仍在作祟，對一些新的措施、作法，動不動就冠以資本主義的罪名，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申訴充滿了憂慮。幾年來，因派 性進來的人，哪一個不寫申訴？最後得到答覆或解決問題的人寥寥無幾。「現行反革命」中，最早走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像我的老鄉唐順一樣，原本就和「反」字挂 不上鉤。至於像我這種出身不好，又有思想的人，平反肯定會遇到更大的阻力。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強調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是撥亂反正的一項重要工作， 地方上仍是盡力拖延、推托，不予過問。多少年來，寧左勿右的積習，牢牢地桎梏著許多下級幹部的頭腦，辦事左些，即使錯了，也是方法問題，檢查檢查了事；而 一旦右了，那可是路線問題，輕則丟官，重則坐牢，會毀掉一生前途的。落實政策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監獄方面，或者因其不參與判刑，只是作為一個保管犯人的單位，落實政策還是比較積極的。一方面每次開會總要警告一些人，不要有罪不認，趁機翻案，一方面對 每個人的申訴絕不扣壓，積極轉送出去。聽說管教科的張科長還幾次親赴附近的檢察院和法院催辦。不認罪的人越多，對監獄來說，越不好管理。一次，和一位幹事 閒聊時，他無意間對我說：「縣郵局的郵票一半賣給了二監獄，每天的申訴信件，用一輛工具車往外拉」。由此可見，這些年處理的案件中的確存在很多問題。在極 左思潮的影響下，判刑不是著重於事實，而是根據運動的風向，形勢的需要，盡力網羅罪名，置人於絕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說的是秦始皇時的情景，「文 化大革命」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不久，報紙上又傳來安徽農民分田單干的消息，竟然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想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一時間成了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人民公社的基石 正在動搖。安徽省還率先給「四類分子」摘帽，廣東省對「現行反革命集團」案也開始給予平反。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大變革已經全面來臨，有時甚至忘掉自 己的案件，一味為國家的走上正路而興奮不已。許多年來，所盼望、所企求的不就是我們的國家能盡快脫離暴政，走向正常嗎？長期以來，政治滲透到了每一個角 落，個人命運早就和國家的興衰緊緊聯繫在一起，只有國家走上正路，個人才能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尤其是給「四類分子」摘帽一事，對我觸動很大，這是一項多 麼英明的決策啊！二十多年來，這些人早已不是什麼剝削階級了，他們和一般社員一樣下地勞動，還剝削誰呀？除了少掙工分外，還要時時處處受到監督，每次運動 都是挨斗的對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原本就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從前也僅僅是因為勤勞和節儉，比別人過得稍為好了一點，便被沒完沒了地專政。現在，歷史終於 還了他們一個公道，儘管這公道來得太遲太遲了，畢竟今後可以正兒八經地做人了，仍然值得慶幸！

解放了「四類分子」，毫無疑問我更願意出去了，決心申訴下去，直到平反。我相信中央的政策一時不會改變。

一百一十七

舊案的申訴，實質上就是和原判機關打官司。我們都是小老百姓，對方卻是官，是衙門，彼此所處的地位極不平衡，想要打贏官司，其難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的 是，中央的政策毫不含糊，主要領導在重要會議上幾乎每次都要講到落實政策。最近，鄧小平又說了，處理歷史遺留問題，要宜粗不宜細，意思很明顯嘛，就是不讓 摳字眼，能平反的盡量給予平反。但地方上有些人就是不開竅，依然頑固地堅持過去的極左路線，對於人們的申訴不予理睬。因此，寫申訴的人有增無減，得到處理 的卻很少，畢竟庶民百姓不能和高級幹部相提並論，人家呢，主要領導關照一下，下面的人忙著去辦，我們則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領導只能在會上大體講講，具體執 行還得靠下面的各級幹部。思想解放一點的領導，能夠積極去執行，而思想比較守舊的人，則盡可以推脫不辦。

在我寫申訴將近一年時，也就是一九八零年的春天吧，有天下午被叫到辦公室，中隊長、指導員和大隊的兩位教導員都在場。閻指導員把朔縣法院的答覆念給我聽： 「你的申訴無理，希你老實改造，爭取減刑」。簡單到了極點，也沒有說明原因，接著，賀教導員嚴正指出：「關於申訴，政府是允許的，也保證給你們傳遞出去， 但必須是冤假錯案。如果趁機翻案，有罪不認，後果可要自負。不久，監獄打算又要召開減刑大會，不認罪可不能減刑。至於你的案子，有沒有問題，我們也不好 說，你自己應該是最清楚的，所以提醒你，一定要認真對待，今後是撤訴還是繼續申訴，應該有個理智的抉擇」。我當即表示，要繼續申訴下去，賀教導員再沒有說 什麼，其他幹部都未啃聲。

