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媒体和官员在矿难后表现大不相同

美国西佛吉尼亚州萨戈煤矿发生矿难后，美国各大媒体，包括中国新华社在内的国际媒体，大量涌入煤矿所在地进行全方位的报导。新闻频道CNN 更是几乎24小时追踪报导，抢险现场不时召开记者招待会，西佛吉尼亚州州长和煤矿负责人或是对发生这样的事故表示遗憾，或是介绍抢险最新进展。矿工家属被安排到现场附近的教堂等待，他们出现在电视摄像镜头前的频率最高，向记者讲述他们的感受。

让我们再把想像的镜头，移向中国广西南丹煤矿2001年7月发生的矿难现场。事故发生后被隐瞒了整整10天，才被揭露出来。赶到现场采访的记者受到矿方人员的跟踪、阻拦甚至用凶器威胁。有的记者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事实的真相公布于众。

2002年，山西富源煤矿发生事故后封锁消息的做法如同南丹的翻版，“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这里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即使是官方允许报导的矿难，经常也是只有几家官方媒体可以采访，其他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

为什么中美之间在处理矿难的手法上有如此大的不同呢？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万明说：“正常民主社会都是属于平民社会，像这种事关系到平民的事里头，其他人会有共感；另外像这种事比较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所以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西佛吉尼亚州的州长曼秦在事故发生后一直在现场安抚家属，他不惧怕媒体的问题和家属的质问。相反，在山西富源煤矿发生事故后，官员把记者隔离在警戒线以外，躲开记者的询问，如果意外碰上记者，也是一问三不知。

万明说，中国官员如此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因为他们与煤矿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是当地的官员担心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另外很重要一个，官员和矿主之间的关系属于是腐败性质的。”

但是，万明说，美国的官员就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民选的：“他不关心的话，他肯定会给选下来的，这毫无疑问的。因为选民要求比较高，在民主社会上一般选出来的官员还是有些责任感在里面，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不一样；官员权力来源是由上级，那你就最担心就是上级认为你没有能力，或者说你给他捅出篓子，所以他要捂着干。”

美国萨戈煤矿事故发生后，媒体已经揭露出，该矿在2005年就受到联邦政府煤矿安全管理部门200多项警告，最近的一次警告就发生在去年12月底。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孙雁说，遇难者家属一定会把这家煤矿告上法庭。美国在1909年发生一起重大矿难后，就制定了有关矿工赔偿问题的相关法律。孙雁说，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学习美国：“首先都要把那些条例都列好，那一方面他们应该负责任的，法律上一定要严密，如果出了事话就要诉诸法律，要罚到他惨，罚到他垮掉。”

孙雁还表示，中国政府应该像美国一样允许媒体自由报导矿难事故：“孙雁：中央好像有这个意图，已经开始说责任事故可以报，但是到了地方上又是二回事，对记者是很粗鲁的，拳打脚踢啊、缴他们的器材啊、人身攻击他们。”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直到四五十年代，一直都是矿难频发的国家，当时发生死亡上百人的矿难并不罕见，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1907年，360多人遇难。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矿难已经很少发生。

中国安监局局长李毅中最近说，要清洗中国“带血的GDP”。如果中国的媒体不开放，官员腐败问题不清除，GDP上矿工的血又如何清洗得掉呢？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