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钱和他们的晚年 都没了(图)
老人（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3月8日讯】高焕英理想的晚年生活：桑拿、艾灸、异地养生度假。高焕英、高焕英的大妹妹、小妹妹、老母亲，为了这个梦想一共支付了45万。
2020年夏天，益阳多家养老院暴雷，6000多名老年人的毕生积蓄化为泡沫。编凉席的老人，做清洁工的老人、当过30年高级物理教师的老人、老婆在重症监护室的老人、阿兹海默症的老人……他们的钱和他们的晚年，都被夺走了。
一、“江里冷，要把他捞上来”
湖南益阳，上午十一点，张志成拿上一面鼓匆匆赶往江边。他听说有老人从资江一桥跳下，尸体还没找到。时值寒冬，江边水雾弥漫，楼房和树木都隐匿起来。张志成站在碎石滩上，“咚咚咚咚”地敲起鼓，一敲便是四五个小时。鼓声吵闹、单调、连绵不绝，向远方传去。在湖南，敲鼓是一种为亡者招魂的仪式。
这是1月21日。鼓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驻足。有人问张志成，“你为什么要打鼓？”
张志成说，“江里冷，要把他捞上来。”
张志成敲鼓的视频随后被博主“刘壹木”传在了网上。人们很快知道了自杀的老人名叫曹迎林，62岁，生前没有正式工作，将17万积蓄投给了“纳诺养老院”后，因一场暴雷化为乌有。1月23日，曹迎林跳江的四天后，潜水员终于在河底的一处暗礁找到了他。尸体打捞上来时，曹迎林赤裸着，浑身发白，双手合十紧紧地扣在一起，像是仍然维持着跳江时的姿势。
记者们纷纷涌向这个三线小城。人们更惊讶地发现，曹迎林不是孤例。据一直跟进养老院暴雷的维权志愿者刘一木、唐朝统计，至少有六千名老人陷入了预定养老院床位服务暴雷后的困境。67岁的刘先生投了7万，得知养老院的老板自首后，他自我安慰道，“现在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什么办法呢？”王雨离了婚，嫂子以无依无靠为由拉着她一起投了衡福海养老院，每人五万。暴雷后，王雨整晚整晚睡不着，现在在广州做清洁工，靠每月2000元的工资维持生计。而71岁的李有才得知她交的三万预定养老服务金再也拿不回来后，猝死在了卫生间。清理遗物时，儿子才发现，她的存折上只剩下17。77元。
82岁的蒋建国在讲述养老院暴雷之前会体面地拿来五本红皮证书，一本一本地讲给你听他获奖的经历。作为一名从业30年的高级物理老师，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但这并不能阻挡金钱一次又一次地消失——2015年，他在女儿的劝说下将12万投入一家P2P理财项目，随后暴雷。两年后，他再次将5万投入衡福海养老院预定了一张床位，希望能在两年后安享晚年。直到这最后一笔积蓄也消失了。
有老人朝桃江县都好养老院的老板下跪，求他，说丈夫患癌，能不能把投资的20万拿回来。有老人干脆睡在了胭脂湖养老院的大厅地板，冲老板骂你这个狗男人，欠我们几十万就是不给。一位没有子女、没有丈夫的孤寡老人想要回自己的手术钱，和衡福海养老院的老板扭打起来，却被老板的指甲划伤了手，鲜血直流。
68岁的高焕英从没想到“暴雷”这样的互联网词语会和她联系在一起。她不好意思地笑，“以前很少听到过这个（词）”。她对“暴雷”的理解是，“都瘫痪了样的，不能够兑现，钱都拿不回来了，和事实完全不一样！”
先是她的大妹妹投了五万，紧接着是89岁的老母亲，再是她，再是小妹妹，一家人总共投了45万进去。老母亲舍不得吃穿，经常到菜市场捡菜吃。后来弟弟妹妹让高焕英保管母亲节约下来的8万元，她便拿去订了衡福海养老院的床位。她形容说，去年八月得知养老院的老板自首后，自己“魂都没有了”，现在是“四面受敌”。
