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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春秋笔法”就难于理解汉语(组图)

 2014-12-27 11: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全书文字简略,叙事注重结果,一般不铺叙过程,写法很象今天的标题新闻。

使这本书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首先是因为它具有高超的表现技巧,即“春秋笔法”。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见《左传•成十四》。)


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的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因而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十三世祖,武功卓著,学识渊博,很受杜甫的景仰。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此书的学术价值极高,直到今天也属于有关学者的主要参考文献。他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逐条加以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让他成为民众表达思想,沟通感情的利器,从此我们汉语的表现手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据说,有些外国学者感叹,区别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汉语的读音并不难;但不懂“春秋笔法”,理解汉语就难于上青天了。的确,我们汉语那些弦外之音,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那种沉郁委婉,真苦了那些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人。

杜预是这样解说“春秋笔法”的。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是也。”(为了减少阅读障碍,我把杜预列举的《春秋》实例,全部调换成文字通俗的事例。下同。)

第一种不直说含意,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意思自明。在中学教材《廉蔺列传》的“完璧归赵”一节中,全部是以“相如”相呼,但独只一句“引赵使者蔺相如”出现了姓氏。别小瞧了这一“蔺”字,这就是“春秋笔法”。在中国,如何称呼人,加不加姓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太史公在叙事时不忘刻画人物,这一“蔺”字写尽了秦王前倨后恭,急切想获得玉璧的心态,胜过了千言万语。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志,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日及之类是也。”

文字并不复杂,但表达的意思却很隐晦,人们通过用词的不同,努力去获取更多的附加信息。例如“张三视察了某地”,我们从中可以推知,张三是位有一定级别的领导,某地是他的辖区,从某地的性质可以推知他主管的范围,他来到某地是工作的需要,也许预示某种敏感的事件将要发生等等。又如“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坦率”意味着双方存在明显的分歧,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并且可以推知,双方有妥协的可能性,但离预定的目标有很长的距离,不排斥事态会进一步恶化等等。
又如中学教材《内蒙访古》中,谈到赵长城时,作者写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着一个孟姜女,控诉这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在这里,作者用了一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扩大了句子的容量,增加了许多附加信息,鲜明表明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学家,坦言自己不知孟姜女何许人也,可见此人纯属子虚乌有。从逻辑上讲,她的控状自然不能成立。作为攻击秦始皇的主要“炮弹”都不能成立,那么对秦始皇就有个重新评价、重新认识的问题。这样后面讴歌赵武灵王就来得自然流畅了。许多年轻教师讲到这儿只觉得好,但就是无法从理论上进行解说。现在引入“春秋笔法”这个概念后,这个问题好象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借许田之类是也。”

这是指避讳。从《春秋》始,避讳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个中玄妙,绝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明白。举个有趣的小例子。“原来”在唐宋前一直写成“元来”,明朝建国后,巩固政权是头等大事,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元来(元兵卷土重来)”,普通民众对元朝歧视汉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自然也不愿意“元来”。这样上下一心,“元来”自然地成为“原来”。恭维别人,其实也是避讳的一种曲折表现,避开你最不愿听的话,说些你最爱听的话,自然关系就显得融洽了。

以上三点,是“春秋笔法”的部分内容。这些当初的高超表现技巧,今天已为人们所熟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是运用“春秋笔法”的大师,区别只是在于自觉与不自觉,好与不好的程度上。这同时也可说明,一种高超的表现技巧,一旦为大多数人所掌握,它就只能算是一种基本技能了。

“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
这是指照事实录,不加掩饰。作者给读者提供足够多的客观事实,引导读者作出作者预期的结论。由于作者没有鲜明地表明观点,又由于事实是客观的,再加上结论是读者自己作出的,因而攻击力极强,使受攻击者处境极为尴尬,想辩解都不知从何下手。

“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仁,欲盖而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好人就应该让他名垂青史,恶人就一定要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春秋》始,中国文人就有一种极强的责任感和是非观,即使因此受尽磨难,虽九死而犹未悔,留下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中学教材《五人墓碑记》中,张溥就非常娴熟地运用了这种笔法。魏忠贤生前修造生祠,显然希望名垂千古,于是作者偏偏不称他的名字,而只以“魏阉”“大阉”呼之;而被杀的五人,虽然“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由于他们能够“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作者认为他们应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所以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五人的名字:“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这样作者就非常轻松地达到了惩恶而劝善的目的。

又如中学教材《指南录•后序》。文天祥写这些诗文的目的,他说的清楚明白:“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说白一点,就是准备流芳百世。在这篇序言中他介绍了自己不得为而为之的惨烈遭遇,同时也把卖国贼拉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梳理全文,你发现只出现了两个人名:吕师孟、贾元庆。文天祥认为正是由于这两个人,“国事遂不可收拾”,他们是乱臣贼子,千秋万代后也不能让他们逃脱惩罚。所以他在自己的诗文里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背上千古骂名。文天祥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今天在我们缅怀那些志士仁人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不时也会浮现出一些代表着罪恶的名字。这就是“春秋笔法”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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