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一良怎样进入“梁效”写作班子 (2)

给领袖当枪使换得“组织”的青睐，代价是疏远了群众。历史系教授杨人缏是一九四零年代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反右中有惊无险，侥幸未带帽子。杨是我家近邻，我记忆中五十年代他常来与父亲闲谈，烟抽得凶，喜好京剧。一九八零年代我读到杨在四十年代的民主自由主义言论而肃然起敬时，杨已去世多年，我因而无从当面致敬。杨夫人张蓉初也是历史系教授，二人无子女，杨去世后有人提议张请父亲帮忙向上反映困难，以将子侄辈调来照料生活。张说父亲“管的是大事，这种小事是不管的。”可见隔阂之深。直到为“梁效”事栽了跟头，父亲开始全面反思自己追随“领袖”的过程，才悟到今是昨非，在一九八零年、一九九零年代里用各种场合向自己批判过的同事学生承认错误，表示歉意，获得了他们的谅解。我家和商鸿逵教授的一家现在也有着良好的关系。

　　父亲的这个失误，使我联想到我的岳母。她与父亲同龄，是一文盲农妇，早年历尽贫苦，也受过农村有产者的气。但她认定自己的不幸是命运，改善自己命运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不能靠给一时掌权者当枪使去伤害和剥夺曾比自己幸运的人。岳父母的贫农成份，使他们成为领袖在农村历次整人运动的当然依靠对象。每次当局派到村里的工作组都动员岳父在斗争会上给他们当枪使，向被整肃者发难，思想朴实的岳父也每次都被他们说动。但岳母坚守原则，以分家相威胁，不准岳父按当权者定的调子发言伤人，并坐镇会场监督。工作组发现每有岳母到会，岳父发言火力便不足，不得不劝阻岳母到会。岳母历经土地改革，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等关口，从来没有对历次受迫害者如地主富农、四不清干部和“牛鬼蛇神”落井下石，她的为人因而受到本村各类人的尊重。中国农村人口中如能有更多人实行我的岳母信奉的不给人当枪使的原则，领袖当年发动“湖南农民运动”就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一九四九年以后也会少了许多戾气和血腥。领袖能在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群中随心所欲地整人，每次打击对象一经领袖选定，立即被墙倒众人推。领袖一句话或一个暗示，就能左右全国舆论，其原因除了领袖的威权之外，封建文化传统和知识人素质不高也起了重要作用。国人目前仍然倾向于把一九四九年以后所有灾难归因为领袖，而不愿探讨每个人自己当时能否表现得更有人性一些。希特勒法西斯覆灭之后五十年，德国新一代历史学人开始研究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每个普通德国人为希特勒反人类罪行推波助澜的责任，历史专着记录了许多普通德国人在二战时期每天作完本职工作以后自愿到集中营充当看守，以便参与虐杀犹太人和战俘，从而向整个日尔曼民族的良心提出了质问。希望几十年内中国新一代历史学人也能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非如此难以提高民族素质和防止下一次灾难。

　　父亲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侪更受信用，数次被派出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饭，对他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

　　一九六三年，我高中毕业。我原对人文有兴趣，但报考了理工科大学。父亲对我的选择不予干涉或评论。几十年后，他说我“还是上理工科好，上文科就该进监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祸起。父亲响应领袖号令，积极参加，招来五顶帽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急先锋。母亲被连累关进劳改大院，我从大学分配到黑龙江边远林区。在林区我遇到与我同龄的工人，说话有北京口音。原来是北京林学院教师的孩子，因父亲是右派而全家下放林区。他对我能在北京上大学表示羡慕，我则感谢父母不是右派，领袖才没有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父亲在一九六七、六八年间被关押劳改批斗，无数次书面和口头交代本人“罪行”，所以他对这些事的细节已烂熟于胸。他以工整字体把本人交代抄成一厚本，以随时温习。因此不论“革命群众”或“看守人员”问到什么事的时间地点有关人等，他都能脱口报出，与以前的交代毫无出入。我当时在大学，有工人毛思想宣传队督导检查家庭影响，经常需要流利报出父母罪行，因此也翻阅这个本子，所以对父亲履历的主要部份耳熟能详。父亲从被关押的劳改大院获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本子继续和他书桌上常用书放在一起，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可能重遭提审批斗关押，所以随时准备“二进宫”。

