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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你让我无话可说!

 2003-09-28 18:14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她是个法国人,高高的鼻梁,深蓝的眼睛。
  
    但她的全部生活都与北京的四合院联系在一起。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用她的话说---“战斗”。
  
    毫不夸张地说,她比老北京还更熟悉北京的胡同,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白天,她背着大包,徒步走在那里,有时,身边陪伴着摄影师或者城市保护志愿者,街坊看见了,嘴里唤着“大姐”、“大嫂”迎出来,搬小凳,沏好茶;夜里,她常常看着那些不复存在院落的照片,手指一点点抚过红彤彤的大门,漂亮的砖花儿,痛苦得无法入睡。
  
    她讨厌别人叫她“老外”。“我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她常常这样解释。甚至她的名字都是极端中国化的:华新民---新中国的人民。
  
    48年前,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后改名红星胡同)的一个院落里,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和父亲有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理想,似乎也遗传给了新生的女孩儿。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是法国公共工程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学成回国后,他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华南圭再次远走法国,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华南圭回来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这个组织便是今天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经营起来的一切,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
  
    华揽洪似乎对北京的建设更加投入。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向下俯看时,发现北京城竟是郁郁葱葱的。“这么多树,在建设新中国时应该好好保护呀!”那时,他患了严重的眼疾,医生开了一年病假,他拿着老城大比例详图,一条一条胡同地走,挨门挨户进到院里数树,槐、榆、枣、海棠、柿子、香椿……
  
    北京人种树的学问可大了。在四合院里,见不到松、柏,因为这通常是种在阴宅附近的,不吉利;果实好吃的桑椹,清新爽口的梨,也不会见到,是因为“桑”与“丧”、“梨”与“离”谐音的缘故。四合院里的树多是海棠、石榴、春桃、枣树等,春可赏花,夏能纳凉,秋尝鲜果,真可谓“春华秋实”。
  
    春去冬来,北京东西城区胡同院里院外的树都被标在这张独特的北京“树”图上。他抄了一份留下,原图寄给北京市长,期望能对老城规划有所助益。
  
    两代前辈也许都在想着,他们是在为新生的女孩儿设计新的城市,一个充满阳光、美和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她的名字那样充满希望。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北京到法国,到香港,华新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北京。这时,她已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法国公司驻华工作人员的妻子,一名作家。
  
    华新民的生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不是祖父两辈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那个世界。因为那些她曾生活玩耍过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那个曾被期待的世界正点点滴滴地从地图上消失。她觉得这个城市变了,恨自己回来得晚了,但她依然要保卫它,像保卫自己遍体鳞伤的母亲。
  
    回京不久,华新民就做了一件和父亲大体相同的事。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我不去想什么时候离开,不去想万一北京不再是北京,该怎么办?”8月一个夜晚,坐在她小小的办公室里,她这样讲,“那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不能想。”
  
    华新民自费租了这间办公室。屋子很小,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桌上摊着一张张北京市分区胡同图。她用绿色标出健在的,红色标志已经推平的。远远看去,每一页都是扎眼的红色。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给那些被拆掉房屋院落的人。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现在,华新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破坏的,是坏人。
  
    她执着地坚持着,无奈,疲惫,经常手足无措。她的生活不再是胡同式的悠闲、与世无争,而是争分夺秒、声嘶力竭地抢救。
  
    放下华新民的电话,我赶到了那个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察院胡同23号。就在民族文化宫的南面,离西长安街不过100米。
  
    我赶到时,已经无法看见它的美丽了。十几个工人在废墟里抬起一根根粗壮的梁木,堆在一起,准备卖给收木材的。惟一可以判断这里曾是一座院落的,是倒下的朱红大门和被埋在废墟里的狮子门墩。几个街坊在一旁观看,没有交谈,只有注视。
  
    他们说,推土机一早就开来了,卡嚓嚓几下,房子推倒了,树撞歪了,大梁砸下来,一座精美的四合院灰飞烟灭。“这是危房吗?”我问围观的人。“再也难找这么好的院子啦!”老人们拉着长声嚷着。“一百多年都没怎么修,好好的,就拆了,造孽啊!”在后来目睹的几次拆房中,我都会听到类似的话。
  
    “那为什么要拆?”几个人撇了撇嘴。
  
    华新民愤怒了:明明是被保护的院落都要拆除,其余的岂不是更没法保护了?!“如果这些领导不知道自己拆的是什么,那我就一家一户推开门,拍下来给他们看。”
  
    她找到一位摄影师朋友,从黎明到天黑,挨家挨户地敲开门,拍下四合院里的一切。
  
    华新民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似哭:“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些都是被保护的院子啊,谁为这些行为负责?谁允许这么做?”
  
