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個法國人，高高的鼻樑，深藍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與北京的四合院聯繫在一起。她在這裡出生，在這里長大，在這裡－－－用她的話說－－－「戰鬥」。
毫不誇張地說，她比老北京還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白天，她背著大包，徒步走在那裡，有時，身邊陪伴著攝影師或者城市保護志願者，街坊看見了，嘴裡喚著「大姐」、「大嫂」迎出來，搬小凳，沏好茶；夜裡，她常常看著那些不復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點點撫過紅彤彤的大門，漂亮的磚花兒，痛苦得無法入睡。
她討厭別人叫她「老外」。「我是個地道的中國人啊！」對於初次見面的人，她常常這樣解釋。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極端中國化的：華新民－－－新中國的人民。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後改名紅星胡同）的一個院落裡，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親有相似的經歷，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遺傳給了新生的女孩兒。
祖父華南圭早年留學法國，學習土木工程，是法國公共工程學院第一位中國留學生。他娶了一位波蘭女子為妻。學成回國後，他曾擔任京漢鐵路總工程師。抗戰期間，因拒絕為日本人工作，華南圭再次遠走法國，直到抗戰勝利。解放後，華南圭回來擔任了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總工程師，這個組織便是今天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前身。
父親華攬洪14歲被送往巴黎學習建築，學成後在那裡工作，成家，立業。1951年，華攬洪拋棄了在法國經營起來的一切，攜妻兒回國。在梁思成的推薦下，他擔任了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第二總建築師。
華攬洪似乎對北京的建設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飛機上向下俯看時，發現北京城竟是鬱鬱蔥蔥的。「這麼多樹，在建設新中國時應該好好保護呀！」那時，他患了嚴重的眼疾，醫生開了一年病假，他拿著老城大比例詳圖，一條一條胡同地走，挨門挨戶進到院裡數樹，槐、榆、棗、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種樹的學問可大了。在四合院裡，見不到松、柏，因為這通常是種在陰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實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會見到，是因為「桑」與「喪」、「梨」與「離」諧音的緣故。四合院裡的樹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棗樹等，春可賞花，夏能納涼，秋嘗鮮果，真可謂「春華秋實」。
春去冬來，北京東西城區胡同院裡院外的樹都被標在這張獨特的北京「樹」圖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圖寄給北京市長，期望能對老城規劃有所助益。
兩代前輩也許都在想著，他們是在為新生的女孩兒設計新的城市，一個充滿陽光、美和文化的世界。這個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樣充滿希望。
時間到了20世紀90年代。從北京到法國，到香港，華新民轉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這時，她已是兩個女孩兒的母親，身份是一個法國公司駐華工作人員的妻子，一名作家。
華新民的生活，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兩輩所期望並為之努力的那個世界。因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過的地方都已不復存在，那個曾被期待的世界正點點滴滴地從地圖上消失。她覺得這個城市變了，恨自己回來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衛它，像保衛自己遍體鱗傷的母親。
回京不久，華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親大體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一位官員問華新民：你說應該保護胡同和四合院，我們怎麼知道哪些該保護，哪些該拆掉呢？華新民聽後，騎著自行車，頂著烈日，在東城、西城轉了近一個月，把胡同的現狀全部標在圖紙上，註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應該重點保護。但這份圖紙送交上去後，沒有回應。
「我不去想什麼時候離開，不去想萬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該怎麼辦？」8月一個夜晚，坐在她小小的辦公室裡，她這樣講，「那時候，我一定會非常難過的。所以我不能想。」
華新民自費租了這間辦公室。屋子很小，牆上貼滿了紙條，寫著哪個院落什麼時候被拆掉了，哪個胡同正被劃入拆遷範圍，桌上攤著一張張北京市分區胡同圖。她用綠色標出健在的，紅色標誌已經推平的。遠遠看去，每一頁都是扎眼的紅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這裡不停地打電話，給胡同裡的居民，給市規委，給記者，給那些愛北京的人；她還寫文章，給市領導，給媒體，給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還記得，當年在史家胡同小學裡，下著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學會了第一個漢字－－－「人」。現在，華新民的世界裡只有兩種人：保護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壞的，是壞人。
她執著地堅持著，無奈，疲憊，經常手足無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閑、與世無爭，而是爭分奪秒、聲嘶力竭地搶救。
放下華新民的電話，我趕到了那個被她稱為「特別美麗」的院落：察院胡同23號。就在民族文化宮的南面，離西長安街不過100米。
我趕到時，已經無法看見它的美麗了。十幾個工人在廢墟裡抬起一根根粗壯的樑木，堆在一起，準備賣給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斷這裡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紅大門和被埋在廢墟裡的獅子門墩。幾個街坊在一旁觀看，沒有交談，只有注視。
