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季，当南方各省洪水肆虐的时候，河南郑州一起涉案金额1.4亿元、惊动共和国总理的通天大案案发。1.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69万名下岗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49万名贫困地区人们一年的生活费。而案件的两个主要涉嫌人马江平和董亚光已经逃匿。于是，一场追捕两巨贪的战役打响了……
神秘失踪，银行两巨贪不知去向
最先发现这一案件端倪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财会人员。他们有6800多万元黄河防汛款存在郑州市工商银行解放路支行黄委会分理处，进入1998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多次通报汛情信息，要求保持高度警惕。黄委会的财会人员不敢懈怠，立即着手为黄河的防汛工作做好经费上的准备工作。可是，当财会人员拿着对账单与银行的底单核对时，却惊愕地发现，6800多万元防汛款已被人分成5次全部转走。财会人员以其职业的敏感意识到，防汛巨款被人挪用了，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
马江平便是发生这起案件的郑州市工商银行解放路支行黄委会分理处的主任。
金水区反贪局局长徐飞林立刻带人进行初查，他们很快了解到，马江平已于5月31日携带40万元公款逃跑；马江平采取硬划的方法，先后分5次把黄委会存的 6800多万元防汛款强行划拨到豫港公司户头上，而把豫港公司在黄分处存的1．4亿元转到了郑州市合作银行郑汴路支行在黄分处开设的账号上。检察干警立即前去找合行郑汴路支行行长董亚光了解情况，但董亚光已于6月4日神秘地失踪了。
新华社一位记者听到这一发生在河南的金融第一案后，很负责地写了一篇情况反映，发在新华社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朱镕基总理看到后于1998年6月14日作了专门指示，温家宝副总理也作了重要批示：要迅速侦破此案，追捕逃犯，挽回经济损失。在郑州市政法委领导的主持下，以金水区检察院为主成立了“68专案组”。
公款1．4亿，是这样被侵吞的
马江平当过兵。1994年，28岁的马江平被提拔为市工行解放路支行黄委会分理处主任。
马江平心里明白，他所领导的分理处，只有存款、结算、储蓄三项职能，没有向外发放贷款和动用银行存款的权力。为了自己今后的发展，自己手里首先得有钱，钱到哪儿去弄呢？
就在这时，他再次见到了董亚光。董亚光与马江平是在市工行时的同事，这时的董亚光刚调任郑州市合作银行郑汴路支行行长。他感到，要想更多地吸收储户存款，最好打着信誉良好的工商银行旗号。董亚光便以郑汴路支行的名义在黄委会分理处开设了“052”、“062”、“063”三个账户。正是这三个账户，为他们以后干出通天大案埋下了伏笔。
1997年春节前夕，机会来了。河南豫港公司负责人找到马江平，想存储一笔1．4亿元闲置资金一年，赚取高息。马江平答应了。他将豫港公司总计1．4亿元人民币分别转入052、062、063账户上，并按转账支票的金额给豫港公司出具了4份中国工商银行定期存款单。
马江平拥有这1．4亿元资金的支配权后，先后将这些资金转入他自己开设的空头公司金帆公司、用他父母等名义开办的二七建材化工站，短暂停留后，其中大部分又先后转入海口某典当商行、三亚某信托投资公司等单位，用于收取高息和替他人还债等项目。
1997年下半年，眼看豫港公司1．4亿元存款期限将到，而放出去的款却颗粒无收，马江平便伙同董亚光先后向黄河水利委员会、省交警总队、省计委等单位高息揽储1．6亿多元，以偿还已经到期的存款。但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只能使伤口越来越大，马江平精神几近崩溃。
为了不连累妻儿老小，他说服妻子离了婚，然后以“郑保平”的化名从052账户上取出40万元现金作为逃资，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兑换成美元。接着，1998年5月31日晚上，一个人无声无息地乘火车离开郑州，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与性格内向的马江平相比，董亚光要活得潇洒得多。他不仅会吃会喝，还会赌会嫖。
董亚光在信誉比较好的工行黄委会分理处开设了052、062、063三个账外账号后，便伙同马江平，以高息为诱饵，大肆往这三个账号上吸揽存款，以供他们二人随意支取。
董亚光眨眼间挪用了三千多万元资金，办起了两个公司，俨然财大气粗。