    200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539个保护院落,却迟迟没有公布名单,200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61个,世人仍不知道是哪些。“不公布出来怎么保护?不公布出来被保护又有什么用?”
  
    她形容这种做法是:左手挂保护牌,右手就绕到后面去拆。“多么虚伪!”
  
    “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
  
    有人曾比喻:一条胡同,就如一卷精致的书画。把旧城的地卖了去盖商品房,就如同把名画当废纸卖了一样不可思议。“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民俗、故事,甚至胡同的名字,老百姓的食物,都是宝啊!”
  
    华新民鄙夷那些以危改为名新修起来的四合院,称其为“兵营”。“如果谁都可以把历史砸碎了重修,为什么美国不自己修个长城,还巴巴地跑到中国来看?”
  
    有了胡同,北京城的每一寸都是活的;拆了四合院,胡同消失了,北京将是一座正在死亡的城市。成语道:“触景生情”。景都没有了,情归何处?
  
    “他们说留了,留了故宫、皇家园林和三百六十条胡同。三千二百条胡同里的三百六十条。三百六十条不够一个脚印。胡同是古都的细胞,细胞一个个掐碎了,谈何古都?!没有胡同的故宫是荒唐的,就像没有故宫的胡同一样荒唐。还有三千多条胡同里的故事呢,还有根生在胡同里的多少万北京人呢,还有数不清的枣树、槐树、柳树、丁香树呢,还有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四合院建筑艺术呢!就这么干干净净搓进太空了吗?”
   
    在华新民的抢救经历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闻名世界”的院落。保护派认为:如果这个院落保不住,以后就都保不住了;拆除派则说:如果此处拆不掉,那以后都别想拆了!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
  
    1998年2月的一个傍晚,81岁的赵老先生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这是要拆咱家吗?”
  
    赵景心从来没想到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街跟他有什么关系。报上说最宽拆迁范围是70米,而赵家小院离平安大街至少有100米。邻居们出来告诉他们,这里要“危改”。可这是座好端端的院子啊!也要危改?两位老人不知所措。
  
    没几天,赵老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呼吁保护四合院的文章,作者舒乙。他打查号台,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要求和舒乙说几句。话很简单:我这儿有个挺好的四合院,您有空过来看看。舒乙来了。两人都吃了一惊。赵景心方知:原来舒乙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激动不已:竟然发现了这么一处隐于闹市的好院落:红漆,灰砖,规规矩矩,原味原汁。尤为难得的是,在正房的房檐下有一对十分罕见的砖雕,皆阴文,黑底白线,砖上作画,东边一块是牡丹花,西边是一丛盛开着的菊花,花上一展翅彩蝶,一只小猫弓身仰首,正欲扑蝶。
  
    两块砖雕,线条简练,画面传神,像两只扑闪闪的大眼睛。这便是明末清初建筑最典型的特征---象眼。
  
    屋里是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东西两侧风格不同,但同样美丽。房中陈设中西合璧,古今相映,条幅书案,典雅高古。
  
    更让舒乙激动的是,原来这座院落的主人也是“名门之后”。他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写道:“有旧式装束老人照片高悬于壁,当是赵老者的先人,我冒昧打听,答曰:乃赵紫宸先生。”
  
    “不得了,我知道,我来到了现代名人之家。”
  
    赵紫宸先生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六大主席之一,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赵紫宸先生于1950年买了这处院落,一直住到1979年91岁高龄逝世。
  
    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她的丈夫则是我国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新月派大将、诗人陈梦家先生。
  
    小院儿现今的主人赵景心老先生,早年留美,建国初期遵父旨毅然回国,是两航起义的功臣,后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赵家小院从此进入了专家视线。不少建筑专家和爱好者慕名来参观,测量,正式得出这是一个明末清初修建的四合院的结论,认为这是集“人文、文化和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四合院。舒乙安慰赵老道:您放心,这么好的院落,一定不会被拆掉。
  
    专家开始了保护这处院落的呼吁行动,赵老也动用起自己的老关系,给国家和北京市领导写信。但“不拆”二字始终没有等到。两位老人白天紧张地在家守护,听着推土机轰鸣地面颤动;夜晚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东听听、西看看。不久,小院周围被拆空了,这座孤零零的院子只靠小保姆的丈夫每夜抱着一根水管子保护着。
  
    1999年10月。一天,开发商的推土机突然将两面院墙推倒了。赵老心急如焚,质问在一边看热闹的派出所民警,对方回答:他只管维持秩序,不管推墙。赵老对开发公司厉喝:你要把我的墙砌起来!对方气急败坏地说:“给你砌墙?我还要拆你的房呢!”
  