他們說，推土機一早就開來了，卡嚓嚓幾下，房子推倒了，樹撞歪了，大梁砸下來，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飛煙滅。「這是危房嗎？」我問圍觀的人。「再也難找這麼好的院子啦！」老人們拉著長聲嚷著。「一百多年都沒怎麼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後來目睹的幾次拆房中，我都會聽到類似的話。
「那為什麼要拆？」幾個人撇了撇嘴。
華新民憤怒了：明明是被保護的院落都要拆除，其餘的豈不是更沒法保護了？！「如果這些領導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麼，那我就一家一戶推開門，拍下來給他們看。」
她找到一位攝影師朋友，從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戶地敲開門，拍下四合院裡的一切。
華新民在電話裡的聲音近似哭：「他們怎麼能這樣？這些都是被保護的院子啊，誰為這些行為負責？誰允許這麼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確定了539個保護院落，卻遲遲沒有公布名單，200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1261個，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來怎麼保護？不公布出來被保護又有什麼用？」
她形容這種做法是：左手挂保護牌，右手就繞到後面去拆。「多麼虛偽！」
「胡同是古都的細胞，細胞一個個掐碎了，談何古都？！」
有人曾比喻：一條胡同，就如一卷精緻的書畫。把舊城的地賣了去蓋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畫當廢紙賣了一樣不可思議。「建築是文化的載體，一磚一瓦都是歷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寶啊！」
華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為名新修起來的四合院，稱其為「兵營」。「如果誰都可以把歷史砸碎了重修，為什麼美國不自己修個長城，還巴巴地跑到中國來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將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語道：「觸景生情」。景都沒有了，情歸何處？
「他們說留了，留了故宮、皇家園林和三百六十條胡同。三千二百條胡同裡的三百六十條。三百六十條不夠一個腳印。胡同是古都的細胞，細胞一個個掐碎了，談何古都？！沒有胡同的故宮是荒唐的，就像沒有故宮的胡同一樣荒唐。還有三千多條胡同裡的故事呢，還有根生在胡同裡的多少萬北京人呢，還有數不清的棗樹、槐樹、柳樹、丁香樹呢，還有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四合院建築藝術呢！就這麼干乾淨淨搓進太空了嗎？」
在華新民的搶救經歷中，有一個不能不提的「聞名世界」的院落。保護派認為：如果這個院落保不住，以後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則說：如果此處拆不掉，那以後都別想拆了！
這就是美術館後街22號。
1998年2月的一個傍晚，81歲的趙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時驚呆了：大門兩旁一邊一個大白圈，裡面寫著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壓當即升到185,「這是要拆咱家嗎？」
趙景心從來沒想到不遠處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麼關係。報上說最寬拆遷範圍是70米，而趙家小院離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鄰居們出來告訴他們，這裡要「危改」。可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兩位老人不知所措。
沒幾天，趙老看到《北京晚報》上一篇呼籲保護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號臺，找到了中國現代文學館，要求和舒乙說幾句。話很簡單：我這兒有個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過來看看。舒乙來了。兩人都吃了一驚。趙景心方知：原來舒乙是老舍的兒子。舒乙激動不已：竟然發現了這麼一處隱於鬧市的好院落：紅漆，灰磚，規規矩矩，原味原汁。尤為難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對十分罕見的磚雕，皆陰文，黑底白線，磚上作畫，東邊一塊是牡丹花，西邊是一叢盛開著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隻小貓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兩塊磚雕，線條簡練，畫面傳神，像兩隻扑閃閃的大眼睛。這便是明末清初建築最典型的特徵－－－像眼。
屋裡是精美的落地彫花隔扇，東西兩側風格不同，但同樣美麗。房中陳設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條幅書案，典雅高古。
更讓舒乙激動的是，原來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門之後」。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寫道：「有舊式裝束老人照片高懸於壁，當是趙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聽，答曰：乃趙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來到了現代名人之家。」
趙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聯合會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傑出的愛國者。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日寇投入監獄，在獄中堅貞不屈，寫就愛國詩篇，廣為流傳。他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趙紫宸先生於1950年買了這處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歲高齡逝世。
趙紫宸之女趙蘿蕤教授是我國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國際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學者。她的丈夫則是我國傑出的古文字學家，新月派大將、詩人陳夢家先生。
