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第二部著作《僅僅一年》出版已有19年之久了。對於您的讀者來說，可以說您銷聲匿跡了。為什麼要他們等待這麼長時間呢？
○您要知道，頭兩本書是我一生中40多年的總結。而後來呢，後來簡直沒有什麼可寫的。第3本書描寫了我在國外15年的生活，在美國生活的15年，這裡已經有某些素材了，有某種主題了。一般地說，我從來也沒有計畫寫這麼長的自傳。我對每一本書都分別對待，最終還都寫成功了。我是這麼認為的。我已經快70 歲了。我現在正在寫第4本書，這本書真的是一部篇幅很長的自傳。儘管沒有特別著重在「自傳」上。但無論怎麼說，生活畢竟是極其動盪的，變化不定的。起初我在蘇聯，後來去了印度，再後來又在美國，而後到英國，又回到蘇聯，最後又回到了美國。所有這些經歷，可以說構成了全部的故事。而在第2本及第3本書的間歇時我覺得……我忙於準備多次再版我的前兩本書，但是沒有成功，而第3本書在我看來出版得相當及時，當然，那是1984年在印度出版的，這本書我是在英國寫的，是為英國出版商寫的，英國出版商本來想出它，並且放在他那裡，但後來拒絕了，並且說：「這本書是為美國人而寫的，您寫的是美國的事兒。這是寫給美國人的。」在美國1984年幾乎被某一出版社採用。但我有這麼一個印象，他們終究不會出版這本書的。他們考慮了很長時間，正在這個時候我們回到了蘇聯。
▲請您談談作為作家的您。您知道，儘管您已創作了第三本書，可是，您作為作家，對於讀者來說仍舊是一個謎。大家都在問，她在哪裡？她怎麼樣？讓我做出回答。我看還是請您來回答吧。您在書裡寫道您願意默默無聞地生活，並且說：「我的孤僻的天性要求我這樣」？也許您能解釋這一點。
○您看，我生活了多少歲月？在去西方之前我在蘇聯生活了41年。確實是「與世隔絕」；首先因為那裡沒有任何「廣告」；其次，如果讓大家知道我是誰，並且拋頭露面，這在我們家庭裡認為有失體面的。所有的人都極力不被他人發覺，從我媽媽開始到所有其他的親屬一概如此。我懷著這樣的感情來到這裡，突然落到一個燈火通明的舞台上，五花八門的廣告，記者招待會，電視座談會，弄得我簡直要休克了。當然，這是最初的幾個月發生的，我是多麼想找個什麼地方安安靜靜地，無聲無息地坐下來。這個願望在普林斯頓某種程度也實現了。那裡人們不喜歡「廣告」，因此這對我非常適合。
▲您寫過這句話我現在引用它：「我對我的過去表示厭惡」，顯而易見，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態度，您甚至不教您的小女兒奧莉佳學習俄語，您能說說，這是出於您對過去的一切的態度還是您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化了呢？
○我想、美國化並沒有對我產生什麼影響，這只不過是因為第一，我從11歲開始學習英語，英語在我腦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就是說，來到這裡以前很久，我就學會了英語。我非常喜歡英語。甚至與很多朋友及熟人通信全部都是用英語寫的。當我來到這裡時，我確實很想按照美國方式生活。按照英語思維和書寫。在這15年中我的確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我把俄語都忘卻了，完全忘卻了。當我第一次從英國與兒子通電話時，他簡直不能相信，他大聲對我說：「你說俄語活像一個外國旅遊者說的，你的語調多麼奇怪，難聽。」當我們回到蘇聯去的時候，最初很難回答問題，很難遣詞造句。對此我的朋友們感到吃驚和遺憾。我曾很想按照美國方式生活，就是說很想過一種新的生活，忘懷這一切，……可是一般來說這又是不可能的。您已看到後來所發生的事了……我們又返回蘇聯來了。
▲請談談，您喜歡什麼或者有什麼精神寄託？在書裡您描寫了海岸、室內樂、優秀電影甚至燃燒著的壁爐。在這些背後有些什麼浪漫主義的色彩呢？
○首先，我這11年中寄希望於培育我的小女兒。從早到晚。一句話晝夜24小時。我簡直沒有時間干其他的事情，孤身拉扯孩子，離婚，處於完全另一種文化之中，這非常不易。但這一切她都戰勝了，因為她成長為一個純粹的美國女孩。讓她不要成為半僑民式的孩子，讓她的心靈中沒有雙重身份。而她真的沒有。而正是這一點使我的日子過得充實些。
我們在普林斯頓一直生活了10年。每一年、每一週接觸的都是學校、家長、兒科醫生、幼兒老師，還有一些她必須完成的無休止地附加的課程－－－藝術、音樂、馬術等等。在從事這些活動的同時，我好像也在重新學習。不言而喻，還要同周圍的許多人會面。開始了某種新的甚至完全不曾預料的生活階段，因為我不打算養育更多的孩子，就這樣了，離婚後獨自養育一個孩子，你就是家長，你要一個人負起全部責任。這就佔據了我10年的光陰。還有其他的嗎？是的，我很喜歡音樂。一旦有可能，我就聽唱片。我住在紐約附近時，我常去聽音樂會。
