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布什访问北京和中美较量

美国总统布什在二月下旬对北京的正式访问，是中美两国关系向前推动的一个标志。

　　上次克林顿首次访问北京，江泽民访问美国等，使两国关系有了相当的进展，一度被称为“蜜月期”。虽然后来好景不长，但毕竟由于克林顿的访问，两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关系“高潮”了一阵子。

　　但从这次布什对北京的首次访问成果来看，显然已没有当年克林顿那种“高潮”迭起的效果。主要由于这几个不同：

　　第一是时间不同。上次克林顿访问中国，呆了8天，并前往了西安、上海等城市访问。但这次布什访问中国不到30个小时，而且仅去了北京，没有去其他城市。

　　第二不是专程访问。上次克林顿访问中国，是专门前往北京，中间没有安排其他国家，显得对北京相当重视。但这次布什访问北京，则是整个亚洲之行的一个部份。而且布什是在前往日本、南韩访问之后，最后一站才到北京。它传递的信号是，在布什眼里，美国的亚洲盟友日本、南韩比北京重要。

　　上次克林顿访问北京，没有顺道访问日本和南韩，被美国舆论批评为忽视美国在亚洲的真正盟友。布什竞选总统时批评了克林顿的这种外交失误，誓言他当选后访问北京，一定要先到东京和汉城。这次布什亚洲之行的国家顺序安排，等于是兑现了原来的承诺。

　　第三是国际环境不同。克林顿时期，美国希望通过与北京的合作，来平衡莫斯科试图和北京结盟的可能战略格局。而911事件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空前改善，两国间的最大障碍－－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飞弹条约》，美国也在暗中获得俄国同意的情况下退出。俄国总统普京去年秋天访美时，《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位前克格勃已经和布什成为了“同志”，两人私人情谊增加，很多分歧得到化解。俄国全力支持美国军事反恐已是显见的事实。莫斯科还说服周边国家，向美军开放机场和基地等。在这种战略背景下，美国也不需要再拉拢北京来平衡俄国，中共的战略地位和角色都空前下降。

　　第四个不同是，布什政府上台后，明确表示，不会继续克林顿对中共的“交往政策”，更不会把北京视为战略伙伴。提出中共是“竞争对手”，是亚太区域的潜在危险因素。911发生前，美国的全球战略正在调整，把重心从欧洲转到亚洲，因为苏联不再存在，欧洲已不再有实质性军事威胁。美国把经济迅速发展、军力不断提升、并要扩张的中共作为潜在防御对象。

　　9.11事件突发后，美国虽被迫把全球战略目标定为反恐，但并没有忽视中共在亚太区域可能的扩张。这次美国利用在阿富汗的战争，改善了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而巴基斯坦一向是中共的盟友。同时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空前加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2个月内两次访问印度，印度国防部长则回访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向印度提供20种高级武器，这是过去40年来美国首次向新德里售武，显示两国军事关系已相当密切。印度国力和军力的增长，明显对中共军力构成平衡和一定压力。

　　美军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将驻扎在该地，由于阿富汗和中国接壤，等于美军直接驻扎在中国边境门口。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在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空前增加，直接削弱了北京想利用“上海组织”来扩大其在南亚区域影响的努力。同时由于美军进入阿富汗和南亚区域，等于在战略上从中国西北腹部后方，牵制了中共的军事力量，制约北京在台海及南中国海采取扩张型军事行动。

　　第五个不同是美国内部对和中共发展关系的分歧比克林顿时代更大。现在美国内部主要有温和派、强硬派和中间派等三种声音：

　　以参议员海格（C. Hagel）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和中国改善关系，将会全面改变国际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克林顿政府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郝尔布鲁克（R. Holbrooke）还具体提出华盛顿应和北京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在前三个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两国的战略关系。前负责东亚与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R. Solomon）不久前在“尼克松中心”演讲时强调，现在是美中建立新型战略关系的机会。

　　但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姆斯等强硬派认为，美中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改变，而且也不应该发生变化。原《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孟捷慕（James Mann）最近发表“美国不需和中国签署新的公报”的专论，对郝尔布鲁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美国不需要改变对北京的政策。“美国工商协会”资深研究员郝肯斯（W. Hawkins）也撰文批评郝尔布鲁克的观点，提出应对北京保持强硬态势。

　　在两派的政策辩论中，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兰普顿（D. Lampton）则提出第三种看法：911后“美中关系”有改善余地，但空间仍相当有限，不应期望过高。

　　兰普顿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被视为是亲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去年兰普顿出版了《同床异梦：怎样处理美中关系：1989到2000年》一书，对过去10年来的美中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

　　兰普顿认为，美中关系有些确实在改变，例如美国对北京的态度有所克制；中共则表态支持美国反恐。但兰普顿认为美中关系，尤其在安全合作上仍相当有限，主要因为，两国各自都对另一方的长远目的心存怀疑和戒心。