小院兒現今的主人趙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國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國，是兩航起義的功臣，後任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趙家小院從此進入了專家視線。不少建築專家和愛好者慕名來參觀，測量，正式得出這是一個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結論，認為這是集「人文、文化和歷史價值於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趙老道：您放心，這麼好的院落，一定不會被拆掉。
專家開始了保護這處院落的呼籲行動，趙老也動用起自己的老關係，給國家和北京市領導寫信。但「不拆」二字始終沒有等到。兩位老人白天緊張地在家守護，聽著推土機轟鳴地面顫動；夜晚靠安眠藥入睡，稍有聲音就驚醒，起身，東聽聽、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圍被拆空了，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著一根水管子保護著。
1999年10月。一天，開發商的推土機突然將兩面院牆推倒了。趙老心急如焚，質問在一邊看熱鬧的派出所民警，對方回答：他只管維持秩序，不管推牆。趙老對開發公司厲喝：你要把我的牆砌起來！對方氣急敗壞地說：「給你砌牆？我還要拆你的房呢！」
趙老的回答只有兩個字：不搬！「只要我還活著，就不會把這個明代的院子交給開發商蓋商業樓。」
擔心家裡的文物也突遭滅頂之災，趙景心悄悄把十幾箱古籍捐給了現代文學館和燕京大學研究院，26件明代傢俱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北京就容不下這些東西，真是奇恥大辱！」舒乙評論說。
1999年11月，專家們開始了第二輪呼籲：我們再一次慎重指出，這個四合院有著極高的文化價值，拆掉它，北京將大損形象，並在文化上承受難以估量的損失。多家媒體也開始呼籲拯救這處院落。但這些都沒能阻擋「拆遷告示」正式貼出。
12月30日，趙老接到了裁決書，東城區文物局以「美術館後街22號院從沒有被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為由，同意拆除22號院。「被申請人趙景心自接到裁決書5日內遷至朝陽區窪裡鄉大羊坊村西週轉房三排十一號……將原住房騰空，交申請人拆除。」
裁決書裡提到的週轉房，是北京郊區幾間簡陋的平房，既無煤氣又無暖氣，屋裡積著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車站要40分鐘。
「換了你是我，你會是什麼感受？」趙老逼近我的臉，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我：「讓兩個80多歲的人，5天內搬空三代人的東西，拋棄自家房產，住到離城幾十公里外的地方，你會是什麼感受？還能活不能活？」
但他們沒有放棄，並毅然走上了上訴的道路，對象是「沒有履行法定職責進行文物鑑定和評價」的北京市東城區文物文化局和強制進行拆遷的東城區房管局。有人勸趙老，給自己留條後路。他答：「我已經沒有後路了，我已經走上了絕路。」
像拆遷者曾傲慢地宣稱的那樣：沒有一個拆遷戶的官司贏過！這個歷經近一年、牽動海內外的官司也失敗了。法院認為，東城區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職責，東城區房管局強拆有理。
「什麼履行？他們的專家從來沒來過我們家，怎麼鑑定的？」趙老梗著脖子，「居然還有人說，我家有抽水馬桶，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難道我們還要把玻璃窗子都換成紙的，才能證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嗎？」
華新民說，他們的專家是誰，我們不知道。而我們的專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華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吳良鏞；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羅哲文；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鄭孝燮；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梁從誡；再加上最初進入小院的舒乙先生。這些專家作的結論不夠嗎？
她還清楚地記得與東城文物局的某位領導在法院外的對話。
問：「怎麼頂級的文物專家說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築，你們就硬說不是呢？」
答：「專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時候。」
問：「世界上不管哪一個文物局都在拚命保護文物，怎麼你們這個文物局卻見著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閃著華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問：「那張《乾隆京城全圖》上明明標著趙家的院子，你們為什麼說沒有呢？」這位官員急促地走開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後說：小院的價值，或許還在小院之外。因為，可以把它當做一個典型：一個判斷是非的典型。一個解決「拆」與「保」爭論的典型。一個代表千萬座北京四合院命運的典型。一個如何正確對待自己歷史的典型。
這個「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機的鐵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國記者眼前。強拆過程不得拍照攝像，附近樓房的二層以上不許進人。
具有戲劇性的情節是，二老搬進在美國的侄子出錢購置的公寓樓不到一年半之後，又再次面臨拆遷的命運，這次的理由是「CBD建設規劃」。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區一個叫上莊鎮的地方見到了兩位老人，這裡在頤和園西北20多公里處。他們最初那麼執拗地堅持，還是不得不到如此偏遠的地方來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趙老閉上眼睛，仰頭嘆息，幾絲白髮無力地掉了下來。「把真的古建築拆掉，滿大街建些假的。還讓我說什麼呢？」
強拆時，華新民正在法國，深夜，她寫了這樣幾段話：
