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着在土地上既边缘又无人问津的一群人(图)

图片为《青苔不会消失：附着在土地上既边缘又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一书的封面，时报出版。（图片来源：时报文化）

堂屋地面生出了一层青苔，黏土结成鱼鳞。陈年的门槛不足以隔住门外院坝的生荒气，只是阻碍了奶奶折叠成铁板桥的身形。

奶奶的背已经从腰上完全塌下来，似乎被取去了脊椎，个头比九岁的杨轩还低。门槛对于她近于天堑，却不时还需提上半桶水。过槛的时候，她把水桶先放到地上，双手举起搁上门槛，再提起放到门槛里边。人随后再扶着门槛翻过去。三个动作连为一体。灶屋的门槛无法逾越，奶奶人先越进去，水桶放在槛外，蹲在灶屋地上舀水上灶。水管子接在门前，积水汇成一条小河，几乎隔断出入家门的道路。杨轩坐着一个小板凳，就着水管子洗菜，手指渐渐在大盆的冷水里变得通红。这是她放学后和奶奶的分工。

在这座湘西新晃县侗族人家的木屋里，仅有的祖孙两人似乎并非真正的主角。堂屋地面横亘着老鼠打出的蜿蜒壕沟，蜘蛛在残存着“金炉不断千秋火，玉盏常明万岁灯”字迹的神龛张网。屋顶和卧房地板都在自顾腐朽，无声地塌陷，眼前就要断裂。下雨的天气需要拿盆子在地上接水，室温和潮气同门外没有区别。仅有的人气保存在祖孙同睡的厢房，一床纠结破败的棉絮底下。

家里不肯安分的母猪成为星期六的主角。从下午开始，它不断地拱破圈栏，游荡到邻居家的圈栏跟前和大门前面，固执地待着。杨轩和奶奶要把身量比自己大出很多的母猪赶循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得不求助邻居。

这头母猪有一副成年的架子，膘肉却消瘦到了极致，肋骨根根可数，似乎除了肚子，身上的皮都不够用了。对比邻居家圈栏里的母猪，似乎不属于一个物种。

两家小猪的对比也有一种不真实感：邻居家的晚生二十天，但已经长到一尺多长，个头圆滚滚的，看起来随时可以出手变钱；杨轩家近两月的小猪个头看起来却像是奶猪，簇在一起就被垫草掩没，它们本来可能的身量被粗劣、缺乏的食物所束缚，完全消失不见了，就像本地小孩子的个头。

母猪无法安宁的原因是发情，正在等待配种。说好了今天来的走猪人推迟了一天，造成了这种混乱。兽医站的人工授精虽然及时，但价格高出公猪配种二十块，还不能赊欠。杨家只能坐等走猪人前来，而因为没有现钱，在走猪人心中自然排在了后面。

不仅猪食不足，祖孙两人的口粮也成问题。木屋二楼最大的一口瓮里，白米已经挖见了底，只有另外两口小坛子没动。这些米是爷爷在世时存下的谷子打成的。“到明年夏天就吃完了。”杨轩用郑重的语气说，显然是出自奶奶。在奶奶的卧房里也没有看到本地人家常常围绕在床褥周围的袋袋谷子。楼板上另有一堆生满芽子的土豆，是为明年春天留的种子。此外是几麻袋猪吃的玉米面和谷糠，比人的口粮更为显眼。

把缺少的口粮煮成熟食，弄到人和猪的嘴里，是一件艰难的事。煮米有一口爸爸留下的电饭煲，杨轩只需要淘好米，熟练地按下开关。但上灶煮猪食和炒菜远为复杂，并非她能对付的事。

发火是头道工序。家里缺少别家的引火细柴，前几天下雨，从树林拾来的松树皮带潮，奶奶佝在灶门口，抱着一根吹火筒，怎样也无法弄燃，灌了满灶的浓烟。这泥土灶台是爷爷手里打的，对于缩小了身形的奶奶和杨轩来说都太庞大了。但敞口的几口大锅对于猪的胃口却是必需。

总算灶膛里冒出了火苗，猪食微微地冒出了热气，这边奶奶要炒人吃的菜。

站在地上的奶奶搆不着灶台，需要一个小板凳，跪在上面，用一个长锅铲伸到大铁锅里慢慢地炒，就像一个小孩在对付一件过于庞大的东西。实在支撑不了的时候，就由还不熟悉油盐咸淡的杨轩上手。她站在与她身高持平的灶台前，在奶奶的指点下，持长铲一点点地翻动锅里的白菜萝卜叶。