▲請講講您後來的工作情況，您對此好像在哪裡都從來隻字未提。
○我從1956年到1966在世界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人員，直至我不得不離開為止。我們集體寫了蘇聯文學史的新的版本，我參加的科研小組，從在圖書館裡收集材料。分給我的內容是寫1922至1934年這一時期。我必須閱讀這些年代所有出版物及報紙期刊，非同尋常地有趣，因為在1922年名氣很大的那些作家在我所處的時代已經消失了。你再也找不到他們了，諸如《紅色處女地》雜誌之類的，像沃隆斯基那樣的文學活動家也都消失了。我們重新發現了他們。我們 －－－我指的是我的同齡人。這是在我們集體鬥爭中我所做的兩點貢獻。除此之外，我們集在一起，聽取有安．安尼亞夫斯基參加的小組的所有可能聽的工作報告。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他的。他恰好那時寫了一本有關帕斯捷奈克的奇妙的書、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的這本書在國外出版了，為此他被捕入獄……
▲請談談，在什麼請況下您放棄了蘇聯護照？
○護照？您想說的是國籍嗎？我帶護照是為了到這裡旅行。後來把它燒了。人們總想把我弄到什麼地方去，一會兒是加拿大，一會兒去英國，或是其他什麼地方。我非常擔憂，為什麼總想把我弄出去，所以我就把它燒了。
而國藉－－－國籍是個更為複雜的事物。燒掉護照的辦法並不證明失掉國籍……國籍仍然保留。1968年通過我的律師我們首次向蘇聯政府提出申請放棄蘇聯國籍。但直到1969年12月我人還沒有得到任何答覆，突然所有的報章，包括《紐約時報》都說蘇聯最高蘇維埃決定剝奪我的蘇聯國籍。顯而易見，他們想了許久，做出這個決定。我認為1969年發生的一件事情在起了相當重大的作用……當時，我被邀請到美國之音朗讀了《僅僅一年》的若干章。我讀了最為反蘇的章節。於是蘇聯方面作出了反應，在莫斯科向美國駐蘇使館提出了抗議，認為這是「暗中攻訐」。美國使館答覆說；我們無權干涉，作者願意讀什麼就讀什麼。所以他們決定剝奪我的國籍。關於這一決定我已經說了，我說從報紙上，從《紐約時報》上知道的。
▲在《遙遠的音樂》中您寫到，在蘇聯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黨和政府的奴隸，對此您沒有深入地闡述。這是指什麼而言？
○在各個方面都與黨和政府處於奴隸關係……
▲不，不，我問的是您個人。
○呶，首先，受人監視的生活－－－每天，每小時都受人監視。我每邁出一步，從小孩子時起一直到後來長大，都在政府的監視之下，甚至當我的父親逝世之後仍是如此，赫魯曉夫政府以及後來－－－他們認為有義務和知道我幹什麼，我在哪兒，為什麼－－－而後給我下指示。在我去印度之前就是這樣……我離開了世界文學研究所，我待在家中。那時赫魯曉夫的政府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政府取代了，他們也一如既往地折磨我：「為什麼您不在集體當中？為什麼不在集體當中？」我回答說：「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這事、那事，讓我安安靜靜地生活吧！」「不行，到集體中去！」
莫斯科有一個研究所－－－世界工人運動研究所。實際上這個研究所是為世界上的工人共產黨制定大綱和指示，各黨應該做什麼哪裡正在進行研究工作，需要歷史學家……由於我在大學裡是學歷史系美國史專業的。大學畢業時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關於美國工會的研究。我自認為是美國工會研究專家，我沒從事這一工作，我改學文學了，人們勸我去那兒工作。我不想去那裡。我堅持自己的見解。但我知道，如果我從印度回來，我立刻會被塞到這個研究所去。我就得在那裡坐下來研究世界工人運動。而我完全不想幹這個。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就這樣決定了，完全不考慮其他，就是這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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