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走过一面印有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头像的墙。(图片来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3月11日讯】抗战期间，周佛海是南京汪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
出于狡兔三窟的考虑，周佛海在担任汪精卫政权要职的同时，也暗中同国民政府保持联系，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府中的特务头子李士群。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周佛海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一带的社会治安。任务完成后，周佛海失去利用价值，为避嫌，戴笠将其送往重庆，软禁在“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内。不久，在国人要求严惩汉奸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周佛海被移交南京监狱。
1946年，司法独立的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判决公布后，周佛海当即上诉，但在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按照民国政府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抓住这最后一线生机，向高院提起抗告，但仍被驳回。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满城迎接新年的爆竹声，使杨淑慧沉重无比。因为抗告驳回的24小时之内，周佛海有随时被枪毙的可能。
为救丈夫，杨淑慧不顾一切，当晚便闯入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家。陈方见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知道定有急事，安抚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说：“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被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事关重大，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行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人格担保，佛海不会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说得如此肯定，杨淑慧这才半信半疑地走了。出得门来，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杨淑慧听着远近传来的爆竹声，犹如万箭穿心。
大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先生召见她。杨淑慧来到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已经端坐在客厅里了。杨淑慧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一屈腿跪在了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阵阵抽泣。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但免于一死的周佛海，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杨淑慧想让周佛海保外就医，遭到司法部长谢冠生断然拒绝：“我这个司法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的，但周佛海这个案子太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后经杨淑慧再三请求，监狱方面终于同意由杨淑慧在外面雇请护理人员进来，进行24小时看护，但已经无济于事。在经历了后期30多天的痛苦折磨后，周佛海因心脏病伴发多种疾病，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逝。
此前，还在白公馆软禁期间，周佛海就曾经替儿子周幼海担忧，建议儿子前往美国。他对儿子说：“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国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但周幼海拒绝了这个安排。周幼海已经拿定主意，坚持要走自己选择的另一条路。1946年，解除软禁的周幼海回到上海，经扬帆、何荦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策反工作。同时还负责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几年时间就把自己名下的那份家产使用殆尽。母亲杨淑慧知道后，忧心忡忡地提醒儿子说：“这么多的钱，够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你都花掉了，将来可怎么办呀？”
新政权成立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幼海在其手下担任社会处二室二科副科长。这时候的周幼海，有稳定的工作，衣食无忧，事业上也精神抖擞，踌躇满志，何尝想到过会蒙受苦难。在此期间，他甚至将分家所得的1万美金，也全部捐献给了组织。
杨淑慧看到儿子如此有出息，每日里上班下班，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也认为自己过去的担心是多余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杨淑慧倍感光荣，为此还得意了好几年。
1950年夏天，上海市长陈毅主持召开特别会议，考虑到要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决定寻找当年在上海的“一大”会址，具体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领导，因为此事属于“社会文化管理范畴”，姚溱就安排文化局管理干部沈之瑜具体负责。
沈之瑜只知道当年一大会议是在法租界召开的，可法租界范围非常大，从何处找起？姚溱要沈之瑜去找市公安局的扬帆局长。扬帆手下有个科长周幼海，是周佛海和杨淑慧的儿子。周幼海提供了一条线索，他父亲周佛海笔头甚勤，每日必写日记，从不间断。
根据这个提示，沈之瑜在上海图书馆查到了周佛海的日记《往矣集》，果然，周佛海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形，其中就包括开会地点，写明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当年，周佛海与杨淑慧热恋期间，曾带杨淑慧去过李汉俊家。沈之瑜通过扬帆，请来杨淑慧一同协助寻找。杨淑慧记性很好，她不但记得一大开会的地点，而且因为去过几次，还帮忙布置过会场，印象深刻。只要确定方位，一定能够找到。
但困难在于，时过境迁，当年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最后，经过几天的寻访、辨认、回忆，最终在兴业路看到一家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白墙上刷着个“酱”字，杨淑慧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又经过了反复观察，杨淑慧很肯定地说，中共一大会址就在这儿，不会有错。
一大会址找到的消息，以报告形式上报北京，高层非常重视。为慎重起见，决定由当年的一大代表李达亲临上海考察。李达到现场查看后，证实确系李汉俊家，中共一大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随后，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招牌，按“一大”会址的本来面貌进行了恢复。
杨淑慧因为此事，立了一功，受到有关方面表扬。那几年，杨淑慧和儿子的生活是很安定的。但到了1955年，“潘汉年、扬帆案”发生，牵连到周幼海，将其判刑10年，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随后，杨淑慧因儿子受到株连也被逮捕，罪名是和儿子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给前公安局长扬帆介绍了许多特务分子。这个精明能干的女人，被突如其来的抓捕吓蒙了，除了一连声的否认外，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辩护。幸亏查来查去，查了一年多，除了知道她是大汉奸的老婆，周幼海的母亲外，什么也没查出来。1957年1月，杨淑慧被释放，出狱后，没有人再提她发现一大会址的功劳，她独自一人住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里。
杨淑慧不知道儿子关在哪里，儿子和施丹萍已经离婚，单留下她一人孤独度日，晚景凄凉，时常暗暗落泪。她从原本开朗泼辣的性格，转向沉默寡言，完全换了个人似的。如此孤独地生活了五年，1962年冬，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多处骨折，在痛苦煎熬中死去。她唯一的儿子，此时仍在服刑，母子最终都未能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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