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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全:不,他还活着

 2005-05-07 23:1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有一个年轻人面对众多坦克,昂首挺立,巍然不动。全世界看到这个场面时,无不惊讶、感动和佩服。我想,人们惊讶的是他的勇气,感动的是他的精神,佩服的是他的坚毅。略有理智的人无不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值得赞叹的品行,以及这个民族的魂魄之所在。

记得去年读过一篇有关这位年轻人的文章。文章的题目与内容有些不符。题目是很诱人的,给人的感觉,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评判,就是有点做秀。作者做了一个没有多大依据的推断,然后下了一个结论:说这个年轻人肯定遭到了不幸。理由十分简单,岁月15年了,这个年轻人竟毫无一点消息。我不能指责这位作者说得没有一点道理,但我也可以作另外的推断:这位年轻人还活着,只不过他自己认为当时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个有勇气、有精神的人所该为的,并不值得张扬。他的行为是个大智大勇的表现,而这样的人又岂在乎一点虚荣?同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我说这年轻人活着,我往往不将他看成一个具体的人,而看成是一把准尺与一面镜子。我用这把准尺来度量自己的行为,用这面镜子来照看自己的心地。

想当年,狂飙来临,那些风云人物已鸟飞兽散。这位年轻人乘势而起,却强暴于咫尺之外,真正显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英雄壮举。谈到“6.4”,我总想起戊戌变法。那谭浏阳笑对刀斧,壮烈于菜市口。他非不能走,为势所迫,知势之来不可避免。梁任公逃窜于异国,他并非要走,因为知道自己须苟延性命,乘机能开一代风气。89年的风云人物们学谭浏阳是不行了,一是他们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二是他们没有感受形势所迫的理智,就是现在想学也没了机会。学梁任公,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所以不敢妄下断言。我想梁任公的后来作为,谭浏阳的死对他始终是种激励。我还想说,如果没有谭浏阳的死,也许梁任公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梁任公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戊戌变法有谭浏阳,反帝制有黄花岗诸英烈,今天为争取自由有“6.4”死难的学生和这位年轻人。虽说时代有所变迁,但一个民族的浩然正气我想是不会中断的。它终究要在某些人身上迸放发亮。

我始终相信这个年轻人还活着──他活在中华民族的最深处。因为他是这个古老民族最可贵的精神。尽管这个民族有着许多值得卑视的不足,但我总感到在它的深处有着令许多饱学之士无法看清与看懂的东西。它平时丑陋、卑下、散懒和顺从,只有到了非常时刻,它所蕴藏得东西才会露出真容。你看89年之际,风云人物们已经手忙脚乱,逃的逃、躲的躲;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一时心慌意乱,成了俎上鱼肉。场面留给我们的是血性、混乱和耻辱。而这位年轻人则挺身而出,于钢铁之阵岿然不动。于是这个场面留给我们的,不仅是血腥、混乱和耻辱,更重要的是还有不屈。当希特勒狂魔张牙舞爪,丘吉尔对他说“不”时,他至少还有一个国家,还有军队,还有千百万的人民;我们这个年轻人面对仅一辆坦克就能将他碾成粉齑的坦克群时,他所显示的不屈和心中呼叫着的无声的“不”字,不比丘吉尔更有力、更响亮、更悲壮吗?

我始终相信这位年轻人还活着──他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我们只要减少一份个人尘世的欲望,就会多一份个人的勇气与理智,就会窥视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我们就能感到不仅是情感的也是理智上的不屈,就会看到这位年轻人的身影。民族的品性正是由每个成员的一般品性来显示的。我们无法要求别人,但我们能要求自己;我们不能指责我们的民族,但我们应该指责自己。当我们看到这位年轻人的行为而深表敬佩和感动的同时,难道我们没有看看自己的行为、没有问问自己的内心?(2005年4月16日写于上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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