此後一段時間，更加焦慮不安，深深感到，平反冤假錯案是一項相當艱鉅的任務，首先要解決的是各級幹部的認識問題，長期的極左思維，慣性使然，要使這些地方 幹部徹底轉變思想，必須藉以時日，我們只有耐心等待。極左司令部在形式上垮臺了，暴政時期的許多做法還在延續著，前不久，走了一位交城縣的老農民，正好說 明瞭這點。那人是粉碎「四人幫」後判的「現行反革命」，只因為發下華國鋒的標準照片時，他左端詳右端詳，順口說了一句「這狗胖了不少啊」！便以「辱罵英明 領袖華主席」的罪名，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這老漢與華國鋒同村，想必也是總角之交，可他的家庭成分卻是富農。

山西的農民，許多地方，說話時總愛帶個「狗 的」，也就是「狗日的」的簡稱，此話原意卻有不敬之意，但人們說得久了，同事之間，「這狗的」、「那狗的」，成了習慣用語，誰也不去在意，所謂約定俗成 吧，不敬之意也就自然淡出。固然，稱呼一個國家領導人不該這麼放肆，但別人批評他幾句也就行了，判處十年徒刑確實也太過分了。此事如果讓華國鋒本人聽到， 兒時的夥伴這樣稱呼他，一定會一笑了之，以華的寬厚，決不至於計較。結果下面的幹部對老漢竟然判如此重的徒刑。

三年以後，雖然平反出獄了，卻留給人們許多 思考，就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不還有人在製造著新的類似的案件嗎？有鑒於此，我甚至做了長期申訴的打算。

春末夏初的一天，又接到一份答覆，是山西省人大法制組的，閻指導員交給我時，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打開看時，上面寫著：「你的申訴無理，不應該用現行的法 律和政策去翻過去的案，希你老實改造，爭取減刑」。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早先聽雷小厚說，寫給所有地方的申訴很少答覆，只有省人大法制組給予答覆，我也試著 寄了一份，看他們怎麼說。半個月後竟然得到了回覆。可這回覆，在我看來絲毫沒有說服力。不能用現行法律和政策去翻過去的案，那麼，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 人是怎樣平反的？過去的處理，經過實踐的檢驗，放在現在來看，歷史證明其錯了，給予糾正，這不是完全應該的嗎？如果過去的案件，不允許用今天的眼光來判 斷，那不意味著錯了的東西就讓它永遠錯下去嗎？這種思維實在是太陳舊了，而且還很荒謬。真奇怪，堂堂省人大法制組，用這個理由搪塞我，我怎麼可能接受呢！

氣憤之餘，索性大刀闊斧地干了起來，反正已經是這樣了，除此而外，也沒有其它出路。原先只寄給各級法院和檢察院，現在乾脆擴大了範圍，在寄給司法部門的同 時，向政治局、書記處、鄧小平、胡耀邦等也開始大量地寄出。越想越覺得自己冤枉得很，不管前面的路是多年崎嶇，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百一十八

這年夏天，監獄當局又召開一次規模更大的減刑大會，除了例行將原判死緩的減為無期，將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年前由無期減為有期徒刑十 八年的人，這次又減了五年，據說在監獄的歷史上還是首次。減刑大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我被叫到辦公室，和上次一樣，中隊長、指導員、兩位教導員都在。賀教導 員開門見山地對我說：「這次減刑沒有你，知道原因吧，主要是因為寫了申訴，寫申訴就是不認罪，而不認罪是不能減刑的。我們大隊、中隊領導所以特別關心你， 是因為這些年你的確表現不錯，無論放到哪個崗位上，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務，尤其在生產方面，你肯鑽研技術，每逢生產中出了大問題，都能積極出謀劃策，協助領 導解決，按理說，應該也給你減五年，可你寫了申訴不能減，你是知道的，雷小厚進來也有七八年了吧，不是一次也未減麼，我們今天找你談話，是希望你不要因此 背上包袱，如果哪天撤訴，領導會給你補報的。至於你，是繼續申訴還是撤訴，仍然是那句話，由你自己決定吧」。我當即再次表示，要申訴下去，直到平反。並向 大、中隊領導表示深深的謝意。

大隊領導對我的關心，除了七五年我帶領一組人馬，苦戰四十天，順利完成組合機床的鑄造任務外，還有一件事，他們也常常提及。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厚的雪，優 質焦炭一時運不回來，只能從附近一些公社臨時買些劣質焦炭，含硫量特別高，出爐鐵水只有1200多度，大量小件無法澆注成形，幾乎處於半停產狀態。大隊召 開緊急會議，要求每個人獻計獻策，我是造型組的，熔爐的事與我不相干，但因常看《鑄工》雜誌，把學來的一點知識向領導提了一條建議，在爐料中加百分之一的 電石，結果鐵水溫度提高到1400度，使生產恢復了正常。這本是小事一樁，但大隊領導從此對我很看重，生產中每逢出現大的問題，總要徵求我的意見。加之， 從七二年起，我一直擔任大隊宣傳鼓動組的副組長，每逢高產競賽，由組長衛隨勝廣播，我進行採訪，寫了大量稿件。近兩年來，大隊的年終總結以及大會上的發言 稿，常常由我起草，我的確成了萬金油，哪方面缺人就去哪裡干。所以他們對我還是比較滿意的。