杨轩上学的时候，奶奶往往放弃了炒菜，只是一点汤水或红薯对付。

吃饭的时候，奶奶没法上桌，坐着小板凳佝在地上。更多时候，她蹲到门槛旁的地上，饭碗搁在门槛上，这样更方便些。吃饭吃到一半，她似乎会忘掉这件事，望着远方出神，脸上是一丝像风霜凝结无从化开的笑容。杨轩则擎著有裂口的粗瓷碗，用力地往嘴里扒着饭粒，似乎在努力吸收有限的营养与发育成人的机会。

吃完饭洗碗是杨轩的事，拿一块丝瓜瓤子，踮脚搆着锅底，洗一道清一道，涮锅水一勺勺舀进旁边的猪食锅里。

从引火到炒菜一直没拉亮电灯。由于煮饭，祖孙两人每月要用掉十几块电费，奶奶已经习惯了在俭省的黑暗中活动，似乎她在浓重烟熏中半闭的眼睛，并不耗费灶屋里稀缺的光线。晚上临睡，杨轩给奶奶担水到没开灯的厢房里，两人在黑暗里洗脚。

正房锁上了门，在年代深处发黑的木屋，遗留在完全的黑暗中。在父亲留下的房间里，被褥在返潮，似乎能摸出水；旧年的音响和电视失声，失去了电器的性质；抽屉里，妈妈的相片莫名失踪，怎么也翻找不到，只有一张陈年的结婚证，来自杨轩出生前的年代。一副本地家常的火桶，供小孩子烤脚取暖，像家里废弃塌陷的火塘，只余冰冷，杨轩平时只能去邻居家火塘上蹭暖。风声穿透了瓦檐和楼板，带走依稀的体温。

这座祖传的古老木屋，屋顶下已没有活气，不适宜人栖息。

远去的父母

活气被一个个大人的离开带走了。

结婚证上的妈妈，在杨轩满一岁之后，再没有来过这里。

妈妈是新晃县另一个镇的人，以前在县城的发廊里上班。杨轩的爸爸那年三十岁了还没有媳妇，旁人出主意让他卖掉自留山上所有的松木，得到了一万多块钱，买了一个很阔气的包，去发廊里结识妹仔。爸爸对妈妈出手阔绰，初次约会给了一万块钱，妈妈以为爸爸是做大生意的，加上在外日久，也想嫁人，相识二十天就领了证。跟着爸爸来了家里，虽然发现了真相，但生米煮了熟饭，也只好结婚生下杨轩。婚礼办得很隆重，爸爸从山顶的马路一直把妈妈背下来。

“她过了一年的好日子。”邻居看着杨轩惋惜地说，“可惜她自己不知道。”妈妈嫌木屋里脏，不让杨轩脚沾地，时常带着在外婆家住。杨轩满一岁之后，爸爸妈妈带着她出门打工。卧房里有一张旧照片，一岁多的杨轩露齿笑着，骑在一辆玩具汽车上，是在打工的地方拍的。对于这张照片，杨轩也没有了记忆。

有记忆的时候，她已经回到木屋，身边只剩了爸爸。妈妈终究不耐贫穷，跟别人走了，起初带上了杨轩，爸爸找去把杨轩要了回来。“怕妈妈把她卖了。”奶奶说。一张泛黄的欠条记录了这段分手：协定上说明妈妈补偿给爸爸一万五千元，现给了五千，尚欠一万。

结婚证上，母女的眉眼有几分相似，但杨轩对于母亲完全没有记忆。“没想过她，也没梦见过。”

总是带着一副受惊表情的她，茫然回忆说。

以后只有床头的一幅“春满大观园”上的美女图片，陪伴孤身的父亲。

父亲有一辆摩托车，接送在隔一座山的步头降镇上小学的杨轩。杨轩喜欢趴在摩托车头上看着风景草木掠过的感觉。爸爸许诺杨轩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给她买一辆大摩托。

