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北大荒(图)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奴隶大军沿水道排开，各队分段包干，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网络图片）

兴凯湖劳改农场共有九个分场，其中六个劳改分场，两个劳教分场，一个女犯分场，每个分场都有上千的人犯。六月中那个下午，几只大木船从密山把我们这伙八百名劳教分子运送到湖边的八分场临时场地，那里已经有先遣劳教人员搭好一个厨房和一间工具棚。我们下船后就忙着搭大帐篷，这是我们搬到固定场址以前的住所。安顿下来，赶紧吃晚饭，窝头咸菜，饭后集中在帐篷前面的空地上听场长做报告。场长是北京公安干警，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分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根本逃不出去。企图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我不能想象有任何人敢以身试法，因为政府经常宣传社会主义司法机关如何强大，任何罪犯也不可能逃脱它撒下的天罗地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就地取土，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防止湖水泛滥，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垦地势较低的处女地。我们用的工具是铁锹、铁锨、鹤嘴锄、夯槌、扁担。我们天不亮就起身，啃一两个窝头，喝一碗玉米粥，随即扛上工具，列队前往两三里外的工地。劳动时分成二十多人一班，每个班又分成几个小组，有挖土的，有抬土的。挖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用锹用锄都是能手。我从来没用过铁锹之类的工具，被分配和一个萎靡不振的中年中学教师用麻袋或柳条筐抬土。扁担我也没用过，搁在肩头别别扭扭，很快就把肩头磨成血肉模糊的一片。我咬紧牙关，一天接一天，磨练我的肩膀，和大家一样希望我这样努力劳动能得到负责监管的队长们的好感，早日获得释放。

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我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夏天白昼越来越长，我们劳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英明领袖”又发动“大跃进”，要求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队长们每天训话时问我们：“全国的革命人民都在响应伟大领袖的英明号召拼命大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怎样干，才能将功赎罪？”于是，我们的劳动时间更长。我们抬土的份量越来越重，跑得越来越快。劳动竞赛成了家常便饭。挖土小组之间展开竞赛，争取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堤贡献最多的土方。分工打夯的各组高唱随口编造的夯歌，用熟悉的小调和意在言外的双关语打动从事劳役的流放者的心。未来的史家也许会在他们的史书中为这些劳动营的歌手找到一席地。

有一个劳教分子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像一个流动的小贩，手里拿着一个喇叭筒叫卖他的货色。他过去是搞宣传工作的，现在上劳改工地搞宣传鼓动有点大材小用。“大家看巫宁坤！”忽然听到自己的名字，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由于抬得不多或跑得不快我常受过批评。“他过去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劳动时抬土抬得很少。但是现在看他，抬得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快。思想改造的好榜样！再加油，力争上游再上游！”我明白他拿我给别人做榜样，可我感到我随时会垮掉的。

每天傍晚，久盼的值日队长的收工哨子一响，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湖边去洗净工具，然后稀稀拉拉地往回走，活像一队吃了败仗的散兵。回到帐篷里，我们就把搪瓷饭盆搁在各自的床位前面土地上，等那一份玉米粥。因为粥总是滚烫，我们就先到湖边去清洗一天下来的汗和土。我们又累又饿，玉米粥总是十分可口的。可是，有一天晚上，我从湖边回来，却发现金黄色的玉米粥变得黑糊糊的。我不相信自己的深度近视眼，就问邻铺的小伙子、一个快活的小偷，这是怎么回事儿。

“蚊子，”他说。

“天哪！那我怎么办呢？”我沮丧地问他。

“吃下去。我们大伙儿都吃了。动物蛋白，你该知道，教授。你在北京大学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对不？你今天大跃进得了表扬。没准儿明天你又会因为吃蚊子得表扬。”他调皮地哈哈大笑。

我用怡楷寄来的大钢精勺儿大致刮去了上层的动物蛋白，把剩下的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蚊子是离京前那位公安干部动员报告里没提的东西，很快就成为一大祸害，甚至在白天也不饶人。确确实实有千千万万蚊蚋，有时甚至于遮天蔽日，因为农场位于大片的沼泽和草原中间。白天上工时我们不断受骚扰，完不成劳动定额。后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挺别致的防蚊帽，好象一顶小蚊帐，当然自费啦。身上其它暴露的部分仍然受到蚊蚋的袭击。这些吸血鬼，在我夜间躲在蚊帐里做的恶梦里，就变成吃人的猛兽。

