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来信改变人生 巫宁坤李政道的不同命运(组图)

2019-08-12 10:36 作者:巫宁坤 桌面版 正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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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裔翻译家巫宁坤。
著名华裔翻译家巫宁坤。(网络图片)

按: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15:20,著名华裔翻译家巫宁坤在美国去世,享年99岁。

巫宁坤,1920年9月生,江苏扬州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译作有《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等,并著有中英文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他历经三反五反、肃反、“大鸣大放”、反右、文革等中共政治运动迫害,九死一生。

巫宁坤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日抗战时期投笔从戎,1943年志愿赴美担任国军轰炸机受训人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留在美国深造。1948年3月,巫宁坤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之后,一封奇怪的来信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和小学弟李政道的不同抉择让人唏嘘不已。下面是他在《一滴泪》中,有关这段命运的记载。

李政道和夫人秦慧君
李政道和夫人秦慧君。(网络图片)

游子还乡 1951~1952

早在我寒窗苦读之前,便传来国共内战烽火复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大决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和大多数中国同学一样,我是在国难和内战的阴影下成长的,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现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虽然我对国共斗争知之甚少,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窍不通,我却从来没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一个新中国服务。不过我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覆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有人祝贺我在新中国首都一所著名教会大学获得教职,前程似锦,我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份子的热烈欢迎。也有人怀疑新政权是否会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府空军工作过而找我麻烦。我认为那不合乎情理,因为我是在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志愿参加抗战的,其实我心里也没把握。可是,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那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牵挂才要回去。我的双亲早已过世,我没有结婚也没订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个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可去追寻。先母饱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经失常后来在我八岁那年自缢身亡。先父两耳板聋,从来没亲近过我。后来,当我远在昆明上联大一年级时,他在家乡死在日寇手里。可是,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却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两年里,我受到“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我已成为进步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份子,从而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蒐罗“进步”书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几个装满了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国际公寓同房间的美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不可,我只得推迟起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顿夫妇和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1980

随着邓小平和成千上万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复职,五十五万以上右派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当年反右运动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决定对绝大多数“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然而坚持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确有极少数真正的右派份子企图推翻中共的统治。为了抓一小撮所谓“真右派”,“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不惜将五十多万无辜的知识份子“错划为右派”,使他们备受劳改和凌辱之苦达二十二年之久,几百万家属备受株连。为了证明“错划右派”并非完全都错,中共中央拒绝补偿“改正右派”二十二年来由于工资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右派改正”的决定于1978年10月以中央55号文件下达,改正工作由本人当年所在单位执行。安师大办理改正人数达二百四十余人,就一所规模不大的省校而言,这个数目相当惊人。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这时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办理改正。他办妥改正文书后,走出行政楼,一头撞在墙上。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医院,他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我虽然没有流血抗议的勇气,这位难友触目惊心的呐喊却使我对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原单位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改正办公室”的头子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个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份子,不愧为一脉相承的好党员。他绷着面孔说我的问题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质。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考虑到我多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进步,党组织决定对我宽大处理,给予改正。宽大无边,嗯?我从安师大动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对改正抱过高的期望,因为来自极左方面的阻力还很大,“不管结论怎么写,只要给你改正就签字。”所以我把“改正决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签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所谓“右派问题结论”签上字一样。然后,我应召去院长室由院长“接见”。姓王的院长讲了几句客套话,随后轻松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感到很抱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赔礼道歉”吧。仿佛这一句官样文章就补偿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难!学院指望我回来后教英语系研究生,怡楷同时调回来工作。一村高中还没毕业,可以随同父母迁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学,可等毕业分配时调来学院工作。

我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送我上船回国,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我“开后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打了电话给他,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约我周末见面,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

政道比我小六岁,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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