「這裡是巴黎的清晨5點，我知道北京那裡正在強拆美術館後街22號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為它尋求著僥倖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後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從此永遠都不會再睡得著覺。這大概是北京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為什麼要下手拆掉呢？！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美好，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還房子給主人，永遠不再提及拆遷二字，四合院便會自我淨化」
華新民逛院子，特別要看看廚房和衛生間，還要拍下來。她要讓那些攻擊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髒又亂，而是安靜又舒適的。
華新民認為：還房子給主人，永遠不再提及拆遷二字，四合院便會自我淨化。「誰願意自己家亂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婦女對我們嚷：什麼「危改」，這叫拆遷，就是拆了讓你遷。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愛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筆錢，一直想要把那裡打扮一下，卻遲遲無法下決心。
另一戶人家說：只要政府不拆遷，你們說按什麼標準修，我們就按什麼標準修，我們有這個能力。可現在是不搬不行啊！
現代化？她嘲笑這個詞。現代化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方便舒適，而不是強迫拆掉別人的家，讓他們住進偏遠的樓房，再讓他們坐現代化的工具－－－火車。「輕軌不就是小火車麼。」
大多數拆遷戶無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樓房裡－－－沒有錢，或者根本就不允許。他們多搬到了豐臺、通州或窪裡這樣的城鄉結合地帶。
華新民說，她認識很多搬進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沒有進過城，有的甚至都沒有下過樓，有一位因為去找曾經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腦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還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個小時在上下班的路上，沒有任何娛樂時間，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憊－－「這就是現代化？」
為了保護古都文明和文化，華新民成為她口中那些「壞人」最執著的對立者和鬥士。雖然她有一頭及肩的蓬鬆長發，總是長裙及地，只是個略微發福、沒有任何權力的中年婦女。
1832年，雨果剛剛完成《巴黎聖母院》，面對路易．菲利浦時代對古建築的大肆破壞，憤怒地寫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戰》，呼籲議會通過一項保護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兩年前，華新民將其翻譯成中文。其中幾段是這樣的：「再聽聽他們講什麼：為了多放幾堆白菜，得鏟除那座封建時代的建築物。然後每個人再使勁說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話……
「另外，在聖奧曼，還有一位省長，他在把著名的聖伯丹廢墟毀了四分之三後，竟說是為了讓工人有活兒干。這是多麼荒唐！如果這些行政長官，既不通管理又頭腦空虛，放著眼前該鋪鐵軌的路不鋪，該挖掘的河道不挖，該修的街巷不修，該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該開墾的荒地不墾，該蓋的學校不蓋，卻不知讓手下工人幹什麼好的話，也起碼不要把我們祖國的文物建築像獵物一般扔給他們去拆除，不要讓他們拿著石頭去換麵包。
「在巴黎，我們也到處眼睜睜地看著那些人破壞文物。破壞文物者在扮演著建築設計師的角色。破壞文物者被讚賞和受到鼓舞及保護，被諮詢和被資助。破壞文物者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預算資金裡，小聲地吞食著，彷彿老鼠吃乳酪一般。
「在種種理由當中，也有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理由：這些歷史建築留著有什麼用呢，除了還得花錢維護！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還能換幾個錢。然而即使從純經濟的角度看，這種推理也是錯誤的。……這些歷史建築本身就是資本，許多外國的有錢人都是慕名而來，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遠超過了維護方面的開銷。拆掉它們便是給國家斷了一種財源。
「為了藝術，為了法國還是法國，為了記憶，為了人類智慧的偉大結晶，為了先人集體創作的作品，為了歷史，為了制止摧毀永不可再生的，為了給未來留下一個民族最神聖的東西，為了過去，為了這一切來制定一條可稱之為正確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並且緊急的法律！」
這篇文章在網路上廣為傳播。許多人讀後非常激動：「將『法國』二字換掉，就是100多年後北京的寫照，我們究竟是前進了，還是落後了？」
「北京應該證明給世界，它是個法制的城市，是個能讓百姓安居樂業的城市」
但華新民慢慢發現，中國並不缺少相關法律，而是缺少實施法律的公正環境，缺少對破壞者的監督，缺少維護居民最基本權利的意識－－－許多拆遷的實質，就是對原居民私有財產的無償侵佔。
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在房主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房屋的土地已經歸「別人」使用、已被「規劃」了；其用途絕不是什麼公共利益，而是開發商要在這塊土地上蓋大樓去賺更多的錢；這些人揮舞著棍棒，叫嚷著「這塊地是我的」，提出無法接受的價格讓人搬走，一旦原來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強制」。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它確實發生著。
「就算不提這些，」華新民說，「老城區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階層，買新房是他們承受不了的巨額開銷，許多人在拆遷過程中花光了幾十年的積蓄，還欠銀行十幾萬，以後老人養老、孩子上學、家裡人有個病有個災的，怎麼辦？－－－這難道不是強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買房，誰又有這個權力？」
