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一九九七年的最后一场雨不知疲倦地下着，敲打着楼下仓库的金属房顶，发出秋风掠过树林时的呼啸声。两只麻雀从雨中飞过，凄厉地叫着。已经可以听见圣诞节的第一声爆竹。往年此时，乌丽（这是我给她的名字UraiaCorrent起的中文名字）已开始准备她送我的圣诞“礼物”：她的诗和她的画。
乌丽是一个富于想像力和艺术天赋的姑娘。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乌丽几乎每天都以她的精美奇幻的诗文、画来“轰炸”我。她的诗文既用意大利语，也用汉语，她的画则具有鲜明的“乌丽风格”。
“你没给我写故事或诗吗？”乌丽常常这么问我。
我羞于总是回答“没有”，于是，一天，当乌丽又问我时，我便从抽屉里拿出几年前玩电脑时写的一篇《大钟的故事》交给了乌丽，权以塞责。乌丽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看了。
第二天，乌丽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小说把我感动得哭了！”我就知道，乌丽的心是和我的心相通的。因为我写这篇小说时，也哭了。
“你为什么不把它拿去出版呢？”乌丽问。
“谁会对它感兴趣？再说，谁帮我翻译呢？”
“我！”乌丽说。
乌丽很喜欢看书。她的文学修养很高。如果乌丽喜欢我的小说，我就不能排除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第三者对它感兴趣。乌丽把我的小说一字一字地用汉语工工整整地抄在她的日记本上（乌丽那时才学了一年的汉语。写汉字对她并非易事）。乌丽想要一篇非常完美的译文。但乌丽要分心的事太多了：大学的考试，汉语、日语学习……后来她病了。
但乌丽信守了她的诺言。今年四月，她终于把小说翻了出来。还未来得及修改，五月，她的病又复发了。几个月后，十月八号，乌丽二十五岁生日刚过了几天，癌症便夺去了她年轻灿烂的生命。
现在，小说快要出版了，但乌丽却永远离开了这“恶心的人间”（乌丽语），也带走了我的灵魂。
我愿把这篇小说化成一朵红玫瑰，奉献给乌丽，好让乌丽再笑一笑，好让我的无边的痛苦能稍稍地减轻一点。
我爱你，乌丽，你永远活在我心里！
毛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米兰。原文为意大利文
大钟的故事
一次上课时候，我让学生随便地问我问题。平时文静寡语的日本姑娘松冈突然问我：“老师，你的第一个恋人是谁？”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个腼腆的姑娘出语惊人。我想了一下，回答说：“是我幼儿园时的一个老师，姓王。”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北京的一家报社里当记者。那时候他们都很忙，经常要到外地出差采访。没有时间照顾我。从我三岁起，便把我全托在报社的幼儿园里。每星期六下午接我回家，星期一早上又把我送回幼儿园。就这样，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幼儿园度过的。幼儿园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们的幼儿园座落在北京东四十二条里，早先大概是前清的一座亲王府，气派很阔大。里边有宫殿，亭阁，花园，假山，甚至还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两座桥。秋天的时候，王老师常常带着我们划船。我们一边穿过小桥，一边用竹竿敲打岸边的枣树枝，红色的枣子便像雨点似的落在我们头上。
王老师是我上中班和大班时的老师。那时候她大约十八岁，幼儿师范刚毕业，其实也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王老师长得很漂亮。她瘦高个，鹅蛋脸，眼睛细长，俗称“丹凤眼”。她的皮肤很白，头发又黑又长，扎成一条过腰的长辫垂在脑后。在她的两颊上，常常泛着两块红晕。
她喜欢穿一件大红的毛衣，外边罩一件深蓝色的褂子。每当吃饭时，总是由她给我们分菜。当分到我们这一桌时，她常常走到我的身边，一只手撑靠在我面前的桌面上，一只手握着长勺子，把菜分到我们每个人的碟子里。那时候，我坐在小椅子上，头刚好到她撑在我面前的手腕那。她那脂玉般的皓腕衬着蓝袖口露出的大红毛衣，红蓝白三色交相辉映，象是一副绝妙的静物画，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脑海里。当她俯身向前以便把菜分到坐在桌子一端的孩子的碟子里时，她的长辫梢常常轻轻地拂到我的脸上，弄得我怪痒痒的。