    赵老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搬!“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把这个明代的院子交给开发商盖商业楼。”
  
    担心家里的文物也突遭灭顶之灾,赵景心悄悄把十几箱古籍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和燕京大学研究院,26件明代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北京就容不下这些东西,真是奇耻大辱!”舒乙评论说。
  
    1999年11月,专家们开始了第二轮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大损形象,并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家媒体也开始呼吁拯救这处院落。但这些都没能阻挡“拆迁告示”正式贴出。
  
    12月30日,赵老接到了裁决书,东城区文物局以“美术馆后街22号院从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由,同意拆除22号院。“被申请人赵景心自接到裁决书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十一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裁决书里提到的周转房,是北京郊区几间简陋的平房,既无煤气又无暖气,屋里积着冰水,屋外垃圾遍地,走到最近的公共汽车站要40分钟。
  
    “换了你是我,你会是什么感受?”赵老逼近我的脸,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让两个80多岁的人,5天内搬空三代人的东西,抛弃自家房产,住到离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你会是什么感受?还能活不能活?”
   
    但他们没有放弃,并毅然走上了上诉的道路,对象是“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文物鉴定和评价”的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和强制进行拆迁的东城区房管局。有人劝赵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答:“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已经走上了绝路。”
  
    像拆迁者曾傲慢地宣称的那样: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这个历经近一年、牵动海内外的官司也失败了。法院认为,东城区文物局履行了法定职责,东城区房管局强拆有理。
  
    “什么履行?他们的专家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怎么鉴定的?”赵老梗着脖子,“居然还有人说,我家有抽水马桶,这肯定不是明末清初的。难道我们还要把玻璃窗子都换成纸的,才能证明它是明末清初的吗?”
  
    华新民说,他们的专家是谁,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吴良镛;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梁从诫;再加上最初进入小院的舒乙先生。这些专家作的结论不够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与东城文物局的某位领导在法院外的对话。
  
    问:“怎么顶级的文物专家说这座四合院是明末清初的建筑,你们就硬说不是呢?”
  
    答:“专家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
  
    问:“世界上不管哪一个文物局都在拼命保护文物,怎么你们这个文物局却见着文物就喊砸呢?!”那人躲闪着华新民的眼睛,不回答。
  
    再问:“那张《乾隆京城全图》上明明标着赵家的院子,你们为什么说没有呢?”这位官员急促地走开了。
  
    舒乙在《小院的悲哀》一文中最后说:小院的价值,或许还在小院之外。因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典型:一个判断是非的典型。一个解决“拆”与“保”争论的典型。一个代表千万座北京四合院命运的典型。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典型。
  
    这个“典型”在2000年12月26日倒在推土机的铁爪下,在100多名警察和20多位外国记者眼前。强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的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二老搬进在美国的侄子出钱购置的公寓楼不到一年半之后,又再次面临拆迁的命运,这次的理由是“CBD建设规划”。
  
    2003年8月,我在海淀区一个叫上庄镇的地方见到了两位老人,这里在颐和园西北20多公里处。他们最初那么执拗地坚持,还是不得不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来生活。
  
    “我只剩下灰心了。”赵老闭上眼睛,仰头叹息,几丝白发无力地掉了下来。“把真的古建筑拆掉,满大街建些假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强拆时,华新民正在法国,深夜,她写了这样几段话:
  
    “这里是巴黎的清晨5点,我知道北京那里正在强拆美术馆后街22号院,我不可能合眼,一夜都在为它寻求着侥幸逃生的可能。但我最后知道不行了……我不可能合眼,而且感到从此永远都不会再睡得着觉。这大概是北京仅存的一座明末清初的民居四合院了,为什么要下手拆掉呢?!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美好,这是已所剩不多的古都。”
  
  “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
  
    华新民逛院子,特别要看看厨房和卫生间,还要拍下来。她要让那些攻击四合院的人看到:四合院不是又脏又乱,而是安静又舒适的。
  
    华新民认为:还房子给主人,永远不再提及拆迁二字,四合院便会自我净化。“谁愿意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呢?”
  