「保護老北京，必須要從保護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權利做起。」華新民越來越發現，這是同一回事：「北京應該證明給世界，它是個法制的城市，是個能夠讓百姓安居樂業的城市。這樣，它才配得上擁有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與北京的四合院聯繫在一起。她在這裡出生，在這里長大，在這裡－－－用她的話說－－－「戰鬥」。
毫不誇張地說，她比老北京還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白天，她背著大包，徒步走在那裡，有時，身邊陪伴著攝影師或者城市保護志願者，街坊看見了，嘴裡喚著「大姐」、「大嫂」迎出來，搬小凳，沏好茶；夜裡，她常常看著那些不復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點點撫過紅彤彤的大門，漂亮的磚花兒，痛苦得無法入睡。
她討厭別人叫她「老外」。「我是個地道的中國人啊！」對於初次見面的人，她常常這樣解釋。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極端中國化的：華新民－－－新中國的人民。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無量大人胡同（後改名紅星胡同）的一個院落裡，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親有相似的經歷，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遺傳給了新生的女孩兒。
祖父華南圭早年留學法國，學習土木工程，是法國公共工程學院第一位中國留學生。他娶了一位波蘭女子為妻。學成回國後，他曾擔任京漢鐵路總工程師。抗戰期間，因拒絕為日本人工作，華南圭再次遠走法國，直到抗戰勝利。解放後，華南圭回來擔任了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總工程師，這個組織便是今天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前身。
父親華攬洪14歲被送往巴黎學習建築，學成後在那裡工作，成家，立業。1951年，華攬洪拋棄了在法國經營起來的一切，攜妻兒回國。在梁思成的推薦下，他擔任了都市計畫委員會的第二總建築師。
華攬洪似乎對北京的建設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飛機上向下俯看時，發現北京城竟是鬱鬱蔥蔥的。「這麼多樹，在建設新中國時應該好好保護呀！」那時，他患了嚴重的眼疾，醫生開了一年病假，他拿著老城大比例詳圖，一條一條胡同地走，挨門挨戶進到院裡數樹，槐、榆、棗、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種樹的學問可大了。在四合院裡，見不到松、柏，因為這通常是種在陰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實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會見到，是因為「桑」與「喪」、「梨」與「離」諧音的緣故。四合院裡的樹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棗樹等，春可賞花，夏能納涼，秋嘗鮮果，真可謂「春華秋實」。
春去冬來，北京東西城區胡同院裡院外的樹都被標在這張獨特的北京「樹」圖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圖寄給北京市長，期望能對老城規劃有所助益。
兩代前輩也許都在想著，他們是在為新生的女孩兒設計新的城市，一個充滿陽光、美和文化的世界。這個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樣充滿希望。
時間到了20世紀90年代。從北京到法國，到香港，華新民轉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這時，她已是兩個女孩兒的母親，身份是一個法國公司駐華工作人員的妻子，一名作家。
華新民的生活，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兩輩所期望並為之努力的那個世界。因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過的地方都已不復存在，那個曾被期待的世界正點點滴滴地從地圖上消失。她覺得這個城市變了，恨自己回來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衛它，像保衛自己遍體鱗傷的母親。
回京不久，華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親大體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一位官員問華新民：你說應該保護胡同和四合院，我們怎麼知道哪些該保護，哪些該拆掉呢？華新民聽後，騎著自行車，頂著烈日，在東城、西城轉了近一個月，把胡同的現狀全部標在圖紙上，註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應該重點保護。但這份圖紙送交上去後，沒有回應。
「我不去想什麼時候離開，不去想萬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該怎麼辦？」8月一個夜晚，坐在她小小的辦公室裡，她這樣講，「那時候，我一定會非常難過的。所以我不能想。」
華新民自費租了這間辦公室。屋子很小，牆上貼滿了紙條，寫著哪個院落什麼時候被拆掉了，哪個胡同正被劃入拆遷範圍，桌上攤著一張張北京市分區胡同圖。她用綠色標出健在的，紅色標誌已經推平的。遠遠看去，每一頁都是扎眼的紅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這裡不停地打電話，給胡同裡的居民，給市規委，給記者，給那些愛北京的人；她還寫文章，給市領導，給媒體，給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還記得，當年在史家胡同小學裡，下著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學會了第一個漢字－－－「人」。現在，華新民的世界裡只有兩種人：保護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壞的，是壞人。
她執著地堅持著，無奈，疲憊，經常手足無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閑、與世無爭，而是爭分奪秒、聲嘶力竭地搶救。
放下華新民的電話，我趕到了那個被她稱為「特別美麗」的院落：察院胡同23號。就在民族文化宮的南面，離西長安街不過100米。
我趕到時，已經無法看見它的美麗了。十幾個工人在廢墟裡抬起一根根粗壯的樑木，堆在一起，準備賣給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斷這裡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紅大門和被埋在廢墟裡的獅子門墩。幾個街坊在一旁觀看，沒有交談，只有注視。
