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亚洲周刊发表拙作《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之后，翌日香港、台湾以及美国许多报纸就加以报道或者摘载，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许多媒体也加入关注的行列。库恩在翌日即二月二十六日通过助手对于《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说了几句话，这表明，当时正在广州签名售书的库恩，已经迅速得知我在亚洲周刊发表的文章。
《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所述全是事实，虽然有许多记者向库恩追问此事，库恩总是回避。直至五月二十四日，库恩到大连签名售书，面对当地《新商报》记者穷追不舍的提问，终于打破沉默，第一次作出正面回应。
五月二十五日，《新商报》发表了报道:《库恩:叶永烈的言论不负责任》。我在五月二十七日从网上看到这篇报道。《新商报》记者说，他在采访库恩前，从网上读到中国大陆中华读书网上转载的《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于是在采访库恩时尖锐地提出有关叶永烈的问题。沉默了三个月的库恩终于开口了。五月二十七日晚，我飞往中国西北为新版“红色三部曲”签名售书。亚洲周刊记者江迅先生闻讯，打电话到兰州饭店采访此事。当我从兰州回到上海，写下此文，作为对库恩回应的回应。
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网站转载了亚洲周刊的《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许多重要网站都全文转载，就连《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也有记者转帖。而当时正值库恩到南京、扬州签名售书的时候。
自知无法与斯诺并论
库恩在中国各地签名售书，举行一场又一场记者会。库恩他不止一次说:“我爱江主席，胜过爱我的太太！”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发表关于库恩的专访，标题便是《〈江泽民传〉作者:江泽民让我夫人“吃醋”》。
在《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中，我曾经指出，库恩根本无法跟斯诺相提并论，把库恩比作“新时期的斯诺”名不副实。库恩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他无法与斯诺相提并论。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长沙晚报》发表记者对库恩的报道《〈江泽民传〉作者:不愿被称为“斯诺”》。
其实，只消翻一翻他的《江泽民传》，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无知。在《江泽民传》中文版第九十九页写道:“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四人帮’对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四人帮”是在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才形成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警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三月，怎么有“四人帮”呢？
库恩的回应，刻意回避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江泽民传》写作的中国官方背景。他的助手在大连对记者说:“当时，叶永烈是我负责联络的，叶的飞机票也是我买的，中央电视台上海办事处的庄先生是我的朋友，就委他将机票转交叶永烈。但一经叶永烈描述却变成鬼鬼祟祟的。”按照他的说法，我是被他请到北京去的。
其实，我的描述一点也没有“鬼鬼祟祟”。出面邀请我去北京的，并非库恩的助手，而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局的杨副局长（在《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中，我写成“中共中央直属对外宣传机构的Y局长”。后来许多外国记者写的报道已经点明了真实名字，我也就用不着“回避”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主任均为从上海市副市长提升的赵启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建于一九九一年一月，职责是“负责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说明中国”。策划《江泽民传》的写作，正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业务围，所以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列为重要“工程”。
库恩反覆强调，他写《江泽民传》是“独立写作”，与中国官方毫无关系。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被记者追问时也说，他与《江泽民传》没有任何关系，他不认识叶永烈。
刻意否认有官方操作
确实，我并不认识赵启正，与我直接联的是他手下的一局杨副局长，而杨副局长多次跟我谈起赵启正以及《江泽民传》写作计划。杨副局长说，尽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宣传，但是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组织写作《江泽民传》，也不能向海外推出官方色彩的《江泽民传》。由库恩来写《江泽民传》非常适合海外图书市场。但是，库恩毕竟是美国人，他又不懂中文，所以他们要物色一位中国传记作家与库恩合作。
杨副局长特别关照我:回到上海之后，不能让上海市新闻办公室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知道写作《江泽民传》的计划，也不能向上海作家协会汇报。因为我是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他们生怕上海从中“抢”去头功。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库恩从美国来电，高兴地告诉我，“零零一工程”获得了“重大进展”，即得到“江办”默许。