到了夏至，三点钟天亮，八点钟太阳才下去。我们每天劳动十四、十五、十六个小时。随着大跃进升级，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不希奇。两星期一次的“大礼拜”改成了三星期一次。用大跃进的术语，大幅度延长劳动时间叫做“放卫星”。分场第一次放卫星的日子订在中秋节前夕，恰好是我三十八岁的生日。我随队去一个兄弟分场，在皎洁的月光下整夜参加收割水稻，也可算别具一格的生日派对吧。第二天，中秋节正日，上级又号召大家再割一夜稻子，“放一颗比满月还亮的卫星”。我累得要死，又想念怡楷和一丁，饱尝了“生别常恻恻”的滋味，幸好“明月如霜”，还能默颂苏东坡“欢饮达旦”后写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冬季长达六个月，北大荒冰天雪地。我们完成了导流堤工程，刚搬进八分场新建的一栋栋茅草房，第一场雪就落下了。那天是“十一”，庆祝国庆放假一天。队长们又号召大家加倍努力，通过强迫劳动改造思想。他们大声疾呼：“力争上游无止境！”雪下得更多，把大地埋在一望无垠的白色墓布下面。我真羡慕冬眠的动物，它它们免受严冬酷寒之苦，直到春天给它们带来生的喜悦才醒来。对于当地的农民，这也是平和休闲的季节。整个冬天地上雪深数尺，他们有什么农活儿可干呢？可是你不得不佩服那些精通“马列主义辩证法”的同志们，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处理那些在别的季节无法下手的工程的季节。

劳改营与世隔绝的场地是精心策划的选择，因为它让犯人几乎绝不可能逃跑。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就是装运我们来的那种原始的木船。早先来的犯人从湖边凿开一条狭窄水道，通向总场场部所在的中心地区。但是来往船只越来越多，水道就难以应付了。如今大湖和小水道都冻得结结实实，这正是把小水道改建成一条运河的大好时机！

冰天雪地的工地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奴隶大军沿水道排开，各队分段包干，规定每天完成多少冰方。第一步，用冰镐把水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然后把冰砖抬到水道的两边，堆砌成两条冰的长城。有一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38。50度，总场领导决定这正是放卫星、“试与天公共比高”的好日子。等到该出工去放卫星的时候，我们这个班一半的人还没下炕，都说是病了，包括身强力壮的班长。一个小伙子躺在炕上说：“这种鬼天气去跟冰块儿打交道，我还不如死在炕上。”那天值班的是李队长，我们大家都说他是个菩萨心肠的复员军人。他进来一眼就看出问题，脸朝着我说“巫宁坤，今天你代理班长，把已经起来的带去出工。”我大吃一惊，向他求情：“我，李队长？免了我吧！您知道我连冰镐也不会使。”他说：“没关系嘛。那边几个可以切冰块，供你们几个抬。去吧，今天放卫星嘛。”我便领着十来个裹在臃肿的冬衣里的劳教分子，缩着脖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踹到工地，去发扬“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

到了工地，我注意到别的班出工的人也不多。我们干活动作很快，因为实在太冷，偷懒就要挨冻。等看到送午饭的推车快到眼前，我就大声嚷嚷：“伙计们，开饭啦！”伙房的老王喊道：“滚热的玉米面儿菜团子，好东西！不限量，随便吃！”他从棉罩子下面掏出一个递给我。果真热气腾腾，可是我还没吃完它已经冰凉了。大家天天闹饿，可今天好像谁都没胃口。我又嚷嚷：“大家需要增加热量，伙计们！能吃就多吃几个。这可不是天天有的好事儿。”可是谁也不想吃第二个，我也一样。突然间我发现少了两个抬冰砖的小伙子。我的老天爷，难道他们逃跑了？我赶忙跑到两行冰墙之间的巷道，看见他们俩冻得缩在一起，仿佛已经冻成了冰人儿。我朝着他们嚷嚷：“你们想在这里冻死吗，笨蛋？有的是更好的死法。过来，快点儿，来吃午饭！不许再这么干，小兄弟！你们家里人会怎样。。。。。。”我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到头来我们并没放卫星，因为，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去“共比高”的老天爷偏偏放出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暴，把我们连滚带爬地轰回了监房。

水道里的冰清完了以后，我们开始用镐一点一点地挖去坚硬的冻土，逐渐加深加宽河床。这活儿极其艰苦，好者有廉价的奴隶劳动。四、五月间，春天来到北大荒，冰砖都融化了，流回河床。看吧，一条现成的运河！又一个例子，证明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政客们惯于夸耀的，那创造了世界第七奇迹、万里长城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我被迫游长城的往事，那仿佛预示着我日后的遭遇。可惜我这短命的冰墙没有万里长城永恒的悲壮。

