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史无前例的“经济型治国”(图)
事无巨细交给警察、武警、城管以及五毛党们去打理，这就是当权者们在“经济型治国”中所惯有的。（看中国配图）
“和谐社会”的“维稳”成本高于国防开支，是中共当局长期行恶政、行惰政所结出的一颗恶果。虽然从表面来看，这个时期所支出的“治国”成本要高于中国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其采取的治国方略，却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型治国”，“治国”比任何朝代都要来得更为经济。
“和谐”也好，“维稳”也罢，演练到而今这种怨声载道的局面，人尽皆知它不过是百般掩盖、强权压制的代名词。当局所擅长的，是搁置问题，遮蔽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多的是粗枝大叶，少的是针法细密。当权者对国家沦陷放任自流，“治国”但图省心省力。
事无巨细交给警察、武警、城管以及五毛党们去打理，在民怨沸腾、悲声四起面前，我自岿然不动、优哉游哉，这就是当权者们在“经济型治国”中所显现的惯有嘴脸。怕什么“维稳”成本高于国防开支？反正用的全是民脂民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敷衍度日何其省事。
“经济型治国”不但直接导致了“维稳”成本高于国防开支，而且全国上下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已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没有哪个朝代的冤民，会像这个时代一样囤街塞巷；也没有哪个时期的干群关系，会恶化竟至现在这般程度；“盛世”的百姓十之八九也活得累乏……
“经济型治国”首先给一个“无为而治”的乱世各贴了一枚“和谐”、“盛世”的标签，而后自上而下向警察、武警、城管以及五毛党们频频扔出令牌，让他们围着这两个标签无尽去折腾，当权者们则争相作了甩手掌柜，爱做秀的去做秀，想贪腐的去贪腐，要泡妞的去泡妞……
警察、武警和城管就此成了恶政、惰政手中随意拨弄的烧火棍，在“和谐社会”已再无职业的荣光可言，当他们在百姓面前一次次汹汹而来时，所谓的“治国”，也就经济到了只剩下“耍狠”二字。五毛的涌现于今为烈，更显“经济型治国”本色，“治国”成本已然低至0.5元。
别看泱泱大国部门林立、人浮于事，对天塌地陷、衔冤负屈的百姓而言，党国就一个玩儿踢皮球的窗口，党和政府不知在何时自我缩小成了一个信访局或是信访办，这也是“经济型治国”之特色。“维稳”会掏空国库不要紧，能应付这窗口的办公开支，就还能显现党国的存在。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党国，对外能送出几千亿元的现金，对内则惯于沿用“经济型治国”。在玉树灾区“赈灾”时，“每人每天发放10元人民币补助金和1斤成品粮”，仍不忘经济了再经济，规定“救助”对象须是“因灾无房可住、无生产资料和无收入来源的困难群众”。
古人治国平天下崇尚的是德本财末，“经济型治国”却是视财如命，法理不要了，道德也能不讲了，政府随便扔出几个小钱，就能对百姓肆意展开掠夺；古人治国讲究文治武力，“经济型治国”驱使警察迫害文人；古人治国注重鼎鼐调和，“经济型治国”惯常一味“耍狠”……
“经济型治国”损毁的是国之根本，动摇的是民心，消减的是爱国热忱，摧毁的是职业荣光，留下的是烂摊子，模糊的是对与错、是与非、罪与非罪、法与非法的固有标准和判断。治国譬若园丁之于园林，园林的盛衰荣枯，与园丁的付出息息相关。可叹今之中国却是一地鸡毛。
中国会落到这田地不足为奇，盖因现行体制是古今中外最坏的体制。皇权时代的当权者对江山会心存本能的呵护，民主国家的当权派就是想胡来一气也不能够。而这种无有效监督的小集团内部“江山轮流坐”，哪怕是把这国家硬生生异化成了荒野，芸芸众生也一样是末如之何。
中国不乏家骥人璧，但因体制框架所限，几十年来“怀其宝而迷其邦”。小集团内部矮子里面挑高个，凡偶近器在乱象丛生面前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也只能是表面说些漂亮话，暗里却使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型治国”。管它到处洪水滔天，大不了任期一满，拍拍屁股走人就是。
写于2011年12月22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伟光正”与绝人之后的恶魔连袂共舞第1985天！廖祖笙居所被反动当局连续断网、断电视286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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