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第十三章 再教育， 1969-70(1)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又搬家了！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全家会因此再一次流放！我简单的头脑再也想不通：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种做法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一想到搬家自然就会唤起十年前仓皇离京不堪回首的记忆。而这一次又要孤零零带着三个小孩下放到一个陌生的村子。一听说我将第一批下放，我就跑去找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问他是否可以给我男人几天假回家帮他女人搬家。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你很清楚这是办不到的。"沈师傅答道，他嘴里叼着的香烟呛得我咳嗽。"你爱人现在还是群众专政对象，而且还是校管一级的。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让他出来乱跑？何况，不就是搬个家吗？打行李丶搬东西，还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准备到农村参加劳动，你说对不对？"
"但是我是个有三个小孩子要照顾的女同志。"我回答他，希望他也许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
"那又该怎么样？毛主席不是教导过你们，‘妇女能顶半边天'吗？还有‘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孩子们，对啦，搬家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锻炼，对不对？还有，李怡楷同志，你别忘了，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哪个同志不会出来帮助你？你放心吧。"

这样一来我又得"自力更生"了。回到家，三个孩子同时扑进我怀里，我在心里啼笑皆非地对自己说："李怡楷同志，你顶的不止是半边天啊！你放心吧。"孩子们帮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霉臭的屋子的窗户，然后擦洗长了毛的家具，晾晒被褥，这样才能让我们在自己家里团聚几天。
"可惜爸爸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帮忙搬家。"我无奈地说。
"妈妈，别着急！我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啦！"一丁自豪地说。
"我也是男子汉！"小一村抢着附和道。
"别忘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孩子们！"一毛不甘示弱。也许对孩子们真是很好的锻炼吧。

我只剩下四天功夫，其中一半时间要花在大大小小的欢送会上，听那些不下放的人翻来覆去地讲当下放干部如何是史无前例的光荣，还要跑遍校园里和街道上的有关部门，办理转人事关系丶迁户口丶转粮油关系等等手续。我的同事没有一个来和我分享下放干部的"光荣"，更别提帮我的忙啦。

头一天晚上，一毛突然发烧，我想等早晨再带她去卫生科。到半夜，她全身烧得滚烫，我慌了，背起她去看急诊。到了卫生科，两扇大门紧闭。我使劲敲了半天，才有人答应，我说孩子发高烧要看急诊，里面的男声边打哈欠边说："我是药剂师，不管看病。今天是刘医生值夜班，你去她家找她吧。"我又背着烧得滚烫的孩子，按着他给我的宿舍号码去找。快到刘医生住的红楼时，路对面平房窜出一条大黑狗，一路狂吠着冲过来，吓得病孩子直叫。天哪，这不是祸不单行吗！我想起娘说过，碰到狗追，千万别跑。我就地站住不动，教孩子"别怕"，其实我很怕。幸亏狗主人把狗唤了回去。我背着一毛，爬上四楼，敲刘医生的门。我隔着门大声说："我在准备下放，孩子发起高烧，请你给看一看。"起初无人应声，等了半天才听见刘医生隔着门没好气地说："我家里也没药，看了也白看。明天带她来卫生科瞧瞧就是啦。用不着深更半夜大惊小怪。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哩。"我无言地背着孩子下了四楼，回到家里，用湿毛巾给她冷敷。早晨又背她去卫生科，值班的医生给她挂了盐水，又开了些退烧的药片。谢天谢地，在我出发那天，她的烧已退了。

一毛躺在床上，脸又瘦了一圈，还说可惜不能和哥哥一起收拾行李。我猛然注意到一丁已经不是我心目中无忧无虑的孩子，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我十三岁的大儿子已经身不由己长成一个"男子汉"了。我惊奇地看着他如何仔细地包装爸爸的书刊稿件，又巧妙地把两幅溥心畲的画夹在他自己的一堆画当中，免得会被当作四旧扫走。

5月15日上午，我还得去听有关下放部署的最后一次报告，地点是三年来开过无数次批斗会的水泥球场。工人丶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头目们再一次表扬第一批"光荣下放"的教职员，然后庄严宣告：
"下放干部是毛主席派到贫下中农中去落户，并向他们学习的。你们一定会受到公社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最热烈的欢迎。明天一到落户的生产队，保证就会‘四有'，这就是：有干净的屋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一缸清水喝，有生产工具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听了他的"四有"保证，我觉得稍微放心了一些。可是，在散会回家的路上，一位女同事悄悄地警告我说："听上去不错。不过，我要是你，我就一个人先下去，看看那里情况怎样，而不是一下把三个孩子都弄下去。这几个月，你不是看到一点农村的生活了吗?"我猛然认识到，尽管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我还是多么天真幼稚。还没回到家，我已经决定先带一丁下去，暂时把两个小的留在幼儿园。我实在不忍在短暂的团聚之后又和他们分离，进退都为难，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晚饭每人一碗面条，然后我就搀着他们，一边一个，走回幼儿园。我答应我在新家住定之后就来接他们，其实我对明天的事也毫无把握。

