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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多官员究竟到新加坡学些什么?

作者:谢无愿  2010-05-09 01:13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据新民网日前转自时代周报的消息,新加坡已成大陆官方向外学习的主选地。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国内当局组织派遣,往该国学习社会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留学官员,近年日益多起来,至今已有8000多名。据称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多是官居厅级、处级的中青干部。按情形看,这些都是中国政坛的未来之星,据说其中的“市长班”,其成员更是每年由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所以此留学不同彼留学,其重要与显赫不言而喻。

派官员海外学习交流,绝对是好事。不过大千世界,人杰地灵、政经发展状况诱人之处有的是。以堂堂的“崛起”之国,有关当局为何看中了只有弹丸之地、国情差异极大的新加坡?个中缘由,也许颇可玩味。新加坡城市理工大学“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对时代周报解释,“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这位张先生大概说中了一大半,但仍略嫌有点皮相。因为世上经济比新加坡繁荣的国家多的是,而你也不能说瑞典、德国、美国乃至亚洲的日本、印度就没有稳定的执政党,社会就不太安定吧?其实,还是咱们的一位组织大员说得好,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那么,新加坡的借鉴作用“特殊”在哪里呢?

大而化之地说,可能在一些相关决策者看来,要特别借鉴的,当然不是新加坡的繁荣,而是这样的繁荣居然出自特定的“稳定”与“安定”。只是,按世人的一般观感,在这个狮城之国,除了其在实施必要经济自由之下,实际上搬自西方的一些具体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可以学学外,看来大陆有关当局最想学的,恐怕主要还是该国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特殊的、东方式的社会管治文化机制,及其相关的管制手段。

而这,显然被咱们领导视为创造该国“繁荣”与“安定”的关键保障,因而相当程度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尤其是以如此“稳定”的一个政党(从立国至今一直雄霸新加坡政治领域的行动党),能顺风顺水地将该地的人民弄得如此服帖,太适合咱们的口味了。因而涉及到经天纬地的大事,就只好以堂堂天朝上国之尊,不耻下问了。

长期来新加坡的最特殊之处,确在其政府社会管治文化的“特色” 上。它是一个曼妙的东方式现代怪胎:落实了基本(或粗疏)民主形式,却对自由加以广泛限制。在以一介港口小国特别的地利,从贸易、金融等诸方面创造物质繁荣,并落实“人均有其屋”等基本平等的同时,例如,它可以借社会利益的名义,不惜将某些严刑峻法常态化,并不时以特定法制支配个人道德生活,对民众的不少私人行为实施法制上的严惩,包括按政府的标准,对某些公共场所的不良行为施行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式鞭刑。这是一个政治权力可以让你吃饱饭,但你一定要亦步亦趋、规行矩步的地方。

李光耀及其几十年来一直独大的行动党,在开始建立这个国家之时,就带着对东方社会普罗阶层的严重蔑视,某种意义上,是刻意以对待动物一类的方式,去“圈养”他治下的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尽管他主张的是良性的圈养。这一点,晚年的李光耀是公开承认的。这构成了“新加坡模式”的重要一面。因此,不管这个小国如何繁华,在制造了物质上不失进步之时,它也制造了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精神生活的过度暗淡,刻板与乏味。

在人类社会的当今,至少对部分中产阶层以上的民众而言,这是一种正常环境吗,是一种能保持现代人基本生命活力的生活吗?即使从经济层面论,如果剔除新加坡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换个地方,这样的社会机制,能使繁荣得以为继吗?前些年,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便说,只要是智力达到中等的一般人,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地方便很难熬下去。

但咱们的一些大人物显然不这么看,因为社会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或者说,他们需要的正是掌握住芸芸众生的自由,再以此为前提,去“为人民服务”。如此的话,就很难怪“新加坡模式”被视为至宝,同时也将李光耀视为东方政治教父了。

可惜,连李光耀本人晚年也对他以往的这类政治理念动摇了。大约近十年前,李在接受一个西方媒体访问时,便表示即便在他的国度里,自由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据他说,这样的理念是受到其孙子的影响。也许李光耀毕竟是一位理智的祖父,也许这是“难熬”的新加坡生活终于给了他新的启示,也许是外部世界的非议终能使一个执拗的老者有所自省(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香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就受到大学生团体的集体抗议)。

然而,依然有那么多的人带着特有的立场,渴望继承他或已打算抛弃的破旧衣钵。面对一个日益需要真正变革,需要以自由来纾解各种深层社会矛盾的局面,竟热情地拥抱与现代发展潮流如此相悖的自由管制制度,不管对既得利益者,还是对这个整体社会而言,这会不会是开错了方,服错了药呢?

难怪负责“市长班”教学的新加坡“城大”教员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因为新加坡也许还不需要变,转型期的中国却迫切需要变。至于社会管制,本来咱们自己的传统就太足够捣落的了,而值此中国社会原始掠夺正炽热之际,在物质生活层面上,像新加坡“居者有其屋”(95%的家庭由政府提供居所)这些方面,咱们是万万不能学,也不愿学的。因此,若主要想学社会管治,那么多身家高贵的革命接班人,花了纳税人的血汗钱倒不算什么,却何须跑到亚热带之地去白受那烈日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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