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五座劳教营 夹边沟只是“之一”(下)(图)

2019-12-08 16:00 作者:袁凌 桌面版 正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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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还未结束,劳教营消逝,集中营林立。图为一位哈萨克族女孩,表示想找回被关在集中营亲人。
苦难还未结束,劳教营消逝,集中营林立。图为一位哈萨克族女孩,表示想找回被关在集中营亲人。(图片来源:FB)

接上文:消逝的五座劳教营 夹边沟只是“之一”(上)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份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待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拚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份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记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记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2008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导,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导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导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份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陆,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待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搔痒。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着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劳教(动)营。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份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2013年年末

注:

访谈人物:

司继才,2009年,2011年,西安

张元勋,2010年、2012年,曲阜

陈奉孝,2010,曲阜

谭天荣,2010,青岛

铁流,2009,2010,北京

陆锦碧、杨黎明,2009~2013,上海

甘粹,2009~2012,北京

王士才,2013,上海

主要参考文献:

《北京志・监狱劳教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

《上海监狱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

《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院志》,内部资料,1997年编

《告别夹边沟》,杨显惠,上海文艺,2003

《墓碑》,杨继绳,天地图书,2009

《往事微痕》系列,铁流主编,民间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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