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超级变种病毒（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5月16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编译报导）美国科学界追责中共COVID-19声浪渐强。美国科学记者韦德在《Medium》上发布的病毒起源报告，近日被各国多家主流媒体提及。报告列出了相关证据，探讨是谁在武汉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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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起源场景
自然产生的场景有一些变化值得考虑，即SARS2直接从蝙蝠跳到人类的想法，而没有像SARS1和MERS那样经过中间宿主。病毒学家大卫．罗伯森（David Robertson）是主要倡导者，他指出SARS2可以攻击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他认为该病毒仍在蝙蝠中时发展出了多面手的能力。由于它所感染的蝙蝠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广泛分布，因此，即使只是在已知的一次情况下，这种病毒也有足够的机会向人们传播。罗伯逊博士的论文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在2019年12月之前在任何中间宿主或接受监测的人群中都没有发现SARS2的痕迹。这也解释了令人困惑的事实，即SARS2自从首次出现在人类中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它确实没有改变。不需要，因为它已经可以有效地攻击人体细胞。
但是，这种想法的一个问题是，如果SARS2从一次跳跃从蝙蝠跳到人们，并且此后变化不大，那么它仍然应该能够很好地感染蝙蝠。似乎并非如此。
“对测试过的蝙蝠物种而言，SARS-CoV-2感染很少，因此它们不太可能成为人类感染的直接来源，”一个对自然出现的怀疑的科学团体写道。
尽管如此，罗伯逊的说法可能还是有些不对劲。云南洞穴的蝙蝠冠状病毒可以直接感染人。2012年4月，有6名矿工从墨江矿山清除蝙蝠鸟粪，患上了严重肺炎，并表现出类似Covid-19的症状，最后有3人死亡。从墨江矿山分离出的一种叫做RaTG13的病毒，仍然是SARS2的最近亲戚。关于RaTG13与蝙蝠细胞的起源，报导以及其亲和力低的奇怪秘密，以及石博士报告同时收集的8种相似病毒的性质，尽管它们与祖先的关联性很高，但仍存在很多谜团。这里的要点是，尽管只有在特殊条件下，蝙蝠病毒才能直接感染人。
那么，除了挖掘蝙蝠鸟粪的矿工之外，还有谁与蝙蝠冠状病毒特别密切地接触？好吧，冠状病毒研究人员可以。石博士说，她和她的团队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对莫江溶洞进行了约8次访问，收集了1300多个蝙蝠样本，毫无疑问，有许多人前往云南其他溶洞进行了考察。
想像一下，研究人员从武汉到云南来回频繁旅行，在黑暗的洞穴和地雷中激起蝙蝠鸟粪，现在您开始发现两地之间可能缺少联系。研究人员在旅行途中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使用新病毒时可能会被感染。从实验室逃脱的病毒本来是一种天然病毒，而不是通过获得功能而成熟的病毒。
蝙蝠直接命题是自然出现和实验室逃生场景之间的一种嵌合体。这是无法消除的可能性。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1）SARS2和RaTG13似乎对蝙蝠细胞的亲和力都很弱，因此人们不能完全相信任何一个都可以看到蝙蝠的内部；2）该理论在解释SARS2如何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或为什么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是由人优选的精氨酸密码子而不是蝙蝠优选的密码子决定时，并不比自然出现的情况更好。
实验室逃逸说更易解释现有事实
由于没有直接证据，尚不能排除自然出现或实验室逃逸的假设，因此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实验室逃逸的拥护者比那些赞成自然出现的人更容易解释关于SARS2的所有现有事实。
据记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功能增强实验，旨在使冠状病毒感染人细胞和人源化小鼠。这正是可以产生SARS2样病毒的一种实验。研究人员并未针对正在研究的病毒接种疫苗，他们正在BSL2实验室的最低安全条件下工作。因此，病毒的逃逸一点也不奇怪。在整个中国，大流行在武汉研究所的门口爆发。如在人源化小鼠中生长的病毒所期望的那样，该病毒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人类。它具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增强作用，一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非典相关的β-冠状病毒所不具备的，并且该位点包括一个双精氨酸密码子，在β-冠状病毒中也是未知的。