母亲天天坐在家里哭。半年过去，高焕英的母亲开始呈现老年痴呆的迹象，无法自如行动，每天坐在椅子上，面容凹陷，弓着背，起来需要人扶。听见高焕英讲投资养老院的过程，母亲时不时要插嘴，“真的搞不清楚！”高焕英让她别说话，母亲又自言自语，“各个搞么斯（这怎么回事）！”
刘朝花没敢将养老院暴雷的消息告诉自己的母亲。去年夏天，阿姨给她打电话说暴雷了。母亲有冠心病，她怕母亲知道了消息之后接受不了。前阵子母亲做梦，说梦到养老院黄了，赶紧去把钱取出来。刘朝花还骗母亲说，没有的事，你放心。
这场养老院预定床位的风波甚至传到了最末梢的农村。桃江县曾家坪村的丁丽华将藏在抽屉里的五万块全部拿出来投给了桃江都好养老院。这是她依靠串竹制凉席（一天只能做一床一米五的凉席，赚十元钱）、当保姆、当临时环卫工攒下来的全部积蓄。得知钱取不出来后，她气得血管瘤破裂，倒在了家里，“什么都不知道了，跟死了一样。”
所幸丁丽华被抢救了回来。现在，她坐在堆满陈年老竹、丈夫从城里拿回来的多余的建筑木板的砖房里。因为来了客人，她才舍得烧一口铁锅烤火取暖，昏暗的灯光下，老竹毕毕剥剥地炸开。
她伤心地说，有村里人嘲笑她，说她是农村人还投养老院，自己又没多少钱，“农村不像在城市，明白了吗？”
二、诱饵
据刘一木的统计，益阳市暴雷的养老院已有至少十五家：夕阳红、纳诺、胭脂湖、阁老、怡心苑、颐和寿康、馨逸、恒泰、万明山、重阳、衡福海、都好、紫微、慈孝、旺寿……养老院分布在益阳市的城区与周边，有的离城区很遥远，比如距离市中心三十公里以上的纳诺，而近处的衡福海老年服务中心，距离益阳站仅有不到两公里路程。
很长一段时间里，养老院的业务员们埋伏在公园、菜市场、老年大学、朋友的聚会，先发传单，再电话轰炸、上门，甜甜蜜蜜地叫叔叔阿姨，扶老人比亲生子女还亲。老人一时心存疑虑也没关系，只要留有电话、微信，就能通过手机将他们牢牢抓在手里。
紧接着，业务员们邀请老人们到养老院里做活动，送一打鸡蛋，两斤面条，一盒月饼，一张十元的餐券。更高端一些的诱饵则是：一次长沙田汉故居游、一次泰国旅游出行。
养老院总是热热闹闹的。在衡福海养老院的一次期末文艺汇报演出上，两位主持人邀请在座的老人们“敞开你的心扉，释放你的激情，让快乐响彻云霄”。随后，她们介绍出席晚会的嘉宾阵容——“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益阳市民政局局长”、“市金太阳商业贸易中心董事长与衡福海学校校长”……老人们被哄得迷迷糊糊。更别说，养老院的证件上有着一个又一个的“红粑粑”（当地政府部门所盖的公章）、墙上写着“替中华儿女行孝”，这怎么会是一个骗局呢？
这更像是一次对“美好晚年”的想象的售卖。高焕英拿出衡福海养老院和母亲签订的合同，上面写的是：今缴纳50000元，办理“至尊卡”，每年卡里余额增长4500元。增长的这部分“福利”存在卡里，只有母亲搬进去了才能消费。这有些类似于理发店的储值模式，只是金额更大，从一万至一百万不等。老人们提前储值，预定床位，之后的消费都从卡里扣钱，交的钱越多，折扣力度越大。每年定期返“福利”，如果老人选择不入住养老院，那连带着福利和本金一起退还。
高焕英理想中的晚年是这样的：
“甲方提供舞厅、棋牌室、健身房、保健房。”
“四季养生宴席，养生药膳、养生茶，自助餐。”
“中医按摩、足部护理、针灸、艾灸、拔火罐、桑拿等。”
“短途一日游（益阳周边）、异地养生度假（夏北冬南）。”
“理发、修脚、掏耳、一对一陪同游玩、代购、洗衣、租车。”
当然，任何一项服务都需要“按实际情况收取费用”。另一句促使高焕英迅速交钱的话是：“入住发生冲突，按签订合同的先后顺序入住，如有人同时要求入住，则消费卡内余额多者优先。”她担心现在大家都在抢，以后会“抢不到养老院的床位”。