    一位中年妇女对我们嚷:什么“危改”,这叫拆迁,就是拆了让你迁。
  
    她不是私房主,但她爱所住的院子,她存了一笔钱,一直想要把那里打扮一下,却迟迟无法下决心。
  
    另一户人家说:只要政府不拆迁,你们说按什么标准修,我们就按什么标准修,我们有这个能力。可现在是不搬不行啊!
  
    现代化?她嘲笑这个词。现代化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方便舒适,而不是强迫拆掉别人的家,让他们住进偏远的楼房,再让他们坐现代化的工具---火车。“轻轨不就是小火车么。”
  
    大多数拆迁户无法回到原址新建的楼房里---没有钱,或者根本就不允许。他们多搬到了丰台、通州或洼里这样的城乡结合地带。
  
    华新民说,她认识很多搬进了新房子的老人,有的再也没有进过城,有的甚至都没有下过楼,有一位因为去找曾经的老街坊迷了路,急得犯了脑溢血,就死在大街上;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每天都要花三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没有任何娱乐时间,月月年年,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现代化?”
  
    为了保护古都文明和文化,华新民成为她口中那些“坏人”最执着的对立者和斗士。虽然她有一头及肩的蓬松长发,总是长裙及地,只是个略微发福、没有任何权力的中年妇女。
  
    1832年,雨果刚刚完成《巴黎圣母院》,面对路易·菲利浦时代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愤怒地写下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呼吁议会通过一项保护古城和文物的法律---而且也奏效了。两年前,华新民将其翻译成中文。其中几段是这样的:“再听听他们讲什么:为了多放几堆白菜,得铲除那座封建时代的建筑物。然后每个人再使劲说些官冕堂皇的漂亮话……
  
    “另外,在圣奥曼,还有一位省长,他在把著名的圣伯丹废墟毁了四分之三后,竟说是为了让工人有活儿干。这是多么荒唐!如果这些行政长官,既不通管理又头脑空虚,放着眼前该铺铁轨的路不铺,该挖掘的河道不挖,该修的街巷不修,该清淤泥的港口不清,该开垦的荒地不垦,该盖的学校不盖,却不知让手下工人干什么好的话,也起码不要把我们祖国的文物建筑像猎物一般扔给他们去拆除,不要让他们拿着石头去换面包。
  
    “在巴黎,我们也到处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破坏文物。破坏文物者在扮演着建筑设计师的角色。破坏文物者被赞赏和受到鼓舞及保护,被咨询和被资助。破坏文物者为政府承包工程。他偷偷告不得人地坐在政府的预算资金里,小声地吞食着,仿佛老鼠吃奶酪一般。
  
    “在种种理由当中,也有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由:这些历史建筑留着有什么用呢,除了还得花钱维护!拆了算了,拿拆下的料至少还能换几个钱。然而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种推理也是错误的。……这些历史建筑本身就是资本,许多外国的有钱人都是慕名而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了维护方面的开销。拆掉它们便是给国家断了一种财源。
  
    “为了艺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为了记忆,为了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为了先人集体创作的作品,为了历史,为了制止摧毁永不可再生的,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个民族最神圣的东西,为了过去,为了这一切来制定一条可称之为正确的、好的、健康的、有用的、必需的并且紧急的法律!”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许多人读后非常激动:“将‘法国’二字换掉,就是100多年后北京的写照,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落后了?”
  
  “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
  
    但华新民慢慢发现,中国并不缺少相关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居民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在房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经归“别人”使用、已被“规划”了;其用途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棍棒,叫嚷着“这块地是我的”,提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便立即“强制”。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它确实发生着。
  
    “就算不提这些,”华新民说,“老城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买新房是他们承受不了的巨额开销,许多人在拆迁过程中花光了几十年的积蓄,还欠银行十几万,以后老人养老、孩子上学、家里人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这难道不是强迫老百姓掏光口袋去买房,谁又有这个权力?”
  
    “保护老北京,必须要从保护北京老城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做起。”华新民越来越发现,这是同一回事:“北京应该证明给世界,它是个法制的城市,是个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城市。这样,它才配得上拥有这些古老的文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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