　　“原罪”的紧箍咒和对领袖的迷信，使父亲认为文革炼狱是他改造的好机会，所以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每次被批斗、体罚，甚至在被打得口鼻流血后，他总是用同一句话安慰家人：“我的党性能保我过关。”他在历史系领导班子里共事多年的党内同僚吴维能，参加他所反对的聂元梓派，率红卫兵来抄家。二人各自认为自己是站在领袖一边对抗革命的敌人，所以要在“敌人”面前站稳立场，在这一“考验”的时刻表现对领袖的忠诚。抄家洗劫之后，吴以法官审犯人的口吻问父亲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有什么想法，父亲也不含糊，摆出真理在手，不怕你人多势众的架式说，你们抄家违反毛主席的“十六条”，完全是非法的。吴率众携大批缴获的“罪证”悻悻离去，对父亲的迫害随即升级。短短几年之后，领袖又决定抛开聂派，把学校大权交给工人宣传队和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这次轮到吴维能被整，而且不堪迫害以至自杀。

　　我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学，父亲对我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母亲解除劳改后，又被派往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父亲在北京不忘作领袖需要的五七战士家属，给母亲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 吟毕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一九七四年，领袖攻讦异己需要有人捉刀，“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打入最底层的人文知识分子忽然有用了。此时造神运动已达顶峰，神谕下达，如巨手把父亲从五顶帽子底下捡出，掸去尘土，放入梁效班子。一夜间阶下囚变成座上客。父亲倒是宠辱无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社会有识者此时多已看透写作班子是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由领袖的四名打手操纵。父亲思想为“原罪”紧箍咒箍定，又加信“神”，要他有“贰心”也难。我这时在工厂作工，利用在中小学积累的文史常识，积极参加领袖倡导的“工人理论组活动”，以取悦领导，回到家则大讲社会大众如何诟病领袖及其打手。父亲对我质疑领袖深感不安，好几次皱眉对我说：“你怎么老是和大方向拧着？”最后终于爆发了一次饭桌上的冲突。那时毛远新长辽宁，声势为各省之冠，似将问鼎中央。我在一天午饭时提起此事，以台湾老蒋小蒋比照老毛小毛。父亲大怒，摔了筷子，午饭不欢而散。母亲对我说：“爸爸过去对你抱最大希望，现在你是他最大的担心，不要在家再提这些事。”我成年以后受父亲斥责，这是最严厉的一次。

　　如何对待子女对领袖和当局的疑问，是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他们身为应该为子女解惑的父母，自己也有同样的疑问，又深知万一子女把疑问传出去，足以使全家罹祸，所以不准子女提这类问题就成了许多父母为保护全家的唯一选择。作为从那个年代活过来而成人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当时不得已的责骂不存怨怼，只感激他们保护子女的苦心。

　　父亲为御用写作班子服务，遂有文章出版，姓名见报，甚至有党代表、主席团头衔，风光一时。我的姑父是三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局级干部，历经党内斗争，父亲向来尊重他的经验和见识。姑父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父亲囿于既成思路。加之对“功名”不够淡泊，未从其谏，继续当领袖的工具。其实作工具也可有消极应付和积极进取之分，父亲本有条件以年龄或健康为理由适当减低涉入程度，但他选择了积极当好驯服工具以赎“原罪”，提供文史顾问服务，兼写以古喻今的“时文”。多年后领袖的光环褪尽，父亲才认识到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的思想体系，较“毛泽东思想”价值更高，接受了老师对自己“曲学阿世”的批评，并在各种场合向老师表示了悔过。

　　一九七六年春，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发泄对领袖的不满。时周恩来真实面目尚未大白于天下，示威者以周为旗帜挑战领袖。父亲去了现场，但并没充份体会人民对领袖的愤怒。

　　同年秋，领袖去世，打手倒台。把父亲捧成党代表、主席团的党，又把父亲打成反党反领袖的坏人。父亲几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败名裂的事，最后落到自己头上。物极必反，父亲终于因此开始反思。当初信得越虔诚，发觉受骗以后就越痛心。然而，在被禁闭整肃而后又闲置的几年中，父亲得以重拾久违的历史课题，也算因祸得福。

　　一些学术界旧雨新知，不计较他还有帽子未摘而和他来往，令他看到“真情”存在于普通人而不在领袖和当局当中。吴于仅伯伯来京开会，住西直们国务院招待所。我一天路经招待所门口，吴正同一批与会者出门，我没把握吴伯伯是否方便和我说话，就没有停留。吴伯伯从远处看到我后就急忙追过来，问我父亲情况，并让我转达问候。我回家报告父亲，可以看出父亲内心的高兴。

　　父亲在反右时因为批判右派学生夏应元不够凶狠而被“组织”认为立场不坚定，延迟党籍转正一年。夏为减少连累父亲，自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回避与父亲来往。这时夏登门造访受审查中的父亲，对父亲说：“您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师，将来还是我的老师。”“您现在又回到群众中来了”，使父亲深为感动。

　　父亲一生热衷买书存书，文革被批斗审查时被迫中断，这时又恢复了这一嗜好。躲进书斋，坐拥书城，手摸书页对他是很大的享受和安慰。从这以后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