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某一天,画家华岩(yan)在杭州的书斋“讲声书舍”中画了一幅画,画的是梧桐树掩映之下的一座书塾:教书先生正趴在讲台上呼呼大睡,读书的孩童则在教室里闹翻了天,有的戴上面具,挥舞着先生的戒尺;有的从院子里摘了一朵花,正准备插在先生头巾里。可怜这位先生,尽管梦里自有颜如玉,却浑然不觉弟子们的胆大妄为。
“扬州八怪”之一,华岩因为常常把世俗主题与文人雅趣巧妙融合而颇为时人欣赏,他的这幅《桐屋闹学图》同样如此。画家在画上题诗一首:“隐几酣然正昼眠,顽童游戏擅当前。孝先便腹思经事,继起于今有后贤。”“孝先便腹”讲的是东汉人边韶的故事。《后汉书》记载,边韶字孝先,以文学知名,教授学生数百人。
他曾在白天和衣而睡,弟子私下嘲讽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从睡梦中惊醒,立即应对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可见,华岩所画的,其实是历史人物边韶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此画究竟是为何人所作,慵懒而满腹经纶的边韶,正适合送给清代那些为功名而努力的江南文士,题诗中“继起于今有后贤”一句正说明了受画人也是一位与边韶一样的苦读诗书、连梦中都在想着经书的文士。画中的教书先生边韶正在大桐树阴下午睡,这个主题又与表现文人在树下午睡的“桐荫高士”相吻合,益发衬托出画面的文人主题。不过,华岩更高妙之处在于,他将之与“村童闹学”这个世俗的题材混融在一起,为历史故事添加了幽默与喜庆的大众情趣。
“村童闹学”是绘画史中一个流行的画题,一直到晚清,我们都能够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大量看到。此外,明末苏州画家张宏在1638年画有一幅《杂技游戏图》长卷,描绘市井之中各种杂耍卖艺的行当,其中就有“闹学堂”一段。更早的“村童闹学”则可以追溯到张宏的苏州前辈仇英。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套明代仇英《摹宋人画册》,是16世纪中期仇英为富商收藏家项元汴所作。其中一幅正是“村童闹学图”。仇英的画是20余厘米见方的小斗方,描绘了茅草房中的一个学堂,老师伏在讲台上睡觉,学生开始在教室与院子里大闹天宫,比华岩与张宏的构图更加复杂。
将仇英、张宏与华岩的“村童闹学”放在一起,观者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相似性。画面都着力烘托“闹”,都是以伏在讲台上睡午觉的教书先生为中心,而且都是把先生放在画面的左边。学生都在偷偷拿熟睡的师傅开涮,或者摘头巾,或者簪花,或者给老师画鬼脸。动静之中,睡得不省人事的老师与为所欲为的学生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在二者之间起着过渡作用的,是一位好学生的形象。
三位画家都在画中描绘了一位端坐在书桌前用功的好学生。在仇英的画中,这位模范生身穿红衫,手拿毛笔,不以为然地扭头看着闹学的同学,桌上的描红本上端端正正写着一行字“上大人孔乙己”,这是唐代以来开始盛行的童蒙读物的起始句。华岩画中的模范生也很容易找到,画家用两棵梧桐树将他标示出来。
“村童闹学”这个画题,人们一直是把它当作富有吉祥含义的年画,或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最早对这个画题进行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他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就专门对仇英的《摹宋人村童闹学图》进行过考察,只不过他当时把仇英的摹本当成了宋人的原本。沈从文将这幅画视作“描写当前社会风俗人事,用平民生活作为对象的作品”,是“社会现实题材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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