領導對我的關心，我能理解，他們是擔心我申訴沒有結果，時間一長，又誤過減刑，對自己更為不利。我呢，此時根本不想這些，如果不能平反，多坐幾年和少坐幾 年簡直沒有什麼區別。我的思想裡，如今更多地想的是到底自己有沒有罪？我越來越不服氣，從青年時代算起，從未做過一件危害國家危害人民的事情，自信為人是 清白的。尤其在做學生時候，我也像當時的許許多多年輕人一樣，崇拜領袖，信仰共產主義。後來，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了與執政者相 牴觸的觀點，這一切都是時代造成的，別人搞暴政，我自然不會同情。也可以說，我的思想的變化，是被人一步一步地逼著走出來的，假使我還在電廠上班，也許沒 有後來這許多變化。的確，「文化大革命」中，我較早地看清了其本質，看清了一些人的鬼蜮伎倆，有了自己獨立的思想。但也僅僅是思想，我又沒有到處宣傳，難 道也可以叫做罪嗎？更何況這些思想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如果不申訴，如何能讓我想得通呢？

一百一十九

國家在變化，監獄也不例外，上年冬天設置了圖書室，並對犯人開放，雖然那裡面可讀的書寥寥無幾，絕大多數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極左的東西，但總算 有了開始，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書的出版，它也會慢慢改變的。年輕時，讀過不少早期共產黨員的傳記，這些人在國民黨的監獄裡還在不斷讀書，不斷學習。而 今，我們住的是共產黨的監獄，十年來，除了《毛選》，就是《語錄》，其它方面的書根本看不到，由此可見，社會已退步到什麼程度了，連人們學習的權利也早被 剝奪殆盡。都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了，竟然連二三十年代都趕不上，能說得過去嗎？

與圖書室開放的同時，允許向外地新華書店郵購書籍，這給我十年來的枯燥生活，無形中增添了新的佐料，日子過得稍為有了點滋味。一個從小愛讀書的人，十年 間，居然看不到一本他所喜歡的書，難免會有遺憾多多的感覺。我還訂了新創辦的雜誌《當代》、《鐘山》等大型文學刊物，另外專門定了一份《歷史研究》。一個 時期以來，熱衷於讀那些傷痕文學，主要是自己的經歷與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每每讀著這些作品，產生強烈的思想共鳴，彷彿變了一個人，精神 極其脆弱，動不動就淚水長流，難以抑制。我為同時代的無數受害者哀傷，也為自己的不幸和冤枉而哀傷。由此，更堅定了要申訴到底的決心，深信自己是無辜的， 許多年來，不公平的對待我，也該到結束的時候了吧。

前不久，大妹和二弟來看我，將近十年，與親人首次見面，真是悲喜交集。大妹告訴我，她在外面也為我不斷 上訪，多次到太原、北京去，只是因為各地上訪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一時半刻難以解決。同時也給我帶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一次，她和母親到縣法院要求複查我 的案件，得到的答覆是，「只要共產黨在一天，那個案子休想平反，也不想想你們是些什麼人」。原判法院的頑固態度，並未打消我繼續申訴的念頭，我堅信中央的 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原判法院可以永遠不理我，但總不能長時間地藐視他們的上級啊。「你們是些什麼人」，這叫人話嗎？典型的奴隸主的 口吻！

這年秋天，有一次，大隊薛副教導員把我叫到辦公室，那天只有他一人。這是一位面孔白皙，唯一不是軍人出身的管教幹部，聽說從前當過教師，對犯人說話，很少 疾言厲色，想必與他的教師生涯有關吧。那天，他平靜地對我說：「你的案子，目前來看相當棘手，我們派了張幹事到你們縣去催辦，法院先是不予接待，後來勉強 接待了，把一摞卷宗撂給張幹事，沒好氣地說：‘你自己看去’！並譏笑張幹事，說他純屬多管閑事。‘你們管好人就行了，案子平反不平反，與你們有啥相干’？ 由此看來，你的案子，阻力實在是太大了，所以告訴你這些，希望你心裏有個底，今後怎麼辦，可要慎重定奪」。

我又一次向領導表示感謝。經過一番思索，決定還 要繼續申訴下去，只不過從此以後，申訴的方向，主要朝向了最高層。一次，薛教導員在接過我的一摞申訴信時，不無擔憂地對我說：「你寄給個人的申訴信恐怕不 太合適，鄧和胡，日理萬機，哪顧得上這些事」?我說：「即使他們看不到，還有他們的秘書，我相信，他們身旁的人，也有像我一樣受過迫害的，說不定會同情 我」。薛教導員再沒有說什麼，拿著申訴信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