自然说的支持者要讲一个很难讲的故事，其合理性取决于一个单一的推测，即SARS2的出现与SARS1和MERS的出现之间的预期平行。但是，尚未出现支持这种平行历史的任何证据。没有人发现SARS2的来源是蝙蝠，即使它曾经感染过蝙蝠。尽管中国当局进行了广泛的搜查，包括对80,000只动物进行了测试，但没有中间宿主出现。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像SARS1和MERS病毒一样，从其中间宿主向人进行了多次独立的跳跃。医院监视记录没有证据表明随着病毒的发展，人群中的流行病聚集强度。没有解释为什么自然流行病应该在武汉爆发，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没有很好的解释说明病毒是如何获得其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而其他SARS相关的β-冠状病毒则没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该位点是由人类偏好的密码子组成的。自然涌现理论与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作斗争。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记录肯定包含许多相关信，但鉴于中共造成大流行将政权定罪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中共似乎不太可能释放他们。由于没有一些勇敢的中国举报者的努力，我们可能已经掌握了一段时间后可能获得的几乎所有相关信息。
这里有两个明显的责任级别：第一，允许病毒学家进行功能增益实验，从而获得最小的收益和巨大的风险；第二，如果确实在实验室中产生了SARS2，则是为了使该病毒逃逸并引发全球性大流行。以下四方最有可能负有责任。
1. 中国病毒学家
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国病毒学家大多在BSL2级安全条件下进行功能获得实验，而这些条件过于宽松以至于无法包含SARS2等不可预见的传染性病毒。如果该病毒确实从他们的实验室中逸出，那么他们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因为这是可预见的事故，已经造成300万人死亡。
的确，石正丽受过法国病毒学家的培训，并与美国病毒学家密切合作，也遵循国际标准来遏制冠状病毒。但是她本可以而且应对面临的风险做出自己的评估。她和她的同事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直到明确其他中国病毒学家的作用之前，石博士是中国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的公众人物，而且她和她的同事们暂时将排在第一位。
2. 中共当局
中共当局确实竭尽全力掩盖这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中国对此承担的责任。他们压制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记录，并关闭了其病毒数据库。他们发布的许多信息可能完全虚假或旨在误导。他们尽力操纵WHO对病毒起源的调查，并带领专家组调查疫源但徒劳无功。迄今为止，与采取预防第二次大流行的必要步骤相比，他们对转移责任更感兴趣。
3. 全球病毒学家社区
全世界的病毒学家是一个松散的专业社区。他们在同一期刊上写文章。他们参加相同的会议。他们在寻求政府资金和不承担过多安全法规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病毒学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功能获得研究的危险。但是创建新病毒的能力以及通过这样做可获得的研究经费太诱人了。他们推进了功能增益实验。他们游说反对在2014年暂停联邦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资助，该禁令于2017年提出。
迄今为止，该研究在预防未来流行病方面的益处为零，风险巨大。如果仅能在BSL3安全级别上进行SARS1和MERS病毒的研究，则允许在较低级别BSL2上使用新型冠状病毒开展任何工作肯定是不合逻辑的。无论SARS2是否从实验室逃脱，世界各地的病毒学家都在玩火。
他们的行为早已使其他生物学家感到震惊。2014年，自称是剑桥工作组的科学家敦促谨慎制造新病毒。用有先见之明的话，他们指出了产生SARS2样病毒的风险。他们写道： “新产生的‘潜在大流行病原体’带来的意外风险引起了新的严重关注。实验室创建高传播性的新型危险病毒株，尤其是但不限于流感病毒，会大大增加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意外感染可能会触发难以控制或无法控制的爆发。”
当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一种将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的技术时，他们于1975年在Asilomar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讨论可能的风险。尽管有很多内部反对意见，他们还是草拟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措施，这些措施将来可以放宽，而且在适当评估可能的危害后应适当放宽。
当发明用于编辑基因的CRISPR技术时，生物学家召集了美国，英国和中国国家科学院的联合报告，敦促克制限制对人类基因组的遗传性改变。发明基因驱动器的生物学家也对工作的危险性持开放态度，并试图让公众参与。
您可能会认为SARS2大流行会刺激病毒学家重新评估功能获得研究的收益，甚至让公众参与他们的讨论。但事实相反。许多病毒学家以阴谋论来嘲笑实验室逃逸说，其他人则保持沉默。这些都缓解或至少推迟了记者的好奇心和公众的愤怒。
4. 美国在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作用
