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研究生,託福考了630分等平常事件,只要掛上「民工」的字眼,亦成為媒體眼中的新聞,加以詳細報導。從另一個側面再次證明了媒體對民工形象的社會偏見。
民工是弱勢群體,作為社會正義、社會良知的新聞媒體,理應是民工群體利益的維護者,而且多數媒體也把其焦點對準了弱勢群體民工,對其進行了大量的報導,義務幫其討薪,關愛其健康,關心其子女,切實維護了民工的利益。但是,慷慨好心的糖果裡包含著刻板成見的毒藥:民工就是鄉巴佬,他永遠不可能如城裡人那樣文明、聰明、高人一等。這種偏見潛意識地支配著媒體在妖魔化民工形象,在社會語境內捏造可憐、無助、無知、沒有教養、卑下、邋遢、低人一等的民工形象。
可悲的是,媒體捏造了民工形象已在公眾中扎根發芽。筆者驚奇的發現,日常生活中關於農民、民工話題的街談巷議的話語體系中,民工已是「艱辛、勤勞、卑下、非理性、低人一等」的代名詞。
妖魔化、醜化某人、某個群體、社區、國家的形象,就是不顧事實、不加分析貼上惡的標籤,用輿論之棒一棍子打死,使其失去任何辯解的話語權,成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種宣傳策略在二戰期間各交戰國之間,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經常被各國媒體使用,為國際良好的交流、溝通人為製造隔閡,製造矛盾,謀求國際輿論霸權。不幸的是,新聞媒體在道義上援助民工群體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把這種妖魔化的策略運用到紛紛湧進城裡打工,為城市繁榮辛勤勞動、默默奉獻的數億農民工身上。這是偏見導致的城市媒體的一個悖論、一個悲劇。
不可否認,由於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家庭教育等原因的影響,進城打工的農民身上存在著許多城裡人看不慣的生活習慣、生活習俗,但是,這些習慣卻是他們生活經驗的積累,是社會賦予,是城鄉二元格局對立形成的,而不是他個人賦予他的「個人文化」。社會要現代化,農村要城鎮化,民工要隨鄉入俗,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要廢除。在此過程,城裡人、新聞媒體應幫助民工、教育民工養成現代大都市所需要的生活習慣,而不應該嘲笑、醜化他們原有的適應田園生活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在城市和鄉村間製造新的城鄉文化二元對立格局。
有評論說,農民落後,在於文化觀念,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筆者看來,農民落後,農村落伍,農民(包括民工)、農村被社會集體無意識的妖魔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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