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春秋筆法」就難於理解漢語(組圖)

《春秋》本是魯國的史書，全書文字簡略，敘事注重結果，一般不鋪敘過程，寫法很像今天的標題新聞。

使這本書卓立千古，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首先是因為它具有高超的表現技巧，即「春秋筆法」。歷史上，左丘明發微探幽，最先對這種筆法作了精當的概括：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譯文：《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密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誡邪惡而褒獎善良。如果不是聖人誰能夠編寫？見《左傳•成十四》。）

遺憾的是，限於體例，左丘明沒有充分的展開，我們只能看到他思考問題的結果，而看不到他思考問題的過程，因而「春秋筆法」這個時期還顯得有些朦朧。到了西漢，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個結合《春秋》實例解說了這種筆法。這是一大進步。通過這樣演繹，這種表現技巧具有了直觀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政治措施的推行，這種表現技巧具有了在更大範圍內傳播的條件。只是董仲舒囿於漢初學術研究的陋習，行文多附會陰陽五行之說，因而後代不少學者把《春秋繁露》界定為哲學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筆法」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最終完成「春秋筆法」普及工作的是晉代的杜預。他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十三世祖，武功卓著，學識淵博，很受杜甫的景仰。他彪炳後世的著作是《春秋左傳集解》，此書的學術價值極高，直到今天也屬於有關學者的主要參考文獻。他在序言中，根據《左傳》的論述，結合《春秋》的實例，逐條加以解說，把這種表現技巧從經院哲學中解放出來，讓他成為民眾表達思想，溝通感情的利器，從此我們漢語的表現手法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據說，有些外國學者感嘆，區別了送氣音和不送氣音，漢語的讀音並不難；但不懂「春秋筆法」，理解漢語就難於上青天了。的確，我們漢語那些弦外之音，那種王顧左右而言他，那種沉鬱委婉，真苦了那些母語不是漢語的外國人。

杜預是這樣解說「春秋筆法」的。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是也。」（為了減少閱讀障礙，我把杜預列舉的《春秋》實例，全部調換成文字通俗的事例。下同。）

第一種不直說含意，但在具體語言環境中，意思自明。在中學教材《廉藺列傳》的「完璧歸趙」一節中，全部是以「相如」相呼，但獨只一句「引趙使者藺相如」出現了姓氏。別小瞧了這一「藺」字，這就是「春秋筆法」。在中國，如何稱呼人，加不加姓氏，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太史公在敘事時不忘刻畫人物，這一「藺」字寫盡了秦王前倨後恭，急切想獲得玉璧的心態，勝過了千言萬語。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志，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

文字並不複雜，但表達的意思卻很隱晦，人們通過用詞的不同，努力去獲取更多的附加信息。例如「張三視察了某地」，我們從中可以推知，張三是位有一定級別的領導，某地是他的轄區，從某地的性質可以推知他主管的範圍，他來到某地是工作的需要，也許預示某種敏感的事件將要發生等等。又如「雙方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坦率的交談」。「坦率」意味著雙方存在明顯的分歧，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並且可以推知，雙方有妥協的可能性，但離預定的目標有很長的距離，不排斥事態會進一步惡化等等。
又如中學教材《內蒙訪古》中，談到趙長城時，作者寫到：「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在秦始皇面前就站著一個孟姜女，控訴這條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在這裡，作者用了一句「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擴大了句子的容量，增加了許多附加信息，鮮明表明自己的觀點。作為歷史學家，坦言自己不知孟姜女何許人也，可見此人純屬子虛烏有。從邏輯上講，她的控狀自然不能成立。作為攻擊秦始皇的主要「炮彈」都不能成立，那麼對秦始皇就有個重新評價、重新認識的問題。這樣後面謳歌趙武靈王就來得自然流暢了。許多年輕教師講到這兒只覺得好，但就是無法從理論上進行解說。現在引入「春秋筆法」這個概念後，這個問題好像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借許田之類是也。」

這是指避諱。從《春秋》始，避諱在中國逐漸發展成為一門學問，個中玄妙，絕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明白。舉個有趣的小例子。「原來」在唐宋前一直寫成「元來」，明朝建國後，鞏固政權是頭等大事，統治者最擔心的就是「元來（元兵捲土重來）」，普通民眾對元朝歧視漢人的政策深惡痛絕，自然也不願意「元來」。這樣上下一心，「元來」自然地成為「原來」。恭維別人，其實也是避諱的一種曲折表現，避開你最不願聽的話，說些你最愛聽的話，自然關係就顯得融洽了。

以上三點，是「春秋筆法」的部分內容。這些當初的高超表現技巧，今天已為人們所熟知。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中國人都是運用「春秋筆法」的大師，區別只是在於自覺與不自覺，好與不好的程度上。這同時也可說明，一種高超的表現技巧，一旦為大多數人所掌握，它就只能算是一種基本技能了。

「四曰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這是指照事實錄，不加掩飾。作者給讀者提供足夠多的客觀事實，引導讀者作出作者預期的結論。由於作者沒有鮮明地表明觀點，又由於事實是客觀的，再加上結論是讀者自己作出的，因而攻擊力極強，使受攻擊者處境極為尷尬，想辯解都不知從何下手。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仁，欲蓋而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好人就應該讓他名垂青史，惡人就一定要把他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從《春秋》始，中國文人就有一種極強的責任感和是非觀，即使因此受盡磨難，雖九死而猶未悔，留下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在中學教材《五人墓碑記》中，張溥就非常嫻熟地運用了這種筆法。魏忠賢生前修造生祠，顯然希望名垂千古，於是作者偏偏不稱他的名字，而只以「魏閹」「大閹」呼之；而被殺的五人，雖然「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由於他們能夠「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作者認為他們應該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跡，所以不厭其煩地記錄了五人的名字：「顏佩韋，楊念如，馬傑，瀋揚，周文元」。這樣作者就非常輕鬆地達到了懲惡而勸善的目的。

又如中學教材《指南錄•後序》。文天祥寫這些詩文的目的，他說的清楚明白：「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說白一點，就是準備流芳百世。在這篇序言中他介紹了自己不得為而為之的慘烈遭遇，同時也把賣國賊拉上了歷史的審判臺，梳理全文，你發現只出現了兩個人名：呂師孟、賈元慶。文天祥認為正是由於這兩個人，「國事遂不可收拾」，他們是亂臣賊子，千秋萬代後也不能讓他們逃脫懲罰。所以他在自己的詩文裡記下了他們的名字，讓他們背上千古罵名。文天祥的目的終於達到了，今天在我們緬懷那些志士仁人的時候，我們腦海中不時也會浮現出一些代表著罪惡的名字。這就是「春秋筆法」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