父亲开始在家干活打短工，杨轩大一点后出门下矿。前年底传来了他在冷水江出车祸的消息。

一个吸毒的人径直撞上了爸爸的摩托车，爸爸当场身亡。卧房里的一叠卷宗里，保存着爸爸在太平间的遗照，肿大的头部凝结着血痂，旁边标注着“颅脑重度损伤致死”的法医鉴定。

重伤的肇事者一贫如洗，无力赔偿，最后当地政府补偿了两万块钱，自家把爸爸的遗体拉回来下葬，没有剩下什么。

爸爸的猝然离开，撤掉了家里最后一根柱子。这之前四年，爷爷已经积劳死了。爷爷过世的那天，干了一天活回来，晚上脑壳痛，上床躺一会儿，就再也没醒来。医生说是脑溢血。

奶奶觉得爷爷是累死的。楼上祖孙吃的米是爷爷在世时的积谷打的，烤的木炭是爷爷自己挖窑烧的，灶屋门外垛满的柴禾是爷爷砍的。爸爸离开之后，似乎爷爷还待在这间木屋里，用余力照料了奶奶和杨轩。

爸爸在世时没有能为杨轩攒下什么。“他也不诚实，喜欢打牌。”奶奶说。

虽然如此，杨轩知道爸爸走了生活就不一样了。

“爸爸在时比现在好。”好在哪儿，她仍旧茫然，但明白自己和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以前就不一样，现在更不一样了。

“我想爸爸了。你也想爸爸了。”有次她对着奶奶说。

奶奶想念的除了爷爷和杨轩爸爸，还有早年死去的大儿子。奶奶一共生了四个仔，结扎后又生了两个，国家要她去再次结扎。奶奶当时腰有病，强行结扎之后，腰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家里穷，给大儿子治病花光了。”大儿子有小儿麻痹，好不容易养到二十几岁，爷爷、奶奶背着去怀化看病，终究还是早早过世。两个儿子先后过世之后，奶奶的心脏出了毛病，加上肾病和风湿，需要三天两头吃药。去年过新年奶奶说周身痛，杨轩的大叔叔买了一些回来。

今年大叔叔说不回家过年了。他从学校毕业后就很少回来过，也没钱寄回来。“他的学白上了，花冤枉钱。”邻居和奶奶一起感叹。大叔叔上的是江西一所专科学院的民族预科，以后又到陕西汉中上学，读的心理学专业冷门，又有些驼背，就业困难，还欠下了几万块助学贷款，辗转在外打工，一直没有成家。他的工资“四个月还不到一万块”，自用后无甚剩余。

小叔叔以前在家，去年年初也出门打工。邻居说他人有点迟钝，在福建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月工资只有千把块，也无钱寄回来。

小叔叔过年会回家。杨轩更想念的却是很少见面的大叔叔，时常拿着毕业相册在上面寻找，“他不打人。”小叔叔却脾气暴躁，经常打杨轩耳光。杨轩的手背上有两条微微凸起的伤痕，自己忘了是何时留下的，只余惊惶的神情在眼中闪动。

家里的日常收入是杨轩和奶奶的两份低保，加上奶奶的老年保险。奶奶的折子锁在爷爷留下的旧黄铜锁皮箱里，上面密麻麻打满了存钱和取现的纪录，最大一次的金额是五百元，最近的帐户余额则是十七元。

最固定的开销是杨轩的寄宿生活费，尽管有免费午餐，早晚饭最便宜的仍要七元，一月下来要将近二百元。爸爸在时杨轩一周有十元零花，现在变成了一两块，也不是每周都有，用来买本子和笔。圈里小猪没有钱吃补钙补血的营养粉，但掺抗生素的米粉仍旧要钱。田里零星种的粮食菜蔬要买肥料。更大宗的支出则是乡邻人情往来，祖孙俩没有邻居帮衬，在乡土深处是难以维生的。

最近学校有元旦文艺汇演，读三年级的杨轩也想报名，老师说：“你就不要参加了，跳舞的衣服要七十元。”杨轩纠正奶奶说，是七十二元。爸爸在的时候，杨轩参加过幼稚园舞蹈演出，穿着五十元一套带褶的裙子。

如今爸爸买的衣服都还是好的，杨轩却穿不上了。身上的外套是邻居送的，裤子是邻居家姐姐给买的，毛线塑胶底鞋子是坎下另一家邻居给织的，里面穿的红毛衣则来自一位天津的“爱心妈妈”。这位爱心妈妈通过新晃的一个公益组织联系上杨轩，每年补助杨轩一千五百元学习花费。

这位爱心妈妈还曾想收养杨轩，因为相隔太远不知底细，奶奶又离不开杨轩而作罢。有时祖孙两人争嘴，杨轩会说：“我自己去天津。”现实中，杨轩最远跟爸爸到过新晃，见过一次火车，“呜呜地叫，很好看。”

奶奶只好抹眼泪。有时杨轩看着奶奶塌着背蹒跚的样子，会在后面撇嘴模仿，邻居大婶就教育杨轩，不能嫌弃、欺负奶奶：“你们是相依为命。”