他們說，推土機一早就開來了，卡嚓嚓幾下，房子推倒了，樹撞歪了，大梁砸下來，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飛煙滅。「這是危房嗎？」我問圍觀的人。「再也難找這麼好的院子啦！」老人們拉著長聲嚷著。「一百多年都沒怎麼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後來目睹的幾次拆房中，我都會聽到類似的話。
「那為什麼要拆？」幾個人撇了撇嘴。
華新民憤怒了：明明是被保護的院落都要拆除，其餘的豈不是更沒法保護了？！「如果這些領導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麼，那我就一家一戶推開門，拍下來給他們看。」
她找到一位攝影師朋友，從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戶地敲開門，拍下四合院裡的一切。
華新民在電話裡的聲音近似哭：「他們怎麼能這樣？這些都是被保護的院子啊，誰為這些行為負責？誰允許這麼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確定了539個保護院落，卻遲遲沒有公布名單，200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1261個，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來怎麼保護？不公布出來被保護又有什麼用？」
她形容這種做法是：左手挂保護牌，右手就繞到後面去拆。「多麼虛偽！」
「胡同是古都的細胞，細胞一個個掐碎了，談何古都？！」
有人曾比喻：一條胡同，就如一卷精緻的書畫。把舊城的地賣了去蓋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畫當廢紙賣了一樣不可思議。「建築是文化的載體，一磚一瓦都是歷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寶啊！」
華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為名新修起來的四合院，稱其為「兵營」。「如果誰都可以把歷史砸碎了重修，為什麼美國不自己修個長城，還巴巴地跑到中國來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將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語道：「觸景生情」。景都沒有了，情歸何處？
「他們說留了，留了故宮、皇家園林和三百六十條胡同。三千二百條胡同裡的三百六十條。三百六十條不夠一個腳印。胡同是古都的細胞，細胞一個個掐碎了，談何古都？！沒有胡同的故宮是荒唐的，就像沒有故宮的胡同一樣荒唐。還有三千多條胡同裡的故事呢，還有根生在胡同裡的多少萬北京人呢，還有數不清的棗樹、槐樹、柳樹、丁香樹呢，還有中華民族引以為豪的四合院建築藝術呢！就這麼干乾淨淨搓進太空了嗎？」
在華新民的搶救經歷中，有一個不能不提的「聞名世界」的院落。保護派認為：如果這個院落保不住，以後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則說：如果此處拆不掉，那以後都別想拆了！
這就是美術館後街22號。
1998年2月的一個傍晚，81歲的趙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時驚呆了：大門兩旁一邊一個大白圈，裡面寫著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壓當即升到185,「這是要拆咱家嗎？」
趙景心從來沒想到不遠處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麼關係。報上說最寬拆遷範圍是70米，而趙家小院離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鄰居們出來告訴他們，這裡要「危改」。可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兩位老人不知所措。
沒幾天，趙老看到《北京晚報》上一篇呼籲保護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號臺，找到了中國現代文學館，要求和舒乙說幾句。話很簡單：我這兒有個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過來看看。舒乙來了。兩人都吃了一驚。趙景心方知：原來舒乙是老舍的兒子。舒乙激動不已：竟然發現了這麼一處隱於鬧市的好院落：紅漆，灰磚，規規矩矩，原味原汁。尤為難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對十分罕見的磚雕，皆陰文，黑底白線，磚上作畫，東邊一塊是牡丹花，西邊是一叢盛開著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隻小貓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兩塊磚雕，線條簡練，畫面傳神，像兩隻扑閃閃的大眼睛。這便是明末清初建築最典型的特徵－－－像眼。
屋裡是精美的落地彫花隔扇，東西兩側風格不同，但同樣美麗。房中陳設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條幅書案，典雅高古。
更讓舒乙激動的是，原來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門之後」。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寫道：「有舊式裝束老人照片高懸於壁，當是趙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聽，答曰：乃趙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來到了現代名人之家。」
趙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聯合會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傑出的愛國者。他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日寇投入監獄，在獄中堅貞不屈，寫就愛國詩篇，廣為流傳。他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趙紫宸先生於1950年買了這處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歲高齡逝世。
趙紫宸之女趙蘿蕤教授是我國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國際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學者。她的丈夫則是我國傑出的古文字學家，新月派大將、詩人陳夢家先生。
