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李婉君编译报道】路透社2月28日（周四）发表了对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起义”的深度追踪报道。以下为译文：
28岁当时以销售烟酒为生的庄烈宏（Zhuang Liehong 音）说他已经受够了。那些商人在这里-他的家乡乌坎村夺走了土地。村干部们不但不帮忙，他们还偷偷地在卖地。外面的政府部门什么也没做。
2009年，庄烈宏和几位年轻的村民成立了“乌坎热血爱国青年同盟”。他们开始了一个请愿活动，但没有受到关注。他们早期的一次集会几乎没有吸引到什么支持者。
他们坚持了下来。到 2011年秋天，这个有1.5万人口的村庄公开进行了反叛。他们迫使当地的共产党官员逃离当地，并开始了与警方长达数月的对峙。最终政府屈服了，罢免了当地的官员，并首次允许乌坎进行投票选举。乌坎村投票选举出庄烈宏及其他的抗议领袖进入村委会。在整个中国，人们开始纷纷议论“乌坎之春”。
三月初，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将正式接管中国。他发誓要在党内整治腐败。但是在乌坎，乌坎之春已经结束。
起义领袖庄烈宏去年10月退出了村委会。据村委会内部人士透露，新的村委会在拿回土地方面几乎没有进展，促使乌坎村的新村长林祖峦私下说要下台。
庄烈宏在他在乌坎村开的一家茶叶店里抿了口热气腾腾的绿茶说道，“我发现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
在过去的一年半中，路透社记者6次到乌坎，记载其早期的抗议、起义、最终的胜利到现在的“幻灭”。
乌坎事件把人们的焦点投向了北京中央政府长期淡化的问题-全国范围内猖獗的征用土地。
乌坎未能克服根深蒂固的腐败，展示出基层抗议来推动在中国持久的变化有多么困难。在乌坎之上的，是一个庞大的地方、区域和国家级的党的控制和既得利益大厦。即使习近平政府推动“征用土地法”，他会面临来自开发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反对，他们依赖这些物业销售。
起义的种子
乌坎村坐落在富裕的广东省的一个港湾，距离深圳和香港约四个小时的车程。乌坎村的许多年轻人到珠三角的工厂打工。庄烈宏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渔民的儿子从微博和其他与乌坎年轻人使用的聊天室里听说了征收土地的问题。2009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到了广东的省会广州，协助在那里的一次请愿活动，反对在乌坎的土地掠夺。他带来了装满大米盒子的红色塑料袋，期待有很多人参加。但那一天，大约只来了10个人。
庄烈宏见到了洪瑞超（Hong Ruichao 音），他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听说的请愿活动。这位土生土长的乌坎小伙子，乘车四个小时从河源镇赶来，当时他在那里做小买卖。
“我感到绝望”，洪瑞超后来回忆说。“10个人能对腐败官员起什么作用呢？”
这两个新认识的朋友组建了“乌坎热血爱国青年同盟”。他们印制了会员卡。同盟卡上有10项原则，包括承诺过道德的生活，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争取民主与正义而战。
这一小群人开始调查乌坎党支部书记薛昌的交易。薛昌掌管乌坎村已经超过了三十年。在中国，土地或是彻底国有，或者由一个村或城市集体所有，村或市的领导层能够把土地租给居民耕种或居住。法律赋予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很大的自由度，地方政府经常给予很少的赔偿或根本不给。
1990年代及2000年代，随着薛昌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商人们抛售乌坎周围大片的土地，人们的怒火在增长。据路透社审阅的文档，其中包括一个海马养殖厂、一家酒店及其他物业开发，大致涵盖了乌坎村整个1400公顷面积（3,460英亩）的约三分之一。
“乌坎热血爱国青年同盟”向镇级、县级和省级官员抱怨。他们要么是被断然拒绝，或是被忽视不计。他们发起了诉讼案，及进行了申诉，但毫无进展。他们的团体在2009年至2011年之间扩大到几十个成员，然后是几百个，而当地的党支书薛昌和他的盟友们在继续抛售越来越多的乌坎的土地。
这不仅仅发生在乌坎。每年在中国估计有9万起“群体性事件”。在中国，“群体性事件”是对抗议活动或社会动乱的“官方术语”。根据2011年美国的Landesa农村发展研究所、人民大学及密西根州立大学在中国17个省展开的一份广泛调查显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三分之二是因农地被开发商夺走引起的纠纷，且该调查发现：中国每年平均有400万人因政府征用而失去了土地。
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征税权。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得靠卖地来支付公共服务。征地的做法就非常有利可图。
根据2011年对1791家中国农户的调查，地方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平均赔偿金为每英亩17850美元，而转卖给商业开发商的平均价格为每英亩740000美元。这就难怪地方政府，象在乌坎村，会尽可能地征地和卖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北京的6000亿美元刺激经济期间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项目倾注借来的钱。通常，这些项目是否必要仍存在问号，大多数又是使用土地作为抵押。
动员一场运动
