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亞洲週刊發表拙作《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之後，翌日香港、臺灣以及美國許多報紙就加以報導或者摘載，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許多媒體也加入關注的行列。庫恩在翌日即二月二十六日通過助手對於《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說了幾句話，這表明，當時正在廣州簽名售書的庫恩，已經迅速得知我在亞洲週刊發表的文章。
《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所述全是事實，雖然有許多記者向庫恩追問此事，庫恩總是迴避。直至五月二十四日，庫恩到大連簽名售書，面對當地《新商報》記者窮追不舍的提問，終於打破沉默，第一次作出正面回應。
五月二十五日，《新商報》發表了報導:《庫恩:葉永烈的言論不負責任》。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從網上看到這篇報導。《新商報》記者說，他在採訪庫恩前，從網上讀到中國大陸中華讀書網上轉載的《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於是在採訪庫恩時尖銳地提出有關葉永烈的問題。沉默了三個月的庫恩終於開口了。五月二十七日晚，我飛往中國西北為新版「紅色三部曲」簽名售書。亞洲週刊記者江迅先生聞訊，打電話到蘭州飯店採訪此事。當我從蘭州回到上海，寫下此文，作為對庫恩回應的回應。
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網站轉載了亞洲週刊的《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許多重要網站都全文轉載，就連《人民日報》主辦的「人民網」也有記者轉帖。而當時正值庫恩到南京、揚州簽名售書的時候。
自知無法與斯諾並論
庫恩在中國各地簽名售書，舉行一場又一場記者會。庫恩他不止一次說:「我愛江主席，勝過愛我的太太！」二月二十五日，《南方週末》發表關於庫恩的專訪，標題便是《〈江澤民傳〉作者:江澤民讓我夫人「吃醋」》。
在《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中，我曾經指出，庫恩根本無法跟斯諾相提並論，把庫恩比作「新時期的斯諾」名不副實。庫恩先生自己也意識到，他無法與斯諾相提並論。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長沙晚報》發表記者對庫恩的報導《〈江澤民傳〉作者:不願被稱為「斯諾」》。
其實，只消翻一翻他的《江澤民傳》，就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的無知。在《江澤民傳》中文版第九十九頁寫道:「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四人幫』對毛危言聳聽地說，『你的命令沒人理會』」。「四人幫」是在王洪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後才形成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面，指著江青說: 「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警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四人幫」。在一九六六年三月，怎麼有「四人幫」呢？
庫恩的回應，刻意迴避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江澤民傳》寫作的中國官方背景。他的助手在大連對記者說:「當時，葉永烈是我負責聯絡的，葉的飛機票也是我買的，中央電視台上海辦事處的莊先生是我的朋友，就委他將機票轉交葉永烈。但一經葉永烈描述卻變成鬼鬼祟祟的。」按照他的說法，我是被他請到北京去的。
其實，我的描述一點也沒有「鬼鬼祟祟」。出面邀請我去北京的，並非庫恩的助手，而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局的楊副局長（在《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中，我寫成「中共中央直屬對外宣傳機構的Y局長」。後來許多外國記者寫的報導已經點明瞭真實名字，我也就用不著「迴避」了）。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是兩塊牌子一個機構。主任均為從上海市副市長提升的趙啟正。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建於一九九一年一月，職責是「負責推動中國媒體向世界說明中國」。策劃《江澤民傳》的寫作，正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業務圍，所以被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列為重要「工程」。
庫恩反覆強調，他寫《江澤民傳》是「獨立寫作」，與中國官方毫無關係。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被記者追問時也說，他與《江澤民傳》沒有任何關係，他不認識葉永烈。
刻意否認有官方操作
確實，我並不認識趙啟正，與我直接聯的是他手下的一局楊副局長，而楊副局長多次跟我談起趙啟正以及《江澤民傳》寫作計畫。楊副局長說，儘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負責對外宣傳，但是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也不能向海外推出官方色彩的《江澤民傳》。由庫恩來寫《江澤民傳》非常適合海外圖書市場。但是，庫恩畢竟是美國人，他又不懂中文，所以他們要物色一位中國傳記作家與庫恩合作。