　　布什抵达北京那天，恰好是30年前尼克松抵达中国访问。尼克松的北京之行，被视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确定了后来20多年的中美战略合作。当时两国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对付苏联。当时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很担心在台湾问题上和毛泽东谈崩，但出乎尼克松意料的是，毛竟说，台湾问题不重要，国际局势重要，而这个“国际局势”就是对付苏联，减轻苏军对中国东北边境的压力。毛泽东当时告诉尼克松，“可以把台湾问题放一百年以后再谈。”

　　苏联解体后，美中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也随之不存在，再加上后来六四屠杀等，美中关系大幅下滑；使馆被炸和军机相撞事件，则使美中关系几乎降到谷底。

　　9.11事件的突发，似乎使美国和中国再次找到共同战略目标。有些美国专家甚至乐观地认为美中关系可能会恢复到尼克松时代那样。但这种乐观是盲目的，因为对付恐怖主义，不可能成为美国和中共的共同战略目标。恐怖主义对美国构成直接的、立即的威胁，但对中国大陆而言，则没有这种本土威胁感。中共更关注的是自己内部的各种问题，还要利用反恐镇压西藏和新疆的分离运动。而且中国有1,900万穆斯林，北京担心他们导致社会骚乱。中国虽然支持反恐，但会谨慎，不愿惹怒国际上的穆斯林社会。

　　另一个原因导致北京反恐不十分热心的是，中国现在30.1%的石油靠进口，到2020年，将增加到60%靠进口。进口石油中60-70%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出于保证这些石油进口的原因，中国也会在反恐上谨慎。

　　除此之外，中美两国内部都在评估对方的长远战略目标上有严重分歧。北京担忧美国借助全球军事反恐来实现对中共的战略围堵。美国方面，从五角大楼的“四年一度防御报告”（QDR）可以看出，美国军方既提到了中国对反恐的支持，又提到了中共在台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趋势，把中共视为威胁亚太安全的潜在因素。

　　布什政府内部有很多鹰派，例如国防部拉姆斯菲德，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副总统钱尼等。国务卿鲍维尔则是温和派。布什总统显然尝试在这两派之间采中间立场，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不计一切协防台湾，这次和江泽民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布什不仅没有提“一个中国”和“中美三个公报”，却是强调美国要遵守台湾关系法；但同时布什又强调和北京建立更多的经济文化关系，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反对北京争取办奥运会等。

　　9.11之后美国进行的民调显示，46%的美国人认为布什对北京的政策是对的，34%认为太软弱。按理说911后美国反恐得到北京支持，美国公众应该更对和中国发展关系持支持态度，但美国公众对两国改善关系表现出的这种模糊性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共政权仍相当反感。

　　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演讲后，中国大学生那种气势汹汹提问题的态度，以及所提问题的内容等，可能也不会获得美国电视观众的好感。布什演讲时，至少有两家美国全国电视台转播。清华学生所提的问题几乎都是政治性、并略带些进攻性的，而且有两个学生都提台湾问题，纠缠不休。其他软性一点的问题，竟是问布什夫妇是否要把两个双胞胎女儿送到清华来学习，这仍是按照中国家长说了算、为孩子“做主”那套思维来想像美国人，逼得布什只得说真话，“孩子已经不听我们的了”。

　　在互联网上，有不少人骂清华学生笨，是政治机器零件。但不少人判断，以中共政府向来控制政治与外交的能力、习惯，这些举手提问的学生，可能都是当局事先安排好的，所提问题也可能是宣传机构拟定的，并事先把它译好英文，做了操练。因为像“台湾关系法”的英文缩写，恐怕没有几个美国大学生知道，但清华这种理工学院的学生竟那么“熟悉”、倒背如流。

　　因此，如果是有关机构事先草拟的这些问题，那么应该说这些部门愚蠢。因为近年中国政府相当注重对美国的公关，包括派出全国人大代表团到美国国会进行所谓“对口”交流，意在影响并赢得美国人的好感，改变中共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中共主管文化宣传的官员赵启正还曾带庞大的文化代表团，花了几百万美元，在美国巡回展出图片，演出戏剧等，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本来，美国总统到清华演讲，美国大电视台全程转播，学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做出怎样的反应，是争取美国民众的重要机会之一。但中共的宣传机构却草拟并让学生提出那样的问题，不仅没有利用这个很多美国民众观看的机会来实现他们致力的“改善中国政府形象”的目的，反而只能令美国电视观众生厌。

　　那么多提问的学生，竟没有一个提一句“911”事件中纽约世贸大厦丧生的三千多人，请布什总统转达被他演讲夸为代表“中国未来”的青年学子们的悼念，以及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如果能提提911，然后接着这种人道情怀的表达，提出“中国在全球反恐中能够起到什么重要作用”的问题，既会赢得美国民众的好感，同时这样的问题又正属于布什愿意谈的与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