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天王与现代的天王不同，除了最初期的后水尾天王，其他天王都不会离开王宫和京都。（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江户时代的天王除了最初期的后水尾天王，曾到二条城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会面和游玩外，其他天王都不会离开王宫和京都。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天王基本上不怎么跟外界接触。那么，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包括黎民百姓，如何“察觉”天王的存在呢？有赖一个重要的时机。
天王刷存在感的机会－－鸣物禁止令
日本史学者胡炜权指出，江户时代存在一个制度名为“鸣物禁止令”。所谓“鸣物”就是指奏乐、歌唱、舞蹈等发出的吵闹声响，甚至包括土木工程。这个禁止一切活动声响的命令，每逢德川将军和天王、上王死去时便生效，而且范围广达全国，有效期大约为三十至五十日。
不过具体来说，天王、上王和将军死去的话，在京都的禁止令大约维持五十日左右，而在江户，天王的鸣物禁止期一般只维持五日，而将军死去的话却是五十日。可以说，江户时代的德川将军在当时京都人的心目中几乎与天王、上王同等，而江户人对天王的敬意只属一般，甚至低于将军。
但是，到了幕末时代却出现了例外的境况。当时，支持与幕府合作的孝明天王急病而去后，幕府为了维系人心，彰显幕府也是尊王的立场，宣布江户进行长达一百天的“鸣物禁止令”，历来最长，甚至比历代将军都更长。总的来说，除了幕末的孝明天王外，“鸣物禁止令”是天王在江户时代“刷存在感”的最重要时刻，但主要还是针对京都与江户两地，其他地方则不太受影响。
后桃园天王像（第118代天王）。（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天王唯一紧握的大权－－更改年号
严格来说，天王没有那么可怜，不是只能等到自己或父王死去，民众才知道他们的存在。还有一个历史更悠久，也一样是间接的方式，能让国民感知到天王，那就是“更改年号”。自大宝律令成立(公元七○一年)，并且制定第一个年号“大宝”以来，天王便握有了决定、更改年号的权力。
对于国家曾用年号的人来说，其意义已经十分模糊，自然较难理解年号的重要性。对东方社会来说，在西方历法没有导入前，王家制定的年号代表着一个时代，也就是时间的解释权和控制权。日本史学者胡炜权表示，民间的交易、记事等，凡牵涉到时间，都需要明记年号和干支来识别。因此，天王一旦更改年号，对全日本人来说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
自幕府登场后，天王制定、更改年号时，多少受到将军或战国时代的天下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影响，很多年号都是天王和朝廷在外界强烈要求下，才随之更改和新定。即便如此，所有权力者都坚信更改、制定年号的人只能是天王，而不能是他们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自大宝律令以来，天王便一直握有控制时间的大权，这个历史的传统成为了一种意识和信仰，让当时的一般人，即便是幕府将军都难以轻易否定。第二，所有武士政权全部都以奉侍天王、代理国政做为执政的大义名分，换言之，天王的权威若不获彰显，将军存在的正当性也将受到打击。因此，每代权力者都需要天王保持一定的存在感，而年号控制权是能维持传统信仰以及当权者威信的象征。
光格天王（第119代天王）。（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扭转局面的“天明大饥馑”
在江户幕府严格控制下，天王刷存在感的机会屈指可数，只要幕府保持强势，这个局面便不易被打破。可是，时局变化无常，长久的强势统治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扭转局面的契机终于在幕府成立一百八十多年后出现了。一七八七年，史称“天明大饥馑”的天灾爆发，各大城市的农作品歉收、米价暴涨，责任重大的幕府却束手无策，以至于各地出现“米暴动”。
饥饿的灾民袭击米商的仓库，大肆抢掠，就连天王所在的京都也不能幸免。而京都市民首先找的是幕府派驻当地的“京都町奉行”(即“京都市役所”)，但他们同样无法解决问题。在这时候，同样受米价高涨影响的朝廷与天王当然没办法当英雄，但当走投无路的京都人民转向神明求助，希望奇迹发生时，便把久居深宫的天王也当作神明膜拜，希望这个天照大神的子孙能拯救他们。
当时在位的，是出身天王家族支流，久经转折才成为天王的光格天王，也因为这个经历，让这位天王决定不再沉默。他眼见膝下京民之苦，终于忍不住想要做点回应，于是打破常规，派出朝廷使者要求幕府出招救民。日本史学者胡炜权说，这个看似简单的呼吁却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天王打破沉默，“指示”救灾不力的幕府加把劲。后来大致平息民怨后，京民记住的是天王解救了他们，使得以京都为中心的人民对于天王存有好感，也刺激了当时有尊王之志的人。事件结束约半世纪后，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质疑幕府政治的呼声便在以京都为首的西日本泛起涟漪。想必光格天王不知道自己不小心引起了“蝴蝶效应”，“强刷”了天王的存在感。
（本文节录自：胡炜权《解开天皇秘密的70个问题第一部+第二部套书》，时报出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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