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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女兒在美國答記者問

2004-09-23 22:19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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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上有一些知名女士委實令人矚目,而她們在人們心中又常常是一個謎。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就屬於這類人物。在風雲變幻的年代她流亡國外,飽經滄桑,後又回到祖國,旋又離國返回大洋彼岸定居美國。她先後發表的《致友人的20封信》和《僅僅一年》、《遙遠的音樂》、《致孫女的信》等曾轟動世界,她較早地揭開了前蘇聯高層領導人生活某些側面的內情,但她本人的內心帷幕卻始終關閉著,有關她的許多信息和報導往往增加了多餘的政治色彩。下文是她與西方一份大報記者的談話選譯,張曉強編譯。現摘錄如下。(以下○為斯維特蘭娜▲為記者。)

  ▲您的第二部著作《僅僅一年》出版已有19年之久了。對於您的讀者來說,可以說您銷聲匿跡了。為什麼要他們等待這麼長時間呢?

  ○您要知道,頭兩本書是我一生中40多年的總結。而後來呢,後來簡直沒有什麼可寫的。第3本書描寫了我在國外15年的生活,在美國生活的15年,這裡已經有某些素材了,有某種主題了。一般地說,我從來也沒有計畫寫這麼長的自傳。我對每一本書都分別對待,最終還都寫成功了。我是這麼認為的。我已經快70 歲了。我現在正在寫第4本書,這本書真的是一部篇幅很長的自傳。儘管沒有特別著重在「自傳」上。但無論怎麼說,生活畢竟是極其動盪的,變化不定的。起初我在蘇聯,後來去了印度,再後來又在美國,而後到英國,又回到蘇聯,最後又回到了美國。所有這些經歷,可以說構成了全部的故事。而在第2本及第3本書的間歇時我覺得……我忙於準備多次再版我的前兩本書,但是沒有成功,而第3本書在我看來出版得相當及時,當然,那是1984年在印度出版的,這本書我是在英國寫的,是為英國出版商寫的,英國出版商本來想出它,並且放在他那裡,但後來拒絕了,並且說:「這本書是為美國人而寫的,您寫的是美國的事兒。這是寫給美國人的。」在美國1984年幾乎被某一出版社採用。但我有這麼一個印象,他們終究不會出版這本書的。他們考慮了很長時間,正在這個時候我們回到了蘇聯。

  ▲請您談談作為作家的您。您知道,儘管您已創作了第三本書,可是,您作為作家,對於讀者來說仍舊是一個謎。大家都在問,她在哪裡?她怎麼樣?讓我做出回答。我看還是請您來回答吧。您在書裡寫道您願意默默無聞地生活,並且說:「我的孤僻的天性要求我這樣」?也許您能解釋這一點。

  ○您看,我生活了多少歲月?在去西方之前我在蘇聯生活了41年。確實是「與世隔絕」;首先因為那裡沒有任何「廣告」;其次,如果讓大家知道我是誰,並且拋頭露面,這在我們家庭裡認為有失體面的。所有的人都極力不被他人發覺,從我媽媽開始到所有其他的親屬一概如此。我懷著這樣的感情來到這裡,突然落到一個燈火通明的舞台上,五花八門的廣告,記者招待會,電視座談會,弄得我簡直要休克了。當然,這是最初的幾個月發生的,我是多麼想找個什麼地方安安靜靜地,無聲無息地坐下來。這個願望在普林斯頓某種程度也實現了。那裡人們不喜歡「廣告」,因此這對我非常適合。

  ▲您寫過這句話我現在引用它:「我對我的過去表示厭惡」,顯而易見,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態度,您甚至不教您的小女兒奧莉佳學習俄語,您能說說,這是出於您對過去的一切的態度還是您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化了呢?

  ○我想、美國化並沒有對我產生什麼影響,這只不過是因為第一,我從11歲開始學習英語,英語在我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就是說,來到這裡以前很久,我就學會了英語。我非常喜歡英語。甚至與很多朋友及熟人通信全部都是用英語寫的。當我來到這裡時,我確實很想按照美國方式生活。按照英語思維和書寫。在這15年中我的確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我把俄語都忘卻了,完全忘卻了。當我第一次從英國與兒子通電話時,他簡直不能相信,他大聲對我說:「你說俄語活像一個外國旅遊者說的,你的語調多麼奇怪,難聽。」當我們回到蘇聯去的時候,最初很難回答問題,很難遣詞造句。對此我的朋友們感到吃驚和遺憾。我曾很想按照美國方式生活,就是說很想過一種新的生活,忘懷這一切,……可是一般來說這又是不可能的。您已看到後來所發生的事了……我們又返回蘇聯來了。

  ▲請談談,您喜歡什麼或者有什麼精神寄託?在書裡您描寫了海岸、室內樂、優秀電影甚至燃燒著的壁爐。在這些背後有些什麼浪漫主義的色彩呢?