1998年5月，随着6800多万元防汛款的“漏底”，马江平、董亚光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久，董亚光听到了马江平逃走的消息。6月3日晚上，董亚光携带30万元公款，让朋友们开着他的凌志轿车，趁夜色将他送到漯河，然后登上南下火车，开始了亡命之旅。
顺藤摸瓜，情妇供出“老公”
“68专案组”分为追捕组和查账组，分工明确。追捕组由金水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科科长汪新亚和干警危伟、胡睿等人组成。他们首先从抓捕董亚光入手。董亚光临出逃前先后与十多个人通了电话，经对这十多个人逐人调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正当追捕组大伤脑筋的时候，专案组从与董亚光过从甚密的合作银行某支行副行长王明6月4日凌晨的一次手机漫游记录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王明捉拿归案后交代，1998年6月3日晚上，董亚光出逃前，邀王明到一个歌舞厅泡妞。一阵享受后，董亚光打电话邀来了个体老板江某和保龄球场的司机洪某，要他们三人送他走。四个人一起开董亚光的凌志车到了漯河。随后，董亚光和江某一起坐上火车南下，不知去了何处。
根据这一线索，追捕组又抓获江某。江某坦白：6月4日晚，江某和董亚光上火车后，原准备在长沙下车，先投奔其哥董亚宏，但用手机一联系，此时董亚宏正在广州，于是二人遂直达广州。6月5日，他们在广州东方宾馆见到董亚宏后，董亚宏就让江某回去了。
8月9日，董亚宏在长沙被拘留。在母亲的劝说下，他幡然悔悟，供出董亚光还在长沙。
原来，1998年6月5日，董亚光在广州与江某分手后，董亚宏就让他到长沙住下。到长沙当晚，董亚光情妇张英按照他在电话中所说的地址，赶来与董亚光团聚。
8月14日下午6点左右，干警们在长沙董亚光的临时爱巢一举将张英抓获。经过一番政策与人情交替并用的攻心战，张英动摇了。她交代，董亚光曾与她约定： 10天后，也就是8月21日下午6点钟，我与你联系，电话接通后，如果你开口叫我“老公”，就表明一切平安，我会告诉你如何见到我；如果你开口叫我“亚光”，则说明出事了，我再另作安排。
8月20日，离董亚光约定的联系时间还有一天，徐飞林带领危伟等6人登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21日午后3点多，火车开进了长沙站。下火车后，5点45分，徐飞林打开手机，一阵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张英接过手机，开始“表演”：“老公啊，你在哪里？”
“我在上海。”“我都快急死了，我已经把原先租的房子退了，又另租了房子。你什么时候回长沙呀？”
知道董亚光在上海的消息后，正在长沙的徐飞林一边派人去火车站订购到上海的车票，一边用电话向金水区检察院检察长刘和平作了汇报。刘和平当机立断，派汪新亚一行5人迅速出发直奔上海。
8月23日，骄阳炙晒，燥热难耐，9点钟火车应到站，已经8点40了，还没见董亚光出现。这时，汪新亚手机又响了，徐飞林告诉他，本次列车晚点1个小时，要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在董亚光等车的这段时间将其抓获。汪新亚重新调整了部署。
汪新亚刚下到地道口，手机又响了，是地面上的干警打来的，告诉他已发现目标。汪新亚急忙跑上地面，在列车时刻电子显示牌下，他看见一壮一瘦两个戴墨镜的男子，正在看牌上列车晚点的信息。汪新亚急命一名干警去喊还在地道下面的那个小组，他带领另一名干警向目标迅速靠了上去，冷不防一手抓住一个人的前襟，大声喝道：“董亚光、郭华岩，不许动！”两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其他四名干警一齐赶到，死死按住他们，两案犯束手就擒。
两次传讯，马江平行踪暴露
马江平逃跑时只身一人轻装简从，无声无息，但细心的检察官还是找到了突破口。
按照部署，抓捕组以赃款流向为主线逐一列出了马江平款项的使用单位和使用人名单，其中广东一个叫阿斌的老板曾向马江平多次借款三千多万元，非常可疑。经进一步调查发现，阿斌借款的中介人是郑州某公司经理建。经过两次传讯，最终建作了如下交代：
一次，广东鳗鱼厂的老板阿斌想要借些钱，找建帮忙，建便把他介绍给马江平。马江平答应了，分多次贷给他三千多万元。5月31日，马江平打电话给建，告诉他自己可能要出事，想到广东阿斌那里躲一躲。6月1日，阿斌打电话告诉建，马江平已到广东。
检察官要建帮着说服阿斌来郑州一趟，建满口答应。当天晚上，他真的与阿斌通了电话，第二天，阿斌就专程从广东飞来郑州，向专案组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6月1日上午，马江平在顺德高升大酒店打电话给阿斌，阿斌到了酒店以后，马江平告诉他说：“我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先放你这儿，你就不用陪着了，明天韦一峰要来，让他一个人陪就行了。”阿斌认识韦一峰，他也是广东人，早段时间做红木家具生意，曾向马江平借过200万元，因经营不善，已赔进去50万元。第二天，马江平将所带的部分衣物、出国护照和1万元美金存放到阿斌家，便与韦一峰一起外出了。