拮据的生活

清早走猪人和他的猪总算来到，母猪配种后安静下来，被顺利赶回了圈栏。配种的钱去坎下邻居家没借到，只好欠着。邻居家早上刚买了两床走村的货郎推销的棉絮，花掉了一百六十块钱。

杨轩是被奶奶从菜地使唤回来取借钱的。趁着杨轩还没去上学，奶奶带着她去菜地移栽青菜秧。

家里现有的一块菜地是撂荒的水田，冬天剩余的青色被鸡啄得狼藉一片，不够人吃了，奶奶另外育了一块秧，趁着这两天天阴合适移栽。

昨天奶奶已经背了几次猪粪去菜地，每次只能背一小袋。下坡的小路被牛蹄毁坏了，布满了积水的深洞，奶奶只能一步步挪移，背部看去和膝盖贴在了一起，承受着粪袋子，一手还拿着一把锄头。

奶奶在菜地里翻土，拌匀堆在地里的猪粪和腐烂的松树皮，挖出茬口。杨轩的任务是走过田埂去扯来菜秧，一棵棵摆在茬口上，奶奶再挖土覆盖，杨轩再撒上一点复合肥。这是杨轩第一次摆秧撒肥，爸爸在世的时候负责锄地覆土，摆秧的活是奶奶干。奶奶吩咐着杨轩把距离摆均匀，肥料不要撒太多，会烧死菜秧。“她能干的活，愿意（干）。”奶奶翻得腰痛了，垂着腰休息，眼睛从下面看着杨轩微笑说。

冬天的地里气息清冷，杨轩吸溜着清鼻涕。她学着奶奶的样子，拔出地里的草根，扔下坡坎。

有一下她停下来，发现土里有个白色的圆球，用小棍挟出来，划破看了看，是一包霉。奶奶又喊她摆菜秧。

菜地的活干了一半，杨轩要去上学，带上了一双换洗的旧鞋子，爸爸买的充电暖水袋却没有拿，因为学校里充电要花钱。她也没有其他同学提着烤火的小火盆，镇上卖三十块一个。

奶奶特意给杨轩书包里装上两个塑胶袋。堂屋墙上还挂有几个这样用过的袋子，没有洗干净，里面是残余的饭粒和油污。这是杨轩在学校积存剩饭，星期五带回家人吃或喂猪的袋子。

四块钱一份的营养餐饭量是固定的，杨轩往往吃不完，“老师说不该浪费。”她把袋子藏在课桌肚里。有时奶奶去街上取低保，顺带背着背篓卖点小菜，也会去学校取走剩饭袋子。

墙上挂着的油腻袋子旁边，有孤零零一张花千骨人物大头贴，这是本地小学生流行的装饰物，课桌和书本上往往贴得天花乱坠。杨轩的书本和课桌都干干净净，“贴在书上不好，往下一撕，课本就烂了。”更实际的原因则是，买大头贴需要用零花钱，三块钱一叠三十二张。

奶奶佝在门口看着杨轩走上小路。去学校要走一个小时。连绵的上坡路有些湿滑，杨轩的书包显得过于沉重。

在这条上学路上，杨轩遇到过一次危险。她和另一个小女孩被一个精神病人截住，“疯子”给另一个女孩抽烟，把杨轩抱进了路旁的窝棚里。杨轩和伙伴尽力反抗，拿石头砸他，疯子放手了，她们连忙逃走。出了这件事之后，疯子从本地消失了。但像走村销棉絮的货郎这种外地人，仍然是潜在的风险，横亘在她从九岁到长大成人的漫长道路中。

下午到达步头降小学，杨轩把鞋在宿舍床下放好，回到了教室。她的学习并不是很好，语数外都在六十分左右，课堂上也不太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一句普通的问话会让她想上好久，仍旧没有答案。似乎有些过于沉重的东西把她思路的线头压住，一时捡拾不起来，显出茫然。

她的朋友也不是很多，上次有人还偷了她的东西。“以前有爸爸保护我，现在没有了。别人欺负我，我就亲自下手。”杨轩告诉奶奶。但在座位上，她仍旧带着一点受惊的表情坐下来，两只紫姜芽一般受冻的小手缩在桌肚里。只有在完全无人注意的时候，这张清秀的小脸上会现出一闪即逝的、属于九岁年龄的笑容，似乎生怕被发现，带来灾祸。

（本文节录自《青苔不会消失：附着在土地上既边缘又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