从2014年6月至2019年5月，达兹萨克的生态健康联盟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资助，用于在武汉研究所进行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研究。不管SARS2是否是该研究的产物，用最少的安全预防措施将高风险的研究都移交给不安全的外国实验室似乎是一个有问题的政策。如果SARS2病毒确实从武汉研究所逃脱，那么国立卫生研究院将处于一个糟糕的境地，即资助了一项灾难性实验，该实验导致全球300万人死亡，其中超半数都是美国人。
NIAID和NIH的责任更加尖锐，因为在向生态健康联盟拨款的前三年中，暂停了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资助。然而，这两个机构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中止联邦政府的资助。NIAID的负责人福西和NIH的负责人柯林斯（Francis Collins）都促成了资金流向石的功能研究，两位官员应该考虑到公共记录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被认为与中共军方病毒学家有关联，它为中国生物战研究提供了一个窗口。
最重要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功能增益研究，可能导致在BSL2中开展工作的无监督外国实验室中产生了SARS2病毒。因此，可以质疑两人决定的审慎性，是否导致了SARS2和300万人死亡。
综上所述
如果SARS2起源于实验室的情况如此严重，那为什么不广为人知呢？
除了中共不愿探讨外，其他科学家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政府研究经费是根据大学聘请的科学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分配的。任何因提出棘手的政治问题而摇摆不定的人都将面临这样的风险，即他们的资助将不会被延长，其研究生涯将被终止。如果您认为达兹萨克在科学客观性的声誉因实验室逃逸说受损，请查看这份8200万美元赠款的受助者名单上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于2020年8月。
美国政府与中共当局都不热衷于关注石正丽的冠状病毒研究工作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事实。可以想像，在幕后的对话中，中共政府会说：“如果这项研究如此危险，您为什么还要资助它，也要在我们的领土上？” 美方对此可能会回答：“看起来是让您逃脱的人。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在公共场合进行讨论吗？”
福西对此保持沉默，左倾的主流媒体也明显缺乏好奇心，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川普总统提到过实验室逃逸说。但是，任何可能造成300万人死亡的病毒起源都值得认真调查；继续进行功能获得研究都值得一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国际开发署（NIAID）在暂停此类功能研究方面的经费也应受到调查。
过去一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受够了禁足令，他们可能希望得到比媒体提供的更好的答案。如果自然起源说没有获得大量支持的证据，则时间越长该理论似乎越不合理，而最终人们可能会信服实验室逃逸说。
尼古拉斯．韦德
2021年4月30日
致谢其他专家
认真研究SARS2病毒起源的第一人是俄罗斯和加拿大的生物技术企业家戴金（Yuri Deigin）。在一篇精彩的长篇论文中，他剖析了SARS2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并提出未经认可的人为操纵该病毒的可能性。这篇发表于2020年4月22日的文章为想要了解该病毒起源的任何人提供了路线图。论文包含太多的信息和分析，以至于有人建议某些情报机构必须撰写它。
在戴金之后，其他一些怀疑者也随之而来。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计算出SARS2病毒与各种物种的ACE2受体结合的紧密程度，令他惊讶的是，它似乎已针对人类受体进行了优化，从而使他推断该病毒可能在实验室产生。Alina Chan发表了一篇论文，显示SARS2从一开始就非常适合人类细胞。
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是极少数对质疑实验室逃逸说绝对拒绝的科学家之一，他早就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危险性提出过警告。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戴维．雷尔曼（David A.Relman）。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2021年3月26日对CNN表示，这种流行病的“最可能”原因是“来自实验室”，因为他怀疑蝙蝠病毒是否可以像SARS2一样，在一夜之间成为极端人类病原体，而无需花费时间进行进化。
医学研究人员奎伊（Steven Quay）已将统计和生物信息学工具应用于病毒起源的巧妙探索，如展示接收早期患者的医院如何沿武汉№2地铁线聚集，该地铁与病毒学研究所的一端相连，再连到另一个国际机场，它是从实验室到全球分发病毒的理想传送带。
2020年6月，Milton Leitenberg发表了一项早期调查，对支持武汉病毒研究所功能增益研究的实验室逃脱的证据进行调查。
还有许多人为这个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说：“真相不是权威而是时间的产物。”
谁打开潘朵拉盒？美科学记者病毒溯源报告（2）-武汉病毒研究所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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