楊副局長特別關照我:回到上海之後，不能讓上海市新聞辦公室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知道寫作《江澤民傳》的計畫，也不能向上海作家協會匯報。因為我是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他們生怕上海從中「搶」去頭功。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庫恩從美國來電，高興地告訴我，「零零一工程」獲得了「重大進展」，即得到「江辦」默許。
關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策劃《江澤民傳》，庫恩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都矢口否認。在亞洲週刊發表我的文章前十天，即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中文門戶網站木子網（Muzi.com）上發表署名安替的《江澤民傳:它改變了中國外宣模式》一文。作者指出看完庫恩的《江澤民傳:他改變了中國》，覺得像英文版的《高祖皇帝功德編》，用西方敘事來構建《人民日報》主題，作者自己也承認，這本不是江的政治性傳記，而是講述他和同事家人朋友故事的個人性傳記。這本傳後面，能看到一個人的風格:趙啟正。
透露這一內幕的，正是庫恩自己，因為他在書中對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的採訪有很大篇幅，而且作者也在書後感謝了國務院新聞辦助手對他的幫助，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在《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中談到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我為《江澤民傳》所做的大量工作。對此，庫恩在回應時盡量縮小、抹殺我的工作。庫恩說:「在《江澤民傳》出版之前，我只與葉永烈見過一次面，那是二零零一年春天。因為我對寫傳記沒有任何經驗，所以想找一個有這方面經驗的人聊一下，瞭解一下操作方式。葉永烈出版過很多中國領導人傳記，他是一個合適的人選。當時他聽說這個創作計畫後很興奮。」
庫恩說他自己「對寫傳記沒有任何經驗」倒是老實話。他也承認找我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其實，把我列為幫助庫恩寫作《江澤民傳》第一人選的並非庫恩，而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楊副局長，這位哈佛博士讀過我許多著作，非常欣賞我寫的《陳伯達傳》和《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等。
我已寫了奠基性文件
由於庫恩「對寫傳記沒有任何經驗」，我不得不從傳記文學寫作的特點、規律說起，一直談到江澤民的生平，然而，庫恩找我，並不只是「找一個有這方面經驗的人聊一下，瞭解一下操作方式」，而是雙方合作共同寫《江澤民傳》。我根據楊副局長和庫恩的要求，為《江澤民傳》寫作一系列奠基性的文件。
這裡必須提到的是，在庫恩之前，我已經有了寫作《江澤民傳》的打算，而且曾經作過許多相應的採訪，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在「六四」之後，江澤民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我就從上海公安部門借到在中國大陸被禁的香港作家鄭義所著的《江澤民傳》（明窗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我的紀實文學選集《名人風雲錄》中，就收入我的三萬字的《江澤民走過的道路》。一九九四年，我在江蘇江都採訪江澤民七叔江樹峰的好友杜明甫先生，並訪問江氏祖屋、江澤民祖父江石溪之墓，在揚州採訪江澤民母校揚州中學。我多次採訪江澤民的老上級陳修良。一九九五年，我在海外發表了《江澤民身世考》，指出江澤民原籍江西婺源。一九九七年，日本經濟新聞社出版的日文版《「人治國家」中國》一書，其中有關江澤民的章節是由我寫的。
庫恩輕描淡寫地說:「在《江澤民傳》出版之前，我只與葉永烈見過一次面。」實際上，在北京我們一起作了三次長時間的談話。我的工作筆記上記載三月十三日下午五時半到達之後，與庫恩談到夜十一點；三月十四日花一個上午時間，向庫恩談採訪《江澤民傳》的步驟和計畫；三月十五日，又與庫恩談了一上午。另外，根據楊副局長的要求，我在毫無思想準備、手頭沒有帶任何資料的情況下，在北京寫出《江澤民傳》最初的提綱、採訪名單。
此後，我與楊副局長、庫恩以及庫恩助手多次通電話，不斷用電郵聯繫。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為《江澤民傳》作準備工作，用電腦寫出詳細的全書提綱、採訪名單，尤其是寫出《江澤民年譜》。
庫恩回應說:「葉最初提出的寫作框架我沒有採用，因為那種寫作方式是與我完全不一樣的，他打算從一九八四年寫起，而我現在的作品是從一九二六年寫起。」庫恩的這句話，承認了我為《江澤民傳》起草了「寫作框架」。
庫恩說:「他列出了五十多個採訪人的名單，最後這份名單與我實際採訪對象只有三個人是重合的:江澤慧（江澤民的妹妹）、李肇星、趙啟正，而這三個人也是一般採訪者都會想到的。」實際上，我在二零零一年發給庫恩的《〈江澤民傳〉採訪通訊錄》（即「採訪人的名單」）不是五十多個，而是一百零九人。
庫恩迴避了我提供的長達十五頁、中英文對照的《江澤民年譜》。當時，在任何書籍和資料中，找不到如此詳盡的《江澤民年譜》，這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年譜是寫作傳記的入門鑰匙。對於這份《江澤民年譜》，庫恩隻字不提。
庫恩的助手居然對《新商報》記者說:「媒體此後採訪葉時，他也不敢拿出當時提供給我們的材料來，因為一對照就會真相大白的。」須知，我當時提供給庫恩的所有資料，都是輸入電腦的，而且列印成冊。美國一位記者在我家看了那一大卷材料之後，當即說:「庫恩嚴重侵犯了你的知識產權！」這一回，我把《江澤民年譜》中英文本發給亞洲週刊，供讀者對照。
讓讀者知真相已足夠
很多人鼓勵我動用法律手段教訓這位「洋作家」，尤其是我的常年法律顧問富敏榮律師。我笑道:「這樣的官司在中國打不贏，在美國打不起！」一家美國公司得知我的這句話，表示願意承認所有在美國的訴訟費用，我仍笑說:「只要讓廣大讀者知道事實的真相，就足夠了。」
笫三個原則性的問題，是庫恩要我當「槍手」，而遭到我的嚴詞拒絕。庫恩卻這樣說:「合作很快就中斷了，其主要原因是葉提出要與我作為『共同作者』，當時我十分清楚這本書的價值，而且我希望是用獨立的觀點來創作這本書。」
