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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多官員究竟到新加坡學些什麼?

作者:謝無願  2010-05-09 01:13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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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民網日前轉自時代週報的消息,新加坡已成大陸官方向外學習的主選地。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由國內當局組織派遣,往該國學習社會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留學官員,近年日益多起來,至今已有8000多名。據稱他們主要來自中國各省及中央機關和央企,多是官居廳級、處級的中青幹部。按情形看,這些都是中國政壇的未來之星,據說其中的「市長班」,其成員更是每年由中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裡挑一而遴選的」。所以此留學不同彼留學,其重要與顯赫不言而喻。

派官員海外學習交流,絕對是好事。不過大千世界,人傑地靈、政經發展狀況誘人之處有的是。以堂堂的「崛起」之國,有關當局為何看中了只有彈丸之地、國情差異極大的新加坡?個中緣由,也許頗可玩味。新加坡城市理工大學「市長班」項目副主任張志斌對時代週報解釋,「中國政府為什麼對新加坡非常感興趣?」,「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新加坡跟中國一樣,都是穩定的執政黨,而且新加坡經濟繁榮,社會安定,而這正是中國政府一直夢想的。」

這位張先生大概說中了一大半,但仍略嫌有點皮相。因為世上經濟比新加坡繁榮的國家多的是,而你也不能說瑞典、德國、美國乃至亞洲的日本、印度就沒有穩定的執政黨,社會就不太安定吧?其實,還是咱們的一位組織大員說得好,之所以這麼幹,「是因為新加坡的發展經驗對中國有特殊的借鑒作用。」

那麼,新加坡的借鑒作用「特殊」在哪裡呢?

大而化之地說,可能在一些相關決策者看來,要特別借鑒的,當然不是新加坡的繁榮,而是這樣的繁榮居然出自特定的「穩定」與「安定」。只是,按世人的一般觀感,在這個獅城之國,除了其在實施必要經濟自由之下,實際上搬自西方的一些具體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可以學學外,看來大陸有關當局最想學的,恐怕主要還是該國在一黨獨大的前提下,特殊的、東方式的社會管治文化機制,及其相關的管制手段。

而這,顯然被咱們領導視為創造該國「繁榮」與「安定」的關鍵保障,因而相當程度上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尤其是以如此「穩定」的一個政黨(從立國至今一直雄霸新加坡政治領域的行動黨),能順風順水地將該地的人民弄得如此服帖,太適合咱們的口味了。因而涉及到經天緯地的大事,就只好以堂堂天朝上國之尊,不恥下問了。

長期來新加坡的最特殊之處,確在其政府社會管治文化的「特色」 上。它是一個曼妙的東方式現代怪胎:落實了基本(或粗疏)民主形式,卻對自由加以廣泛限制。在以一介港口小國特別的地利,從貿易、金融等諸方面創造物質繁榮,並落實「人均有其屋」等基本平等的同時,例如,它可以借社會利益的名義,不惜將某些嚴刑峻法常態化,並不時以特定法制支配個人道德生活,對民眾的不少私人行為實施法制上的嚴懲,包括按政府的標準,對某些公共場所的不良行為施行臭名昭著的中世紀式鞭刑。這是一個政治權力可以讓你吃飽飯,但你一定要亦步亦趨、規行矩步的地方。

李光耀及其幾十年來一直獨大的行動黨,在開始建立這個國家之時,就帶著對東方社會普羅階層的嚴重蔑視,某種意義上,是刻意以對待動物一類的方式,去「圈養」他治下的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儘管他主張的是良性的圈養。這一點,晚年的李光耀是公開承認的。這構成了「新加坡模式」的重要一面。因此,不管這個小國如何繁華,在製造了物質上不失進步之時,它也製造了社會生活、尤其是社會精神生活的過度暗淡,刻板與乏味。

在人類社會的當今,至少對部分中產階層以上的民眾而言,這是一種正常環境嗎,是一種能保持現代人基本生命活力的生活嗎?即使從經濟層面論,如果剔除新加坡特殊的地理和歷史條件,換個地方,這樣的社會機制,能使繁榮得以為繼嗎?前些年,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後便說,只要是智力達到中等的一般人,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地方便很難熬下去。

但咱們的一些大人物顯然不這麼看,因為社會的自由對他們而言並不重要,或者說,他們需要的正是掌握住芸芸眾生的自由,再以此為前提,去「為人民服務」。如此的話,就很難怪「新加坡模式」被視為至寶,同時也將李光耀視為東方政治教父了。

可惜,連李光耀本人晚年也對他以往的這類政治理念動搖了。大約近十年前,李在接受一個西方媒體訪問時,便表示即便在他的國度裡,自由其實也是至關重要的,而據他說,這樣的理念是受到其孫子的影響。也許李光耀畢竟是一位理智的祖父,也許這是「難熬」的新加坡生活終於給了他新的啟示,也許是外部世界的非議終能使一個執拗的老者有所自省(上世紀90年代末,他在香港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就受到大學生團體的集體抗議)。

然而,依然有那麼多的人帶著特有的立場,渴望繼承他或已打算拋棄的破舊衣缽。面對一個日益需要真正變革,需要以自由來紓解各種深層社會矛盾的局面,竟熱情地擁抱與現代發展潮流如此相悖的自由管制制度,不管對既得利益者,還是對這個整體社會而言,這會不會是開錯了方,服錯了藥呢?

難怪負責「市長班」教學的新加坡「城大」教員何啟良稱,「至今還沒有一個官員受培訓回國後,成功地在中國實行一個新加坡式管理體系」。因為新加坡也許還不需要變,轉型期的中國卻迫切需要變。至於社會管制,本來咱們自己的傳統就太足夠搗落的了,而值此中國社會原始掠奪正熾熱之際,在物質生活層面上,像新加坡「居者有其屋」(95%的家庭由政府提供居所)這些方面,咱們是萬萬不能學,也不願學的。因此,若主要想學社會管治,那麼多身家高貴的革命接班人,花了納稅人的血汗錢倒不算什麼,卻何須跑到亞熱帶之地去白受那烈日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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