但在网上检索“会员养老暴雷”，会发现这并不是新兴的一种养老模式。2014年，北京“怡养爱晚”养老基地被曝出资金链断裂。2016年，长沙多家养老院发生涉案金额过亿的非吸暴雷事件。2019年，上海“大爱城”养老院暴雷。一位曾居住在长沙“爱之心”养老院的卢女士接受采访时说，等她住进去后，才发现来参观的人没了，整个公寓安静了，地板有时没拖、卫生间手纸也没换了，食堂的碗都由老人自己在洗。当暴雷的消息传出，所有人被驱赶离开。卢女士这才明白，他们只是养老院请来的“托”，此前享受的优质养老服务只是“假象”。
可是这些新闻不会抵达玩不转智能手机的老人手里。当这种养老模式延伸至三四线城市甚至更偏僻的农村时，已是2020年的事情了。
在桃江县的丁丽华只会用老年机。起初是同村好友领着她去养老院参观。暴雷那天，她同样是接到好友的电话——好友说，得知有人合同到期却领不回本金，她当即揣上装在“档案袋”的合同离开了家。那是2020年2月，疫情正严重的时候，天很冷，在下雨，路面泥泞。但丁丽华顾不了那么多，她走了半小时的山路，又转乘7路公交车，到了桃江都好养老院的办公室。可老板却无所谓，说钱就是发不出来了。
老人们开始自发组织维权。在一个“益阳养老诈骗追责关爱中心”里，群员已达500人上限。群主刘一木——也就是博主“刘壹木”的母亲王英，也曾将20万投进了养老院里。她有心脏病，便委托儿子回老家维权。
王英说，之前有人建立了委员会，每个在群里的人都要登记，交50元维权费。许多老人认为，只要交了50元，第二天立马就有钱拿。一位穷得打不起车的老人走了十几公里路到益阳来交费，人家不要他们的钱，他还一定要对方收下，这就是他的希望；一位不认字的老太太在群里哭了好多回。后来委员会看她可怜，想要把50元退还给她。老太太怎么样都不收，总觉得收了的话钱就要不回来了。
但维权仍然进展缓慢。如果不是曹迎林的死亡，也许益阳市的这次暴雷就会像其他数个城市的养老院暴雷一样悄无声息。一位老人说，如果曹老的死亡能帮大家的钱追回来，她们真的感谢他，“但如果追不回来，他真的是白死了。”
三、“真的害怕”
有老人承认自己投资养老院是为了合同上许诺的“福利”——18％、12％、10％的回报听上去总比银行存款利息要诱人。但更多的老人是实实在在奔着养老院床位去的。高焕英说，衡福海养老院暴雷立案后，警方来找受害者调查。调查表上写的是“投资人”，她不同意自己是投资人，“我们明明是为了预定床位”。她要求改一下头衔，起初没有得到同意。
后来，表格上被不满的受害者印上一句话：“受害投资人登记表”，针对的是有头脑的消息灵通的年轻人，而我们这两千名老年人，我们的养老金连放银行都觉得不保险，又怎么会去投资呢？
年龄越长，死亡的终局逐渐逼近。老人们偷偷为自己规划了最后一站，许多人报名养老院时隐瞒了朋友、儿女甚至是伴侣。老人詹荷花说，养老不可能靠子女，“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自己掏钱，自己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希望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不是更好吗？”
高焕英把钱存到养老院时也没敢告诉儿子，怕儿子儿媳有想法，有钱不给他们。她很少和儿子讨论养老问题。直到养老院暴雷后，她去维权，儿子知道后，埋怨她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一直瞒着他们、不相信他们。“有时候只能背着他们，自己暗自流泪。原来是想自己早一点做安排，早一点做准备，没想到这么一个下场。”
她没办法向儿子讲述自己更深层的恐惧与不安。现在，高焕英住在儿子家，给儿子带孙女。儿子女儿孙女睡主卧，她和老伴睡次卧，她89岁的妈妈睡最小的房间。妈妈的卧室摆了一个塑胶式便携式马桶，前阵子刚刚在聚划算上买的。她每天清洗马桶、喷消毒液。现在妈妈上厕所需要她来脱裤子，擦屁股，妈妈已经分不清楚大便和小便了，有时候大便完以为是小便，裤子匆匆忙忙拉起来，粪便沾得到处都是。
她偶尔忍不住也会凶妈妈，“你大便就说一声啊！”但妈妈还是弄不清楚。现在每天晚上凌晨两点，她都要定时喊妈妈起来上厕所，怕妈妈拉在床上。
