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叙述了作者在1978年第一次到欧洲时，遭遇当地浓郁而活生生的文化气氛时的震惊，使她对“传统”与“现代”有了新的想法。《紫藤庐和Starbucks》一文正是龙应台延续这个主题，对所谓“国际化”所做的反省。
出身高雄，目前是剑桥大学博士生的蔡孟翰说：“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中、英、日文作品中最精彩的文章。”
早年留学德国的龙应台，是极少数在中文写作世界里，致力于探讨城市、土地与文化关系的作家。
应《联合早报》之邀，她将在7月20日到新加坡参加“名家谈名城”讲座。月初，龙应台接受本报采访，分享她的心得。
有自信的城市 也有包容力
在龙应台眼中，一座城市的干净与否，反映了该城市的深层心理结构。在众多的欧洲城市中，龙应台并不喜欢干净而富有的苏黎世。
“当一个城市过度干净的时候，它一定是花很多心思跟精力，放在维持这个城市的干净、整齐跟秩序。当一个城市花那么大的心力，来维持干净、整齐跟秩序时，我自己的偏见是，它的创造力一定是相对比较低的。”
从瑞士北部的苏黎世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龙应台形容中间的不同：“一下飞机的感觉就是：啊！垃圾比较多，但那时我心里的那种愉快、那种放松、那种又可以把手脚伸出去，可以大步大步走的感觉，真好。”
对龙应台而言，城市的创造力也代表了它的活力和自信，有自信的城市也是有包容力的城市。
“就好像我们交朋友一样，和越有创造力、活泼、有自信的人在一起做朋友，你很轻松，不必随时担心是不是踩到他的痛脚，是不是侮辱了他。城市是一样的。”
布拉格虽然美丽，龙应台却嫌它过于单一。“我喜欢乱糟糟的伦敦；我喜欢吵闹、颜色很多的巴黎；我喜欢两德统一后的柏林，因为它变成一个各种文化奔放的城市。”
从自己的人文传统找答案
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一文中，龙应台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什么叫“国际化”？谁是“国际”呢？自己国家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趋又在哪里？
她在文章中透露，旅居欧洲的经验，改变她原有接受的五四新文化教育，让她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本质与重要性有新的体认。
她说：“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对社会、人生有很多的观察、困惑，你会去寻找答案。长久以来，我们这些弱势国家，总是被强势国家影响，我们都是往西方走。”
她表示，研究中国的都是西方先进国家的学者，所谓汉学家，而中国则是被研究的对象，是一种笼子外的研究者与笼子里的被研究的动物的关系。因此知识就是权力，连中国文化是什么，都会被“研究者”去界定。随着阅历的增加，龙应台发现了由汉学家解释的中国文化的问题。
“40岁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解释是不够，不能满足你的，因为它跟你有文化的隔阂，也有社会条件、历史发展的不同，它事实上并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时就有自救的必要，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去找答案，回到《老子》、《庄子》、《孔子》、《列子》去找，一路下来发现很多很多的答案。所以传统是一种必要，它不是装饰品。”
龙应台举例说，比如台湾早期的茶馆就是把传统当装饰品，满足浅薄的怀旧情绪，茶馆里有很多怀旧的装饰，但是没有真正的茶道、茶的学问。这几年来就出现了有真实内涵的茶馆。
在国际化中经验“小桥流水”
除了人文的层次，人类普遍共同的传统：对大自然与土地的依恋，也是龙应台思索城市国际化、现代化的一个主题。
她认为，人来自大自然，当工业化社会往天空发展得太快太远时，人会心生恐惧。因此，接近、渴望大自然，不但是人类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本能。
“在最现代、最先进的城市里，最有钱的人，他花很多的钱，就是把他的家创造出一个小桥流水的状态。人接近土地是生理的需要。”
龙应台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特殊的“小桥流水”，包括自己最熟悉的语言、饮食习惯、思维深处的价值系统。如何让这些特殊性与国际化要求的普遍性接合，是人类共同的挑战。
她如此形容这个挑战：“如何在应用现代化的好处的同时，又保住我们心里面那个最深的，不一样的东西。”
对龙应台而言，国际化的一个最大弊病是标准化。她说：“你让标准化控制一切的话，game over，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大医院了，这好像不是一个很值得向往的未来。”
让城市人口接近土地
如果接近土地是人类共同的深层欲望，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一般人的这种欲望将无法满足。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
借鉴欧洲城市“现代化”与“国际化”的经验，龙应台认为，欧洲人的现代与传统之间当然也有一种紧张关系，但是，他们找到折衷的方法，比如，把发展放在古城外，保留古城，而被保留的古城变成文化观光重点，其实带来更大的收入。