小院兒現今的主人趙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國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國，是兩航起義的功臣，後任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趙家小院從此進入了專家視線。不少建築專家和愛好者慕名來參觀，測量，正式得出這是一個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結論，認為這是集「人文、文化和歷史價值於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趙老道：您放心，這麼好的院落，一定不會被拆掉。
專家開始了保護這處院落的呼籲行動，趙老也動用起自己的老關係，給國家和北京市領導寫信。但「不拆」二字始終沒有等到。兩位老人白天緊張地在家守護，聽著推土機轟鳴地面顫動；夜晚靠安眠藥入睡，稍有聲音就驚醒，起身，東聽聽、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圍被拆空了，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著一根水管子保護著。
1999年10月。一天，開發商的推土機突然將兩面院牆推倒了。趙老心急如焚，質問在一邊看熱鬧的派出所民警，對方回答：他只管維持秩序，不管推牆。趙老對開發公司厲喝：你要把我的牆砌起來！對方氣急敗壞地說：「給你砌牆？我還要拆你的房呢！」
趙老的回答只有兩個字：不搬！「只要我還活著，就不會把這個明代的院子交給開發商蓋商業樓。」
擔心家裡的文物也突遭滅頂之災，趙景心悄悄把十幾箱古籍捐給了現代文學館和燕京大學研究院，26件明代傢俱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北京就容不下這些東西，真是奇恥大辱！」舒乙評論說。
1999年11月，專家們開始了第二輪呼籲：我們再一次慎重指出，這個四合院有著極高的文化價值，拆掉它，北京將大損形象，並在文化上承受難以估量的損失。多家媒體也開始呼籲拯救這處院落。但這些都沒能阻擋「拆遷告示」正式貼出。
12月30日，趙老接到了裁決書，東城區文物局以「美術館後街22號院從沒有被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為由，同意拆除22號院。「被申請人趙景心自接到裁決書5日內遷至朝陽區窪裡鄉大羊坊村西週轉房三排十一號……將原住房騰空，交申請人拆除。」
裁決書裡提到的週轉房，是北京郊區幾間簡陋的平房，既無煤氣又無暖氣，屋裡積著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車站要40分鐘。
「換了你是我，你會是什麼感受？」趙老逼近我的臉，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我：「讓兩個80多歲的人，5天內搬空三代人的東西，拋棄自家房產，住到離城幾十公里外的地方，你會是什麼感受？還能活不能活？」
但他們沒有放棄，並毅然走上了上訴的道路，對象是「沒有履行法定職責進行文物鑑定和評價」的北京市東城區文物文化局和強制進行拆遷的東城區房管局。有人勸趙老，給自己留條後路。他答：「我已經沒有後路了，我已經走上了絕路。」
像拆遷者曾傲慢地宣稱的那樣：沒有一個拆遷戶的官司贏過！這個歷經近一年、牽動海內外的官司也失敗了。法院認為，東城區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職責，東城區房管局強拆有理。
「什麼履行？他們的專家從來沒來過我們家，怎麼鑑定的？」趙老梗著脖子，「居然還有人說，我家有抽水馬桶，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難道我們還要把玻璃窗子都換成紙的，才能證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嗎？」
華新民說，他們的專家是誰，我們不知道。而我們的專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華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吳良鏞；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羅哲文；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鄭孝燮；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梁從誡；再加上最初進入小院的舒乙先生。這些專家作的結論不夠嗎？
她還清楚地記得與東城文物局的某位領導在法院外的對話。
問：「怎麼頂級的文物專家說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築，你們就硬說不是呢？」
答：「專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時候。」
問：「世界上不管哪一個文物局都在拚命保護文物，怎麼你們這個文物局卻見著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閃著華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問：「那張《乾隆京城全圖》上明明標著趙家的院子，你們為什麼說沒有呢？」這位官員急促地走開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後說：小院的價值，或許還在小院之外。因為，可以把它當做一個典型：一個判斷是非的典型。一個解決「拆」與「保」爭論的典型。一個代表千萬座北京四合院命運的典型。一個如何正確對待自己歷史的典型。
這個「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機的鐵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國記者眼前。強拆過程不得拍照攝像，附近樓房的二層以上不許進人。
具有戲劇性的情節是，二老搬進在美國的侄子出錢購置的公寓樓不到一年半之後，又再次面臨拆遷的命運，這次的理由是「CBD建設規劃」。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區一個叫上莊鎮的地方見到了兩位老人，這裡在頤和園西北20多公里處。他們最初那麼執拗地堅持，還是不得不到如此偏遠的地方來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趙老閉上眼睛，仰頭嘆息，幾絲白髮無力地掉了下來。「把真的古建築拆掉，滿大街建些假的。還讓我說什麼呢？」
強拆時，華新民正在法國，深夜，她寫了這樣幾段話：
「這裡是巴黎的清晨5點，我知道北京那裡正在強拆美術館後街22號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為它尋求著僥倖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後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從此永遠都不會再睡得著覺。這大概是北京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為什麼要下手拆掉呢？！這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美好，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還房子給主人，永遠不再提及拆遷二字，四合院便會自我淨化」