高焕英戴着一副厚厚的框架眼镜，穿着一件土黄色袄子，黑色健身裤，她笑着说这是“工作服”，正准备为家里做新年大扫除——即使她已经到了扫会儿地就会腰痛的年纪，她仍然朴素、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母职的每一项任务。高焕英老实讲，她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以后能帮忙养老，儿媳总是隔了一层，现在洗碗、洗衣服、做饭，儿媳觉得高焕英来做是理所当然，“我们在家里说话都很小心的，不能大声说。”
她说起自己的妈妈，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四个人轮流给妈妈养老。前几年，每当轮到弟弟时，那三个月弟媳就把妈妈偷偷移到养老院去养。那家养老院条件很差。后来因为妈妈的房子拆迁，拆迁款分成了五份，多的一份给了弟弟的孩子。弟媳这才转变了态度，愿意在家里照顾妈妈了。
高焕英还提起自己的一个朋友，独居，有一阵子痴迷保健品，生病了以后药也不吃。后来儿媳发现她死在沙发上，电视还开着，一只鞋子掉在地上，旁边还有一滩血。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儿媳打开柜子，发现里面装满了瓶瓶罐罐、保健枕、保健衣。“真的害怕。”高焕英说。
她更担心自己的小妹妹——就是那位和衡福海老板打架的孤寡老人。妹妹胆子小，不敢见记者，她在电话里说，“我已经被骗了，你是不是来骗我的？”妹妹还和高焕英说过，自己哪天就要死到衡福海养老院去。
而桃江的丁丽华则是瞒着丈夫、女儿报了养老院。话说到一半，木门推开——她的丈夫回来了。丁丽华赶紧说，来客了，这是医院来做调查的人，来了解术后恢复情况。老头信以为真，便开始说为了给她做血管瘤手术，现在还欠了七八万没还。现在他每天出去做电工，修水管，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赚上个两百元，慢慢还债。
丁丽华的女儿反复强调自己“嫁得近”，她难过于自己家只和妈妈家相隔一条桥，骑电动车五分钟就可以到妈妈家，却没想到妈妈还是瞒着所有人报了养老院。她从没想过这回事，觉得自己可以把妈妈照顾的很好，每周都会准备好蔬菜给妈妈送过去（她在做社区团购），妈妈手术时也是她在照顾。
可妈妈直到第二次去做手术，以为自己就要挺不过去时，才将养老院暴雷的事告诉了她。女儿搞不懂丁丽华怎么想的。
“哪个儿女听了不会伤心呢？”她没敢在妈妈面前说这话。
在这之前，丁丽华带着女儿和我去都好养老院转了转。在离曾家坪半小时车程的县城郊区，都好养老院仍然还在运转。黑夜中，一栋和县城环境格格不入的、崭新的楼盘伫立着，窗口里散射出明亮、温暖的灯光，三个红色的大字立在楼顶，“光荣院”，前面是一家配套的“养老服务医院”。后头养老，前面医疗，这是丁丽华在农村里难以见到的场景。
丁丽华边走边说，这里条件真的很好。她交的五万元是入住这家养老院的门槛费，预定的是相对便宜的双人间。可现在，如果想要入住这家养老院，她还需按照非会员的价格另外交钱，交的本金再也不算数了。丁丽华怎么也没有想明白，她为什么不再能入住这家美好、干净、舒适的养老院了。
四、离开的业务员，还在运转的养老院
暴雷后的好几个月，衡福海的业务员吴秀芳都没再找工作，觉得自己“被它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去年八月底，警察打电话给她，让她退还在衡福海工作期间的所有工资。她感到委屈，自己又没有拿老人的钱。并且，保底工资就一千来块，业绩提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支出挂钩，要多跑客户，时不时到老人家拎点水果看望，赚的钱还要付房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