“因此，越有能力的国家，越有办法透过现代的科技，让城市的人还可以有小桥流水；越没有能力的国家，它追求发展，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会让原来的小桥流水被破坏掉。”
从这个角度思考“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主张，龙应台的反应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她说：“台湾向来认为文化就是文化，没有产业的概念，而文化作为一个产业，应该要有机制，因此在台湾这样的背景下，就要大声疾呼：文化要产业化。”
“换一个时空，到大陆的西安，那里连秦俑都可以卖，为了钱，任何古迹、古物都变成纯粹的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就不是说要文化产业化，而要倒过来说，对不起，在它产业化之前，文化的纯度不能受损。”
灵魂的语言不能借用
把自身人文传统当作生存必要条件的龙应台，坚决反对台湾政府要把英文变成官方语言的作法，虽然英文是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她说：“英语当然在21世纪是一个必要的工具，但是语言并不只是工具而已。用英语作为工具是一回事，把它变成你灵魂的语言是另外一回事。工具的语言是拿来与人沟通；灵魂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创造与传承赖以为最后的依据的秘密花园，是所谓的安身立命。任何伟大的文学、音乐、绘画、任何民族最深刻的东西，要靠那灵魂的语言表达、传播。这个灵魂的语言是不能借用的。”
许多欧陆国家为了国际化，也让他们的小孩学英语，但是英语并不是官方语言，只是工具。龙应台说：“德国小孩一生安身立命的就是德语，其他都是工具。工具怎么可能威胁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呢？”
她举瑞士为例子表示，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但是各自都把根深扎在自己的“灵魂语言”的土壤里，它的德语文化就产生了诺贝尔级的作家。四种语言都受到尊重，但是没有一种语言强大到去威胁其他人的灵魂语言。“四块语言土壤上的人，都以自己的语言安身立命。”
龙应台表示，新加坡在理论上也应该如此：“如果是深深扎根，新加坡以它特殊的历史条件，说不定它中文的环境，就会出一流的作家。你如果有英文的深刻作品出现也很好，表示你人民的英语已经扎根了。”
她认为自己对新加坡的情况了解太浅，“没有资格”做评断。“但是”，她说：“如果以要跟国际接轨为理由，而把自己‘灵魂的语言’稀释掉，那可是得不偿失的。”
香港还是一座有希望的城市
辞官后的龙应台恢复了思考、写作、旅游的生活。在新加坡参加座谈会后，她将到北京与孩子会合，展开近一个月亚洲文化之旅，北京、西安、上海、汉城、台北，在8月20日到香港城市大学讲学一年。
龙应台到香港讲学的目的有三个：希望能多了解香港；希望从香港观察大陆；重新建立原有的国际联系。
虽然对于香港的前途有所忧虑，龙应台并不赞同悲观的论调。
她认为，香港有一些优势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包括公民素质、官僚的训练及成熟的管理文化。在这三个条件上，连台北都比不上。这些涉及文化内涵的软体，上海恐怕要花10年才能追上香港。
“香港了不起。因为一个五六百万人口的城市，有50万人上街头，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23条通不通过，在我看来，可能是一个历史的关键，决定香港是可以继续繁荣，或是没落。”
“我当然希望香港人有足够的智慧，而北京执政者有足够的眼光，认识到一个繁荣的、开放的、国际城市，对香港本身，对中国大陆都是好事；更何况不要忘记，我们台湾人都在看。”
十星级旅馆 无法安身立命
从人文与自然传统反思城市的国际化，来检视新加坡的经验，龙应台表示，在调解城市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上，新加坡是否足以作为典范，是很值得讨论辩论的。
她说，把国际化解释为与国际接轨，知道如何用国际间流通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新加坡确实比台北国际化。
在文化产业化的工作上，新加坡对“文化是一个产业”也相当有概念。“但是在文化内涵与产业行销之间，如何拿捏分寸，做得多好，我不知道。这是对每一个社会的考验。”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国家，龙应台认为新加坡的情况非常特殊，她比喻新加坡像“一间十星级的旅馆，有干净的桌布，一流的服务，美丽的花园，优美的音乐，但它是不是在文化上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不知道。
“我要去度假，我可以选择一个旅馆。像很多欧美人愿意到新加坡工作，我作为一个过客，当然选择那个十星级的旅馆；但是我要一个我的感情可以有出处，我的记忆可以传承，痛苦不必躲避我，可以深刻面对，我要生老病死，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我不会选择一个旅馆。”
（联合早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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