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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23日是值得关注的两天。
因为在这两天接连发生两起情节极为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的袭警事件。一起是湖南慈利的县委书记、武装部长带人暴打交警，一起是北京的农民工杀害警察，即“10·23”北京袭警案。（分别见《南方周末》11月2日；《北京晚报》10月25日）
就在10月27日，“10·23”北京袭警案于发案仅102小时后，即成功告破，两犯罪嫌疑人双双落入法网，连同两名窝藏嫌疑人一同被押解回京。（《北京晚报》10月28日）
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英雄警察的英灵可得以告慰，凶残的犯罪嫌疑人将得到法律的严惩！可是，在欢庆之余，人们也感觉到不无遗憾，为何先于“10·23”北京袭警案发生的湖南慈利袭警案却至今没有任何处理消息？！
且看湖南袭警案的恶劣情节与极坏影响。10月22日，湖南慈利交警中队王志宏在一次正常的例行执勤检查中，“冒犯”了车上的县委书记，随即县委书记叫武装部长带人将王志宏一顿暴打，并且还狂妄地声称“谁让你查我们县委书记的车”。后来神智不清的王志宏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为轻微脑震荡、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而且，此后王志宏连续接到三个电话，威胁其“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你在慈利人生地不熟，弄不好命都会没了，”王志宏在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两个事件，性质上同是袭警，情节上均极端恶劣，社会影响也均极坏。但是，在处理上“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笔者认为，袭警行为人身份的不同是出现“这么大差距”的奥秘所在。北京袭警案的犯罪嫌疑人为内地某省的进城农民工；而湖南袭警事件的行为人是以县委书记为首，以武装部长为“主打”的武装部工作人员。前者可谓之为“刁民袭警”，而后者则可谓之为“上级教训下级”。
也正是这一不同，才导致两个袭警事件处理上如下诸多不同。
第一，消息披露的时间不同。北京袭警案于案发次日，即24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向社会通缉犯罪嫌疑人。随即，消息不胫而走，各媒体纷纷报导这一消息。可以说，这一信息顺畅无阻地得以向社会公开。而湖南袭警案尽管发生在10月22日，即先于北京袭警案，但却是直到11月2日才得以向社会披露。
第二，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同。“10·23”北京袭警案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长王岐山、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市委副书记强卫、副市长吉林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查此案，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亲临案发现场一线指挥。而湖南袭警事件在事隔三天后，事件材料才摆上省公安厅厅长的案头。虽然，厅长也作出批示，要求调查、核实材料反映的问题。但两相比较，领导的重视程度却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事件处理结果速度不同。北京袭警案在案发后仅102小时即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等待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而湖南袭警事件虽然发生在前，但却至今没有事件处理结果的任何消息。
第四，案件处理的透明度不同。可以说，北京袭警案从始至终均向社会公开，甚至向社会悬赏通缉犯罪嫌疑人。而针对湖南袭警案的处理至今没有进一步消息向社会公布。
第五，此外，针对“10·23”袭警事件，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工作部署，在设卡堵截统一行动中，要充分发挥警犬的作用，在日常巡逻和设卡盘查中也要携犬工作，以确保民警的自身安全。而湖南袭警事件至今尚无处理结果的任何消息，会否不了了之或者在有关部门或领导主持下进行所谓的“私了”都不无疑问，更不必说出台预防领导或“特权者”袭警的措施了。
同样是在中华大地发生的袭警事件，有着同样的恶劣情节，有着同样甚至更甚的恶劣社会影响，怎么会因为行为人身份的不同，而对事件的处理“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10月22日、23日是值得关注的两天。
因为在这两天接连发生两起情节极为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的袭警事件。一起是湖南慈利的县委书记、武装部长带人暴打交警，一起是北京的农民工杀害警察，即“10·23”北京袭警案。（分别见《南方周末》11月2日；《北京晚报》10月25日）
就在10月27日，“10·23”北京袭警案于发案仅102小时后，即成功告破，两犯罪嫌疑人双双落入法网，连同两名窝藏嫌疑人一同被押解回京。（《北京晚报》10月28日）
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英雄警察的英灵可得以告慰，凶残的犯罪嫌疑人将得到法律的严惩！可是，在欢庆之余，人们也感觉到不无遗憾，为何先于“10·23”北京袭警案发生的湖南慈利袭警案却至今没有任何处理消息？！
且看湖南袭警案的恶劣情节与极坏影响。10月22日，湖南慈利交警中队王志宏在一次正常的例行执勤检查中，“冒犯”了车上的县委书记，随即县委书记叫武装部长带人将王志宏一顿暴打，并且还狂妄地声称“谁让你查我们县委书记的车”。后来神智不清的王志宏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为轻微脑震荡、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而且，此后王志宏连续接到三个电话，威胁其“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你在慈利人生地不熟，弄不好命都会没了，”王志宏在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两个事件，性质上同是袭警，情节上均极端恶劣，社会影响也均极坏。但是，在处理上“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笔者认为，袭警行为人身份的不同是出现“这么大差距”的奥秘所在。北京袭警案的犯罪嫌疑人为内地某省的进城农民工；而湖南袭警事件的行为人是以县委书记为首，以武装部长为“主打”的武装部工作人员。前者可谓之为“刁民袭警”，而后者则可谓之为“上级教训下级”。
也正是这一不同，才导致两个袭警事件处理上如下诸多不同。
第一，消息披露的时间不同。北京袭警案于案发次日，即24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向社会通缉犯罪嫌疑人。随即，消息不胫而走，各媒体纷纷报导这一消息。可以说，这一信息顺畅无阻地得以向社会公开。而湖南袭警案尽管发生在10月22日，即先于北京袭警案，但却是直到11月2日才得以向社会披露。
第二，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同。“10·23”北京袭警案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市长王岐山、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市委副书记强卫、副市长吉林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查此案，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亲临案发现场一线指挥。而湖南袭警事件在事隔三天后，事件材料才摆上省公安厅厅长的案头。虽然，厅长也作出批示，要求调查、核实材料反映的问题。但两相比较，领导的重视程度却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事件处理结果速度不同。北京袭警案在案发后仅102小时即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等待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而湖南袭警事件虽然发生在前，但却至今没有事件处理结果的任何消息。
第四，案件处理的透明度不同。可以说，北京袭警案从始至终均向社会公开，甚至向社会悬赏通缉犯罪嫌疑人。而针对湖南袭警案的处理至今没有进一步消息向社会公布。
第五，此外，针对“10·23”袭警事件，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工作部署，在设卡堵截统一行动中，要充分发挥警犬的作用，在日常巡逻和设卡盘查中也要携犬工作，以确保民警的自身安全。而湖南袭警事件至今尚无处理结果的任何消息，会否不了了之或者在有关部门或领导主持下进行所谓的“私了”都不无疑问，更不必说出台预防领导或“特权者”袭警的措施了。
同样是在中华大地发生的袭警事件，有着同样的恶劣情节，有着同样甚至更甚的恶劣社会影响，怎么会因为行为人身份的不同，而对事件的处理“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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