華新民逛院子，特別要看看廚房和衛生間，還要拍下來。她要讓那些攻擊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髒又亂，而是安靜又舒適的。
華新民認為：還房子給主人，永遠不再提及拆遷二字，四合院便會自我淨化。「誰願意自己家亂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婦女對我們嚷：什麼「危改」，這叫拆遷，就是拆了讓你遷。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愛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筆錢，一直想要把那裡打扮一下，卻遲遲無法下決心。
另一戶人家說：只要政府不拆遷，你們說按什麼標準修，我們就按什麼標準修，我們有這個能力。可現在是不搬不行啊！
現代化？她嘲笑這個詞。現代化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方便舒適，而不是強迫拆掉別人的家，讓他們住進偏遠的樓房，再讓他們坐現代化的工具－－－火車。「輕軌不就是小火車麼。」
大多數拆遷戶無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樓房裡－－－沒有錢，或者根本就不允許。他們多搬到了豐臺、通州或窪裡這樣的城鄉結合地帶。
華新民說，她認識很多搬進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沒有進過城，有的甚至都沒有下過樓，有一位因為去找曾經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腦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還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個小時在上下班的路上，沒有任何娛樂時間，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憊－－「這就是現代化？」
為了保護古都文明和文化，華新民成為她口中那些「壞人」最執著的對立者和鬥士。雖然她有一頭及肩的蓬鬆長發，總是長裙及地，只是個略微發福、沒有任何權力的中年婦女。
1832年，雨果剛剛完成《巴黎聖母院》，面對路易．菲利浦時代對古建築的大肆破壞，憤怒地寫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戰》，呼籲議會通過一項保護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兩年前，華新民將其翻譯成中文。其中幾段是這樣的：「再聽聽他們講什麼：為了多放幾堆白菜，得鏟除那座封建時代的建築物。然後每個人再使勁說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話……
「另外，在聖奧曼，還有一位省長，他在把著名的聖伯丹廢墟毀了四分之三後，竟說是為了讓工人有活兒干。這是多麼荒唐！如果這些行政長官，既不通管理又頭腦空虛，放著眼前該鋪鐵軌的路不鋪，該挖掘的河道不挖，該修的街巷不修，該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該開墾的荒地不墾，該蓋的學校不蓋，卻不知讓手下工人幹什麼好的話，也起碼不要把我們祖國的文物建築像獵物一般扔給他們去拆除，不要讓他們拿著石頭去換麵包。
「在巴黎，我們也到處眼睜睜地看著那些人破壞文物。破壞文物者在扮演著建築設計師的角色。破壞文物者被讚賞和受到鼓舞及保護，被諮詢和被資助。破壞文物者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預算資金裡，小聲地吞食著，彷彿老鼠吃乳酪一般。
「在種種理由當中，也有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理由：這些歷史建築留著有什麼用呢，除了還得花錢維護！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還能換幾個錢。然而即使從純經濟的角度看，這種推理也是錯誤的。……這些歷史建築本身就是資本，許多外國的有錢人都是慕名而來，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遠超過了維護方面的開銷。拆掉它們便是給國家斷了一種財源。
「為了藝術，為了法國還是法國，為了記憶，為了人類智慧的偉大結晶，為了先人集體創作的作品，為了歷史，為了制止摧毀永不可再生的，為了給未來留下一個民族最神聖的東西，為了過去，為了這一切來制定一條可稱之為正確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並且緊急的法律！」
這篇文章在網路上廣為傳播。許多人讀後非常激動：「將『法國』二字換掉，就是100多年後北京的寫照，我們究竟是前進了，還是落後了？」
「北京應該證明給世界，它是個法制的城市，是個能讓百姓安居樂業的城市」
但華新民慢慢發現，中國並不缺少相關法律，而是缺少實施法律的公正環境，缺少對破壞者的監督，缺少維護居民最基本權利的意識－－－許多拆遷的實質，就是對原居民私有財產的無償侵佔。
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在房主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房屋的土地已經歸「別人」使用、已被「規劃」了；其用途絕不是什麼公共利益，而是開發商要在這塊土地上蓋大樓去賺更多的錢；這些人揮舞著棍棒，叫嚷著「這塊地是我的」，提出無法接受的價格讓人搬走，一旦原來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強制」。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它確實發生著。
「就算不提這些，」華新民說，「老城區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階層，買新房是他們承受不了的巨額開銷，許多人在拆遷過程中花光了幾十年的積蓄，還欠銀行十幾萬，以後老人養老、孩子上學、家裡人有個病有個災的，怎麼辦？－－－這難道不是強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買房，誰又有這個權力？」
「保護老北京，必須要從保護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權利做起。」華新民越來越發現，這是同一回事：「北京應該證明給世界，它是個法制的城市，是個能夠讓百姓安居樂業的城市。這樣，它才配得上擁有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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