一次，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不小心弄坏了一个玩具，但他不吭声，把玩具放在一边就走了。正好我不知情，接着他去玩那个玩具。当我发现玩具坏了去报告李老师（不是王老师）时，她却不问青红皂白，硬说是我把玩具弄坏了，罚我一个人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修玩具，不让我和大家玩。我从小就嘴笨，不会为自己分辩，吃了哑巴亏。
那天夜晚，皎洁的月光穿过窗棂倾洒在我的床上。我睡不着，非常的想妈妈。我手里紧紧地攥着一颗大白兔奶糖，那是星期天妈妈送给我而我舍不得吃的。我借着月光看着糖，想起星期天在家时妈妈对我的疼爱，泪水止不住地潸然而下。我怕老师听见我哭会说我，便把头藏进被窝里，把脸埋在枕头上。我一边抽泣一边在心里喊着：“妈妈，你为什么总是把我送到这个没有人疼我的地方来？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忍心丢下我不管？妈妈，我想你！妈妈，你快来接我出去啊！”
这时候，有人走近了我的床头。我吓得立刻停止了啜泣，屏住了呼吸。那人揭开了我的被子，轻轻地把我抱在了怀里。原来是王老师。她把我抱到了老师们值夜班睡的房间，此时，我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委屈，索性搂着王老师的脖子放声大哭，一边喊着：“妈妈……”那个白天罚我的李老师笑着对我说：“别哭了，你这不是已经找到另一个妈妈了吗？”其余的老师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王老师把我放在她的床上，那天晚上，我是在王老师的怀里，嗅着她身上的清香入睡的。
王老师很会讲故事，她知道很多故事。上课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讲这些故事。我至今记得的是：“大钟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决定要铸一口大钟。大钟上还要铸上佛经的经文。皇帝命令北京的一位著名的铸工师傅负责这项工程。如果一年后，大钟没铸出来，皇帝就要砍这位铸工师傅的头。
一年过去了，但是这位著名的铸工师傅没能把大钟铸出来。皇帝生气了，这位可怜的铸工师傅被砍了脑袋。
皇帝又命令另一位铸工师傅铸造大钟。又过去了一年，这位铸工师傅也没能把大钟铸出来。他也掉了脑袋。
许多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能干的铸工师傅丢了脑袋。但大钟还是没有铸成。
皇帝发火了，下了一道圣旨：“一年之内，北京的铸工师傅们必须把大钟铸出来。否则，砍掉所有的北京铸工师傅的脑袋。”
北京的铸工师傅们慌了，他们推举了张师傅领导这项工程。
张师傅年近七十，已经退休了。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小华和他相依为命。
张师傅发现大钟铸不出来是由于炉火的温度不够，于是千方百计提高炉火的温度，但一直没成功。
光阴似箭，转眼一年已经过去了十一个月，离限期只有一个月了，张师傅心急如焚。一天晚上，他作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仙人告诉他，要提高炉火的温度，必须把一位少女投入火中。他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很奇怪，就把它告诉了同伴。凑巧，小华也在旁边听到了。
限期的最后一天到了，但炉火的温度还是上不去。大家都急得出了冷汗。这时候，小华来到工厂给爸爸送午饭。她对爸爸说要到炉边看看。她走近了炉边，乘大伙不注意，突然纵身投入了熊熊大火中。张师傅赶紧上去抓住女儿，可是已经晚了，他只抓住女儿的一只鞋。
大钟终于铸成了。皇帝奖赏了张师傅和其余的铸工师傅。这口大钟至今还保存在北京的“大钟寺”里。据说，当人们敲响大钟的时候，大钟就会发出“鞋──”的声音。“这是小华在向爸爸要她的鞋呢。”王老师给我们解释说。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小华的悲剧。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小华去死。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像里，小华长得很像王老师。