乌坎已经看够了。 2011年9月21日，数千名村民敲着锣，挥起拳头，高举横幅“归还我们祖辈的农田”，在一条公路上游行。他们前往直接管辖乌坎村的陆丰市。一些抗议者用手机录下了示威场景，并在后来给记者们展示。
第二天早上，车子装着防暴警察来了，在乌坎，他们用警棍殴打男人、女人和学校的孩子们。手机视频显示，沿着村里的主要街道，农民和渔民们用任何能拿得到的东西还击-棍棒、拖把、扫帚和石头。
在乌坎，共产党的办公室和一个派出所被烧毁。人群打开了党办的大门，砸毁家具和切碎文件。
在警察撤离、党的官员们逃出乌坎后，示威者们选举出了一个13人的临时村民议事会，其中包括一名退休干部林祖峦。在一个有石头龙柱的露天剧场，67岁的林祖峦宣布：“废除乌坎原来的村委会。”
人群感到振奋。“我之前真的不认识他”，庄烈宏说，“但老林的人品和权威可以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然而，在一个星期之内，警察和安全部队回来了，紧张的对峙持续了11周。 2011年12月3日，警方突击搜查，来逮捕庄烈宏。12月9日，其他抗议领袖在村庄边被抓捕，其中包括洪瑞超。还逮捕了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小业主、42岁的薛锦波。
一天之后，薛锦波死在狱中。官方解释说是心脏骤停。但其家人说，薛锦波的遗体有重度瘀伤，他的两个拇指内翻并断裂。
愤怒的村民们拦住了进入乌坎的主要道路。数千名防暴警察封锁了该地区。乌坎遭到围攻。
37岁的渔民吴锐度（Wu Ruidu 音）说：“我们承诺抛头颅，洒热血来保卫我们的村庄”，他指向当时挖的战壕。“如果听到敲锣，就是下令村里的每一个人出来战斗......我们睡得极少。”
在网上见到帖子、照片及乌坎村的视频后，外国记者们抵达乌坎。
村民们用快照和家庭摄像机记录下了这场对峙。22岁的张建兴（Zhang Jianxing 音）的背包里塞满了手机、数码相机和其他设备，他说 “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来向人们证明当局在说谎。”
这些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联系人民、获取在乌坎发生了什么的主要信息来源，而政府营运的媒体绝大多数都不报道乌坎的故事。
省委高层介入
在省会广州，乌坎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采取了行动。他派出其副手朱明国带领一个18人的团队来调查乌坎的土地交易。12月20日，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包围，乌坎村民收到了一条朱明国发来的短信，称村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并被接受。
该短信还说，“多数人的过激行动可以被理解和原谅，我们不会追究任何责任。”
汪洋罢免了乌坎村支书薛昌及其副手。庄烈宏及其他两名被捕的“乌坎热血爱国青年同盟”成员被从监狱中释放。
村里宣布抗议活动结束。
村民们说：在乌坎起义数周后，中国其他村的活动人士来到乌坎学习“乌坎模式”。
2012年11月，在乌坎附近的新厝寨（Xincuozhai 音），200名居民上演了一场抢地抗议。 9名村民被逮捕，他们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在乌坎以东一小时的莲塘村，因官员抛售集体农田，数千名村民最近挤满了政府办公室外。
“它树立了一个榜样”，广州中山大学的学者艾晓明说。他制作了一个关于乌坎的纪录片。“一个村一个人无法改变中国，但如果每一个村庄都变得像乌坎，中国将改变。”
村务公开
2012年3月3日，乌坎村约有6800人-近80％的乌坎合资格的选民，在镇上首次公正的投票选举。
林祖峦被选为村长，庄烈宏和另外两名“乌坎热血爱国青年同盟”的成员在选举中赢得了7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的席位，监督村务公开。
新一届村委会已经修复了道路，并为单身母亲和老人设立了一个小型福利基金，还在村内张贴公布财务报表，对公共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如在海港内建一个新的台风紧急避难地，及一所新的学校宿舍。
但村民要拿回的土地仍然没有进展。
据路透社审阅的文档，关系网发达的本地商人、全国人大代表李炳支，在乌坎起义前通过他的公司购买了乌坎的25幅土地。之后，他用这些土地作为抵押，获得了银行1.4亿元人民币（22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
乌坎一直在努力夺回那些土地。三名村委会成员告诉路透社，他们认为李炳支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保护，以免会拉下从乌坎的土地销售中获益的其他官员、银行高管和商人。
记者无法联系到李炳支对此事发表评论。陆丰市政府、广东省委均没有回应记者要求就此事评论的请求。
被罢免的村领导薛昌，最近被以滥用职权及非法土地转让罪被判处3年8个月的刑期。
据出席法庭的一名目击者描述，薛昌坐在轮椅上，胡子白了，明显老了很多。在医院里看守他的病房的警察说，薛昌一直在陆丰市人民医院接受心脏病的治疗。他将被允许在家中服刑。
村民们对“乌坎之春”的凋谢越发无奈。乌坎居民陈锦潮（Chen Jinchao 音）说，“就象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你被告之不能兑现。”
乌坎模式
庄烈宏由反叛者变成了茶叶行老板，在辞掉了自己村议会的席位后，他没有放弃希望，但他放弃了政府。他说，他将继续为求得变革而努力，但他将会很低调的去做。
庄烈宏说：“我想以一个不同的角色和方向去为村民们努力”，“我们会从幕后保留实力，不要让政府来控制我们。”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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