  ○首先,我這11年中寄希望於培育我的小女兒。從早到晚。一句話晝夜24小時。我簡直沒有時間干其他的事情,孤身拉扯孩子,離婚,處於完全另一種文化之中,這非常不易。但這一切她都戰勝了,因為她成長為一個純粹的美國女孩。讓她不要成為半僑民式的孩子,讓她的心靈中沒有雙重身份。而她真的沒有。而正是這一點使我的日子過得充實些。

  我們在普林斯頓一直生活了10年。每一年、每一週接觸的都是學校、家長、兒科醫生、幼兒老師,還有一些她必須完成的無休止地附加的課程---藝術、音樂、馬術等等。在從事這些活動的同時,我好像也在重新學習。不言而喻,還要同周圍的許多人會面。開始了某種新的甚至完全不曾預料的生活階段,因為我不打算養育更多的孩子,就這樣了,離婚後獨自養育一個孩子,你就是家長,你要一個人負起全部責任。這就佔據了我10年的光陰。還有其他的嗎?是的,我很喜歡音樂。一旦有可能,我就聽唱片。我住在紐約附近時,我常去聽音樂會。

▲請講講您後來的工作情況,您對此好像在哪裡都從來隻字未提。

  ○我從1956年到1966在世界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人員,直至我不得不離開為止。我們集體寫了蘇聯文學史的新的版本,我參加的科研小組,從在圖書館裡收集材料。分給我的內容是寫1922至1934年這一時期。我必須閱讀這些年代所有出版物及報紙期刊,非同尋常地有趣,因為在1922年名氣很大的那些作家在我所處的時代已經消失了。你再也找不到他們了,諸如《紅色處女地》雜誌之類的,像沃隆斯基那樣的文學活動家也都消失了。我們重新發現了他們。我們 ---我指的是我的同齡人。這是在我們集體鬥爭中我所做的兩點貢獻。除此之外,我們集在一起,聽取有安.安尼亞夫斯基參加的小組的所有可能聽的工作報告。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他的。他恰好那時寫了一本有關帕斯捷奈克的奇妙的書、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的這本書在國外出版了,為此他被捕入獄……

  ▲請談談,在什麼請況下您放棄了蘇聯護照?

  ○護照?您想說的是國籍嗎?我帶護照是為了到這裡旅行。後來把它燒了。人們總想把我弄到什麼地方去,一會兒是加拿大,一會兒去英國,或是其他什麼地方。我非常擔憂,為什麼總想把我弄出去,所以我就把它燒了。

  而國藉---國籍是個更為複雜的事物。燒掉護照的辦法並不證明失掉國籍……國籍仍然保留。1968年通過我的律師我們首次向蘇聯政府提出申請放棄蘇聯國籍。但直到1969年12月我人還沒有得到任何答覆,突然所有的報章,包括《紐約時報》都說蘇聯最高蘇維埃決定剝奪我的蘇聯國籍。顯而易見,他們想了許久,做出這個決定。我認為1969年發生的一件事情在起了相當重大的作用……當時,我被邀請到美國之音朗讀了《僅僅一年》的若干章。我讀了最為反蘇的章節。於是蘇聯方面作出了反應,在莫斯科向美國駐蘇使館提出了抗議,認為這是「暗中攻訐」。美國使館答覆說;我們無權干涉,作者願意讀什麼就讀什麼。所以他們決定剝奪我的國籍。關於這一決定我已經說了,我說從報紙上,從《紐約時報》上知道的。

  ▲在《遙遠的音樂》中您寫到,在蘇聯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黨和政府的奴隸,對此您沒有深入地闡述。這是指什麼而言?

  ○在各個方面都與黨和政府處於奴隸關係……

  ▲不,不,我問的是您個人。

  ○呶,首先,受人監視的生活---每天,每小時都受人監視。我每邁出一步,從小孩子時起一直到後來長大,都在政府的監視之下,甚至當我的父親逝世之後仍是如此,赫魯曉夫政府以及後來---他們認為有義務和知道我幹什麼,我在哪兒,為什麼---而後給我下指示。在我去印度之前就是這樣……我離開了世界文學研究所,我待在家中。那時赫魯曉夫的政府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政府取代了,他們也一如既往地折磨我:「為什麼您不在集體當中?為什麼不在集體當中?」我回答說:「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這事、那事,讓我安安靜靜地生活吧!」「不行,到集體中去!」

  莫斯科有一個研究所---世界工人運動研究所。實際上這個研究所是為世界上的工人共產黨制定大綱和指示,各黨應該做什麼哪裡正在進行研究工作,需要歷史學家……由於我在大學裡是學歷史系美國史專業的。大學畢業時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美國工會的研究。我自認為是美國工會研究專家,我沒從事這一工作,我改學文學了,人們勸我去那兒工作。我不想去那裡。我堅持自己的見解。但我知道,如果我從印度回來,我立刻會被塞到這個研究所去。我就得在那裡坐下來研究世界工人運動。而我完全不想幹這個。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就這樣決定了,完全不考慮其他,就是這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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