第二年冬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封冻的湖上一望无际的芦苇，运到一个计划中的造纸厂的厂址。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劳改农场也从大跃进的狂热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雄心勃勃的工程项目。北大荒要改造成一座有数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有农场、养猪场、养鸡场、制糖等轻工业工厂，学校，电影院，医院，甚至一所“兴凯湖大学”，而我们将是这个新兴城市的第一批建设者和居民。农场领导紧跟党中央文件和党报社论，不断宣讲“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在许多工程项目中有一座全国第二大的造纸厂，年产数十万吨各种类型的纸张，为党的宣传事业作贡献。我们每人配备一个简陋的小雪撬，叫作爬犁，尾部横装一个长刀片。我们的鞋底装上滑轮，我们肩头套着一条粗索子拉着爬犁。一个中队一百多架爬犁，浩浩荡荡，向几里外冻湖中心灌木丛般的芦苇前进，从远处看来也许像一队追寻冬季运动乐趣的休闲人士。把长刀片向前一推，芦苇纷纷倒落在爬犁上，堆得整整齐齐。爬犁装满绑紧，我们就往回走，把宝贵的造纸原料送往未来的造纸厂。作为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天气好时几乎是一种乐趣。可是，天气预报往往并不可靠，我们有可能碰上突如其来的雪暴，在湖上迷失，离分场好几里地。一旦迷失，你可能冻死，或者掉进一个没冻上的冰窟窿淹死。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的爬犁大队像往常一样向冻湖中心推进。但是，正当我们开始收割芦苇，一场雪暴从不知哪儿刮起来，横扫大湖。李队长拼命吹哨子，嚷嚷：“收工回家！回家！”我从来行动迟缓，落在队伍后面。雪暴刮得越来越猛，顶风前进成为艰苦的挣扎。我低下头，我的眼镜被刮走了。天哪！我赶紧追，又弯下身子，在冰雪上乱摸。眼镜儿无影无踪，再抬起头来，一个人也看不见了。我惊慌失措，边跑边喊：“李队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李队长？巫宁坤迷路啦！”我模模糊糊看到眼前有一汪发亮光的水，猛一下打住。我的天哪！再一失足，掉进冰窟窿，我就会葬身湖底的深渊了！我拼命大叫：“救命啊，李队长！巫宁坤迷路了！救命啊！”又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的声音从远处喊道：“巫宁坤！我们在这儿等你！顺着我声音的方向过来。不要惊慌！”过了几分钟，我就和大队在一起了，让李队长放下了心。回到监房，他跟我说：“丢了眼镜当然可惜，但总比丢了你的小命好。要是那样，我很难向政府交代啊。你是自杀了，还是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怎么说呢？你可别再这么干了。”我答应他下不为例。若是我淹死在湖里，我会是白白牺牲的，因为大型造纸厂永远停留在纸面上。

各种较轻松的杂活调剂了沉重的劳役。我们种过大豆。肥沃的黑色腐殖土的异香让我又哼起当年牵动着亿万抗日军民的心的《松花江上》，更加认同“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回想1937年冬，日军逼近扬州，我高中还没毕业，就含泪告别家人，一路唱着《松花江上》，只身流浪他乡。谁会料到呢，二十年后，日军早已战败，中国大陆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阶下囚，万里迢迢，抛妻别子，在大豆之乡哼唱同一支令人心碎的歌曲。

夏天，没别的活儿干时，我们就被打发到几里外树林里去砍伐小树，阳光暖而不热，空气透明，野草野花漫山遍野，这样来回走动也可算一乐也。我们整队出发，每次回程却各人按自己的步调单独行动。单独背着树捆往回走的路上，我有难得的机会私下和自己对话，或是和不在场的怡揩和一丁对话，一面嚼着我在路上摘的榛子，或是在树林里找到的野生龙须菜。就这样，尽管背上压着沉重的份量，我倒希望路更远一些。我也觉得好笑，当我想到身上背着一大捆“枝叶的伪装”，看上去一定像《麦克白斯》里从蓓乃姆森林来的“移动的树林”的一部分，正在向被围困在顿西嫰“紫禁城”里的麦克白斯进逼。“我来到这里了，你这血腥的暴君！”我大声说，一面嘲笑自己的虚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