关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策划《江泽民传》，库恩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都矢口否认。在亚洲周刊发表我的文章前十天，即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五日，中文门户网站木子网（Muzi.com）上发表署名安替的《江泽民传:它改变了中国外宣模式》一文。作者指出看完库恩的《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觉得像英文版的《高祖皇帝功德编》，用西方叙事来构建《人民日报》主题，作者自己也承认，这本不是江的政治性传记，而是讲述他和同事家人朋友故事的个人性传记。这本传后面，能看到一个人的风格:赵启正。
透露这一内幕的，正是库恩自己，因为他在书中对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采访有很大篇幅，而且作者也在书后感谢了国务院新闻办助手对他的帮助，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在《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中谈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为《江泽民传》所做的大量工作。对此，库恩在回应时尽量缩小、抹杀我的工作。库恩说:“在《江泽民传》出版之前，我只与叶永烈见过一次面，那是二零零一年春天。因为我对写传记没有任何经验，所以想找一个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聊一下，了解一下操作方式。叶永烈出版过很多中国领导人传记，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当时他听说这个创作计划后很兴奋。”
库恩说他自己“对写传记没有任何经验”倒是老实话。他也承认找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其实，把我列为帮助库恩写作《江泽民传》第一人选的并非库恩，而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杨副局长，这位哈佛博士读过我许多著作，非常欣赏我写的《陈伯达传》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等。
我已写了奠基性文件
由于库恩“对写传记没有任何经验”，我不得不从传记文学写作的特点、规律说起，一直谈到江泽民的生平，然而，库恩找我，并不只是“找一个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聊一下，了解一下操作方式”，而是双方合作共同写《江泽民传》。我根据杨副局长和库恩的要求，为《江泽民传》写作一系列奠基性的文件。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库恩之前，我已经有了写作《江泽民传》的打算，而且曾经作过许多相应的采访，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六四”之后，江泽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就从上海公安部门借到在中国大陆被禁的香港作家郑义所著的《江泽民传》（明窗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我的纪实文学选集《名人风云录》中，就收入我的三万字的《江泽民走过的道路》。一九九四年，我在江苏江都采访江泽民七叔江树峰的好友杜明甫先生，并访问江氏祖屋、江泽民祖父江石溪之墓，在扬州采访江泽民母校扬州中学。我多次采访江泽民的老上级陈修良。一九九五年，我在海外发表了《江泽民身世考》，指出江泽民原籍江西婺源。一九九七年，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的日文版《“人治国家”中国》一书，其中有关江泽民的章节是由我写的。
库恩轻描淡写地说:“在《江泽民传》出版之前，我只与叶永烈见过一次面。”实际上，在北京我们一起作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我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三月十三日下午五时半到达之后，与库恩谈到夜十一点；三月十四日花一个上午时间，向库恩谈采访《江泽民传》的步骤和计划；三月十五日，又与库恩谈了一上午。另外，根据杨副局长的要求，我在毫无思想准备、手头没有带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在北京写出《江泽民传》最初的提纲、采访名单。
此后，我与杨副局长、库恩以及库恩助手多次通电话，不断用电邮联系。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为《江泽民传》作准备工作，用电脑写出详细的全书提纲、采访名单，尤其是写出《江泽民年谱》。
库恩回应说:“叶最初提出的写作框架我没有采用，因为那种写作方式是与我完全不一样的，他打算从一九八四年写起，而我现在的作品是从一九二六年写起。”库恩的这句话，承认了我为《江泽民传》起草了“写作框架”。
库恩说:“他列出了五十多个采访人的名单，最后这份名单与我实际采访对象只有三个人是重合的:江泽慧（江泽民的妹妹）、李肇星、赵启正，而这三个人也是一般采访者都会想到的。”实际上，我在二零零一年发给库恩的《〈江泽民传〉采访通讯录》（即“采访人的名单”）不是五十多个，而是一百零九人。
库恩回避了我提供的长达十五页、中英文对照的《江泽民年谱》。当时，在任何书籍和资料中，找不到如此详尽的《江泽民年谱》，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年谱是写作传记的入门钥匙。对于这份《江泽民年谱》，库恩只字不提。
库恩的助手居然对《新商报》记者说:“媒体此后采访叶时，他也不敢拿出当时提供给我们的材料来，因为一对照就会真相大白的。”须知，我当时提供给库恩的所有资料，都是输入电脑的，而且打印成册。美国一位记者在我家看了那一大卷材料之后，当即说:“库恩严重侵犯了你的知识产权！”这一回，我把《江泽民年谱》中英文本发给亚洲周刊，供读者对照。
让读者知真相已足够
很多人鼓励我动用法律手段教训这位“洋作家”，尤其是我的常年法律顾问富敏荣律师。我笑道:“这样的官司在中国打不赢，在美国打不起！”一家美国公司得知我的这句话，表示愿意承认所有在美国的诉讼费用，我仍笑说:“只要让广大读者知道事实的真相，就足够了。”
笫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库恩要我当“枪手”，而遭到我的严词拒绝。库恩却这样说:“合作很快就中断了，其主要原因是叶提出要与我作为‘共同作者’，当时我十分清楚这本书的价值，而且我希望是用独立的观点来创作这本书。”