她东拼西凑，凑了一二十万出来。后来她还是留了案底。
她今年40岁，上学出来就在外地打工。2017年她加入衡福海，希望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离家近一点，“反正那里面什么证件都齐全，我们都是农村的，也不知道这一些”。
吴秀芳自认没干什么亏心事。培训的时候，老板要求她们去发传单，把政府发下来的证件给他们看，“说这个老年公寓，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都是很吃香的，叫我们好好干。”她声称自己只给老人们发过传单，全凭老人自愿。至于外界所传的业务员给老人洗脚，吴秀芳说，“这么低三下四的没有做过，都是光明正大的。”
去年3月，上班时老板给业务员开会，总共来了零零散散三四个人，说受疫情影响，钱周转不来，取钱要推迟一两个月。同样受疫情影响，越是有疫情，客户越要拿出去。慢慢地老板又说要推迟三个月，时间不断延长。到最后，老板就被抓走了。她的姐姐跟着投了十万元，没拿出来。嫂子运气好，去年4月把钱取出来了。
吴秀芳上个月重新找了份工作，在桃江县卖商铺。她上着上着就开始想：这也是拿业绩的，万一房子出了什么问题，我会不会又被找？她去找老板辞职，理由是，“万一你们这个是假的，我负不起责任”。对方说，“怎么可能？我们的证件这么齐全”。她心想，以前在衡福海，还不是证件那么齐全，老板说得那么肯定？
位于市中心的衡福海养老院还在正常运转，还有八十多个老人居住于此。走入房间，设施的确如老人所说“能匹配三四星级酒店的水平”：木地板，胡桃木床，地暖持续散发着热气。几位老人在热热闹闹地打麻将。只是街边那间墙上写着“替中华儿女行孝”的老年服务中心，已经关上了大门。
曹迎林生前投资纳诺养老的办公室藏在一条破破烂烂的小巷子里。门口的招牌是一块磨损严重纸板，上面画着一扇金灿灿的拱形门，“纳诺老年公寓欢迎您”。楼下的水果店老板没好气地说，哪有什么养老院，老板都跑路啦。
五、“这是我”
在江边为跳江的老人打鼓招魂三天后，张志成患上了风寒，咳嗽、嗓音嘶哑。敲鼓是他唯一的爱好，也是他所有的生活。江边的环卫工人都听说过他，知道他今年60岁，无父、无母、无子女。因为小时候的一场高烧，他有智力残疾，“相当于8、9岁小孩的样子。”
在江边一家名为“阿里郎”的KTV里，我见到了张志成和他的妹妹。妹妹张好听朋友说，哥哥上新闻头条了。等回到KTV，她问哥哥，你为什么要敲鼓。哥哥说，他要把老人“敲起来”，还说那些害老人的人都该死。但至于更多的——比如出名这件事，哥哥就并不是很明白。只是在妹妹指着视频上的截图，问他这是谁时，哥哥知道点点头，“这是我。”
张好今年56岁了。自从丈夫死掉后，她再也没有结婚——现在哥哥住在她家，每天早上，哥哥跟着她后面来上班，吃住都由她管。拖着哥哥，哪儿有人会愿意和她结婚呢？张志成被认定为残疾三级，每月补贴400元，妹妹说，这连早餐都不够吃。可她也不忍心放哥哥去福利院“等死”。
下午四点，张志成从午觉中醒来。等他走下楼来，张好把他的外套羽绒服拉开，仔细替他围好围巾。张志成不高，一米五的个头，戴着一顶帽子，睫毛长长的，乖巧地让妹妹摆弄着。他的休息室里堆放着大鼓、小鼓、锣鼓、大钹。为曹迎林打鼓时，张志成拿上了最新的一面鼓。那是妹妹送给他的六十岁生日礼物。
张志成再次敲起鼓来，没有节奏地点点鼓面。门口拴着的一条黑狗被鼓声闹醒。黑狗叫贝贝，原来在江边流浪，半年前，张好将它收养了下来。现在，哥哥的朋友除了那些鼓，就只有这条狗了。如果再老一些，哥哥和自己的养老怎么办？她也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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