20天以后，马江平打电话通知阿斌，说让韦一峰将存放在他那儿的1万美元取走。当韦一峰去阿斌家取钱时，阿斌问韦一峰，这些天你们去哪里了？韦一峰说，我们去广西了，又去越南联系做红木家具生意。8月26日，韦一峰再次打电话给阿斌，告诉他马江平衣服里还装有2万美元存折，让他取出兑换成人民币，汇往韦一峰在北京招商银行开设的账户上。
9月11日晚上，汪新亚和危伟在夜色中踏上了北去的列车。9月12日早上7点，二人在北京一下火车，马不停蹄直奔招商银行。经调查发现韦一峰的开户账号设在长安街支行，已从这儿取走4万元。抓捕组回头再查韦一峰的账号，发现上面还有余额11万元。
守候了六七天，9月19日上午，汪新亚和危伟终于在银行抓获了第二次来取款的韦一峰。韦一峰只好交代：6月初，马江平到广东找到韦一峰后，二人便一起去了南宁。二人商量，利用马江平随身携带的美元换回人民币作本钱，继续做红木家具生意。马江平为躲避追捕，在南宁市桃园路津头市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租房住下，一个人住在2号楼503室。
1998年9月19日晚上11点零5分，抓捕人员分乘两辆警车悄悄逼近了桃园路2号楼。但韦一峰说，他只到这儿来过一次，并且没有进房门，所以只记得大致方位。但根据白天查询电信局的电话登记册，马江平的电话号码是501室。到底是503室还是 501室，一时难以弄准。对此，追捕组员早有思想准备。只见汪新亚和公安干警一起悄悄登上了5楼，分别把守住501、503两个房门。危伟接到汪新亚已经到位的信号以后，便把手机递给韦一峰，让他给马江平拨打。
门开了，站在干警们面前的是一位30来岁的中年男子，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
“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公安干警开始发问。
“我叫文硕，从北京来，是来这里做边贸生意的。”马江平边回答边拿出一张假身份证。
“把暂住人口证拿出来看一看。”公安干警进一步发问。
“我刚来不久，还没来得及办暂住人口证。”
汪新亚站到了他的对面，“马江平，戏就演到这儿吧，该收场了！”这标准的河南话一出口，马江平顿时目瞪口呆，露出满脸的无奈和惶恐，乖乖地垂下了脑袋。
通天大案，岂是一纸判决了得
1998年12月29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涉案金额1．4亿多元，曾惊动中央的通天大案在这里开庭审理。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马江平身为工行分理处主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款40万元，已构成贪污罪，将1．4亿元公款挪作他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且有1．385亿元公款尚未归还，并伙同董亚光将2413．6万元公款挪用于购买股票，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董亚光身为合行支行行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单位资金共 471．4万元，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将本单位资金3729万元挪作他用，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马江平、董亚光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1999年3月2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南“金融第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马江平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董亚光犯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二人均被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另三名窝藏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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