回到家时间不早了，我和一丁一起动手，把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拆散，捆扎成几捆，再把棉被和褥子打成几个行李卷。然后把锅盆碗勺丶台灯丶尿盆以及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装进纸板箱子和箩筐。半夜前，一丁和我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把所有东西，包括两筐煤球和两捆劈柴，从我们二搂的屋子搬上停在路边的一部破旧的卡车上。最后，紧挨着一丁，在铺在水泥地上的一条棉褥子上躺下，希望能睡几个小时。孩子疲惫不堪，很快就呼呼大睡。我还没睡着，忽然听见大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天哪！这教我怎么办呢？我们的铺盖卷儿要湿透了，煤球要化成煤水了。"我不知怎么办，起身下楼出去看一下。我发现别的下放干部都在忙着用大油布复盖车上的东西。
"老孙，你从哪儿搞来的大油布？"我问住在我楼下的一个外语系职员。
"原来就在车上。"他不耐烦地回答我。
"可我车上没有啊！"我着急地说。
"那我可没办法，"他说。"也许你可以去找孙师傅试试，是负责这次下放工作的。"

我冒着雨穿过校园找到孙师傅的宿舍，把他叫醒。他连门也不开，隔着门打着哈欠说："你去找你的司机老黄。"我又摸到老黄家，很高兴看见他还没睡，正在和另外几个司机喝酒。可是，他只说了一句话："不巧送你的车是唯一没有大油布的，你倒霉。"我又回到屋里，狠着心把一丁叫醒，让他帮我把几个铺盖卷儿和两筐煤球从卡车上卸下来，抬回我们宿舍楼下门口。我知道楼下老孙家行李已经装车，就问他是否可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他家空屋子过夜，被他一口回绝。划清界限，好吧。我只得又和一丁一起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搬回楼上。

我们母子二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刚要入睡，广播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我们"闻鸡起舞"，赶忙把褥子和毯子打成铺盖卷儿，就着暖壶里倒出来的一杯热水吃了两个凉馒头。等我们把铺盖和煤球又装上卡车，就得赶到水泥球场去参加最后一次欢送大会了。广播大喇叭一个劲儿地播送着《毛主席语录》歌，水泥球场四围悬挂的红旗迎风招展。一毛和一村已经站在人群中等我们，一丁走到弟弟丶妹妹身边去，我马上加入一百多名排成军事队形的下放干部的队伍。工宣队头目们从队伍面前走过，摆出首长的架势微笑着点头丶握手，在每人胸前别上一朵纸做的大红花，下面挂着"光荣下放"的红纸条，祝大家"在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上取得胜利！"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是本省最高领导人丶李德生将军大驾光临，前呼后拥。大首长作了简短的讲话，表扬我们是全省第一批"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荣道路"的干部。然后，他从我们队伍前面走过，和每一个人握手，似笑非笑地说声"再见"！

现在我们准备好被运走了。孩子们跑到我跟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搂抱一村和一毛，强忍住眼泪。我把口袋中仅有的几块钱和指甲剪交给一毛，嘱咐她"别忘记给弟弟剪指甲。"我们在车队中找到了自己那部破卡车，一丁先爬进了驾驶室。我紧紧把一毛抱在怀里，看着她瘦削的小脸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我放下一毛，又抱一村。我上车在一丁身旁坐下，司机就开车了。我含着眼泪回头看见我的两个小东西哭着朝我挥手。我高兴的是一村没有拖着鼻涕，像五个月前我们出发"长征"时那样。"这条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要把我领到哪里去 ？"我的心在呻吟。

二

从安大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不过三百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破旧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颠簸簸，震得我全身酸痛。我时睡时醒，每次脑袋撞在玻璃窗上，司机就叫一声："别把我的玻璃撞碎！"一丁脑袋靠在我肩上一路睡了过去，直到司机猛一刹车把车子在一个村子口上停下。我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远处稻田里劳动。司机走出驾驶室，向他们挥手，大声叫喊："快来啊，接收你们的下放干部！"

几分钟之内，男男女女的社员就一窝蜂沿着从村子到公路的小道飞快地朝着我们走过来。为首的中年男子敲着一面破锣，他身后一个小青年打着一个小鼓，另一个敲着一对钹，显然是为了对下放干部表示热烈欢迎。一群半裸的小孩子光着脚跟在大人旁边，一面笑，一面喊："下放干部！下放！下放！"离我们还有十来尺远，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嗄哑着嗓子喊道："搞什么名堂？我们只听说有人要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可还没日子。怎搞，欢迎吧，可教我怎么办呢，这么多行李， 还有个大孩子！我是队长。我叫李庭海。"

他身后一个年青妇女插话说："就叫他老螃蟹。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你看他像不像一只横行的螃蟹？"
"你住嘴，你臭奶们子！"老螃蟹转过身去，举起拳头吓唬那个女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看见这个没有？《公安六条》！你们谁敢跟我捣乱就符合《六条》当反革命抓起来！"大人孩子都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