庫恩通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找到我，既可以說找對了人，也可以說找錯了人。說找對了人，這連庫恩也承認:「葉永烈出版過很多中國領導人傳記，他是一個合適的人選。」然而，庫恩同時也找錯了人，我從來沒有給人當過「槍手」，我永遠保持中國作家的尊嚴。庫恩起草的合同，明確寫著給我五十萬元人民幣的報酬，而且把版稅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給我。條件是庫恩作為唯一的作者，而我只是首席採訪者和研究者（實際上也就是「槍手」）。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庫恩助手從美國給我來電，告知庫恩準備在六月上旬從美國前往上海，與我一起在上海開始採訪，然後一起前往江澤民故鄉揚州採訪。
為了準備庫恩的到來，我必須先到江澤民在上海生活、工作過的地方以及揚州、江都「打前站」。做這些準備工作沒有組織介紹信是不行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認為，如果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開出介紹信，未免太醒目了，還是由我所在的上海作家協會開介紹信，比較有「民間色彩」。
就在這時，我的特殊行蹤被上海方面覺察了。雖然我開的介紹信上只寫著「聯繫工作」，但是這些單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與江澤民有關。
「無事不登三寶殿」。從未來過我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突然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前來我家看望，還送來鮮花。他的來意，我心知肚明。由於他同時也是上海作家協會黨組負責人，在他的盤問下我不能不粗略談及「中央某部門」要我參加《江澤民傳》寫作。他問這「中央某部門」是什麼部門，我始終含糊其詞，並沒有說及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因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早已囑咐我不能向上海方面透露「零零一工程」。當然，我也沒有提及這是與美國庫恩合作的項目，只是說「上面」要求我來寫。
條件不合理拒簽合同
兩天之後，我接到庫恩助手從美國打來的電話，他以質問的口氣說，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告知，上海方面反映，你自己要寫一本《江澤民傳》。我不得不作瞭解釋，因為基於「零零一工程」的保密要求，我只能向上海方面說「上面」要求我來寫。他隨後說了五點意見。我當時的記錄如下:
一是合同，庫恩已經重新寫好，今天他會用電郵給你發去第二稿。請你看後，發表意見。然後雙方盡快正式簽署合同。二是先出英文版，然後根據英文版再譯出中文版。三是時間為兩年。完成之後何時推出，看情況而定。四是必須確保資料的獨家性。五是庫恩作為作者，這是上面定的。你的身份是總採訪、總研究員。
我拒絕了庫恩的「不平等條約」，沒有在庫恩用電郵發來的合同第二稿上簽字。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給我來電，說「零零一工程」不做了，不僅庫恩不寫了，也不再找任何其他中國作者合作。此後久久沒有音訊。
二零零五年一月上旬，我從美國回國。在關於北京圖書訂貨會的報導中，第一次得知出版《江澤民傳》的消息。我不知道作者是誰。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從《上海新書報》得知，《江澤民傳》是庫恩所作，非常驚訝！當即有一種被人欺騙的感覺！
庫恩的助手在回應中說:「葉主動打來電話，問我庫恩能否送他一冊簽名本。」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跟庫恩以及他的助手已經很久沒有聯繫，連他們現在的手機號碼都不知道，怎麼會「主動打來電話」？
我開始交涉此事，是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我致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有關人員，問:「你當時說，《江澤民傳》不再進行，也不再找任何其他中國作者合作。為什麼《江澤民傳》還是在進行？」他的回答使我驚詫:「我不記得說過那樣的話。」他又心虛地說:「當時的電話你錄音了嗎？」接著，他改口了:「也許我說過，只是不記得了。」我又問:「為什麼庫恩在《江澤民傳》中，隻字未提我對這本書所做的工作？」他回答說:「在書的後記裡感謝誰，這是作者庫恩的事。」
一月三十一日晚六點，庫恩的助手從北京給我打來電話，他說楊副局長已經把我的意見轉告他和庫恩，庫恩希望與我見面。經商定，庫恩在二月三日來滬時與我見面。我與庫恩見面時，他的助手手中便拿著一本準備送給我的《江澤民傳》。
我決定揭露真相，是在我讀了《江澤民傳》之後。一是在書後長長的「鳴謝」名單上，居然對我所做的大量工作一字不提；二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有關人員欺騙了我。庫恩的助手說我「藉機炒作」、對庫恩的批評是「不道德的」。像我這樣的已經出版了三百多部著作的中國作家，還需要借庫恩來「炒作」？那攫取了別人諸多勞動成果的才是真的「不道德」。
順便一提，《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是在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就寫好的。因為自從我的長篇自傳《追尋歷史真相》出版之後，便計畫再寫續篇，寫作《江澤民傳》顯然是重要的一章，所以把有關經歷「敲」進了電腦。與庫恩在上海見面之後，我只是略作修改和刪節，就發給了有著多年交往的亞洲週刊。
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於上海「沉思齋」
□ 《亞洲週刊》二○○五年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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