库恩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找到我，既可以说找对了人，也可以说找错了人。说找对了人，这连库恩也承认:“叶永烈出版过很多中国领导人传记，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然而，库恩同时也找错了人，我从来没有给人当过“枪手”，我永远保持中国作家的尊严。库恩起草的合同，明确写着给我五十万元人民币的报酬，而且把版税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给我。条件是库恩作为唯一的作者，而我只是首席采访者和研究者（实际上也就是“枪手”）。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库恩助手从美国给我来电，告知库恩准备在六月上旬从美国前往上海，与我一起在上海开始采访，然后一起前往江泽民故乡扬州采访。
为了准备库恩的到来，我必须先到江泽民在上海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以及扬州、江都“打前站”。做这些准备工作没有组织介绍信是不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认为，如果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出介绍信，未免太醒目了，还是由我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开介绍信，比较有“民间色彩”。
就在这时，我的特殊行踪被上海方面觉察了。虽然我开的介绍信上只写着“联系工作”，但是这些单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与江泽民有关。
“无事不登三宝殿”。从未来过我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突然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前来我家看望，还送来鲜花。他的来意，我心知肚明。由于他同时也是上海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在他的盘问下我不能不粗略谈及“中央某部门”要我参加《江泽民传》写作。他问这“中央某部门”是什么部门，我始终含糊其词，并没有说及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因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早已嘱咐我不能向上海方面透露“零零一工程”。当然，我也没有提及这是与美国库恩合作的项目，只是说“上面”要求我来写。
条件不合理拒签合同
两天之后，我接到库恩助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他以质问的口气说，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告知，上海方面反映，你自己要写一本《江泽民传》。我不得不作了解释，因为基于“零零一工程”的保密要求，我只能向上海方面说“上面”要求我来写。他随后说了五点意见。我当时的记录如下:
一是合同，库恩已经重新写好，今天他会用电邮给你发去第二稿。请你看后，发表意见。然后双方尽快正式签署合同。二是先出英文版，然后根据英文版再译出中文版。三是时间为两年。完成之后何时推出，看情况而定。四是必须确保资料的独家性。五是库恩作为作者，这是上面定的。你的身份是总采访、总研究员。
我拒绝了库恩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在库恩用电邮发来的合同第二稿上签字。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给我来电，说“零零一工程”不做了，不仅库恩不写了，也不再找任何其他中国作者合作。此后久久没有音讯。
二零零五年一月上旬，我从美国回国。在关于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报道中，第一次得知出版《江泽民传》的消息。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我从《上海新书报》得知，《江泽民传》是库恩所作，非常惊讶！当即有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
库恩的助手在回应中说:“叶主动打来电话，问我库恩能否送他一册签名本。”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跟库恩以及他的助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连他们现在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怎么会“主动打来电话”？
我开始交涉此事，是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我致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人员，问:“你当时说，《江泽民传》不再进行，也不再找任何其他中国作者合作。为什么《江泽民传》还是在进行？”他的回答使我惊诧:“我不记得说过那样的话。”他又心虚地说:“当时的电话你录音了吗？”接着，他改口了:“也许我说过，只是不记得了。”我又问:“为什么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只字未提我对这本书所做的工作？”他回答说:“在书的后记里感谢谁，这是作者库恩的事。”
一月三十一日晚六点，库恩的助手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杨副局长已经把我的意见转告他和库恩，库恩希望与我见面。经商定，库恩在二月三日来沪时与我见面。我与库恩见面时，他的助手手中便拿着一本准备送给我的《江泽民传》。
我决定揭露真相，是在我读了《江泽民传》之后。一是在书后长长的“鸣谢”名单上，居然对我所做的大量工作一字不提；二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人员欺骗了我。库恩的助手说我“藉机炒作”、对库恩的批评是“不道德的”。像我这样的已经出版了三百多部著作的中国作家，还需要借库恩来“炒作”？那攫取了别人诸多劳动成果的才是真的“不道德”。
顺便一提，《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是在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就写好的。因为自从我的长篇自传《追寻历史真相》出版之后，便计划再写续篇，写作《江泽民传》显然是重要的一章，所以把有关经历“敲”进了电脑。与库恩在上海见面之后，我只是略作修改和删节，就发给了有着多年交往的亚洲周刊。
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于上海“沉思斋”
□ 《亚洲周刊》二○○五年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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