王老师喜欢向我打听我父亲的消息。比如：“你爸爸的咳嗽好了吗？”“你爸爸有没有问你在幼儿园过得怎么样？”“这星期你爸爸又画了什么？”（我父亲喜欢画画。）好像她对父亲的一切都感兴趣。星期六回家我常常把王老师问我的话告诉父亲，他听后总是淡淡地一笑，并不说什么。
一次，王老师在给我剪指甲时，看见我胸前系的小手绢很别致，便要我解下来给她看看。这手绢是丝绸的，上边是爸爸亲笔画的一匹小马。因为我属马。小马旁边还有爸爸给我写的一首诗：
小马小马到处跑，
跑到树下睡大觉。
醒来一看叫不好！
原来妈妈不见了。
王老师仔细端详着手绢上的小马，一边说画得真好。当念到父亲给我写的诗时，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拿着手绢反复看着，久久不愿还给我。我看她爱不释手的样子，便说：“王老师，要是你喜欢，我把手绢送给你好了。”王老师大喜过望地问：“真的吗？”“真的。”我点点头。“你爸爸要是说你呢？‘你怎么随便地把我给你画的手绢送人啦？’你怎么办？”王老师担心地问。“要是爸爸问我，我就说王老师是幼儿园最好的老师，送她一条手绢是应该的。”王老师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京京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剪完指甲，王老师说：“可是你没有手绢怎么办？这样吧……”说着她从衣兜里掏出一条白手绢，说：“这条手绢是我新买的，还没用过，送给你。”说着，王老师把她的手绢给我系在了胸前。然后，她把小拇指勾着伸出来说：“来，咱们拉拉勾。”于是我也伸出小拇指勾着王老师的小拇指，两人一边用勾着的小拇指来回拉着，一边念道：“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两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此时，恰巧李老师走过来看见了，说：“小王，你怎么老跟小孩似的，没大没小。”原来，这“拉钩”的把戏是我们北京小孩子的习惯，为的是不让对方送东西后又反悔。
星期六回到家，妈妈发现我的手绢换了，便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待听我说明原委，妈妈笑着回头对正在写稿的父亲说：“看来你的画还有人挺欣赏。”父亲还是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
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天已经很晚了，但我母亲仍没有来接我。最后，所有的孩子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王老师自愿地留下来陪我。我眼巴巴地望着门外，急得快要哭了。王老师安慰我说：“别哭，妈妈马上就来。”
天已经暗了。终于，父亲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父亲向王老师道歉，因为妈妈有别的事，今天不能来接我。王老师一见父亲，脸便涨得彤红，说：“没什么。”
当父亲把我带出教室时，却找不到自行车钥匙。他在院子里到处找，王老师也帮他找，但在一片昏暗中，什么也看不见。最后，父亲用手提着自行车，王老师抱着我，在沉沉夜幕中，向离这不远的我家走去。一路上，两个大人都不说话。
我虽然还小，但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我对父亲说：“爸爸，李老师说我找到了另一个妈妈。”
“谁？”父亲问。
“王老师。”我说。
“胡说八道。”父亲说。路灯下，我看到王老师的脸似乎更红了。
“小王，快把孩子放下，让他自己走。”父亲说。
“没关系，不沉。”王老师说。
看父亲提着车步履艰难地走着，王老师说：“来，让我提车，你抱孩子。”
“不，不，我能行。”
我觉得父亲好像生气了，便不再吭声。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蠢得可以，说出那么让人难为情的话。不过，那时在我童稚的心里，真的希望有两个妈妈：一个在家里，一个在幼儿园。
在一片沉默中，我家的大红门到了。父亲对王老师说：“已经晚了，在我家吃了饭再走吧。”王老师说：“谢谢，不了。如果我回家太晚了，我妈会担心的。”说完，冲父亲莞尔一笑，一转身，便消失在夜幕中。
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母亲未能来接我的原因。原来，母亲那时已被指控为“右派”。那天晚上，母亲在挨了一天的批斗后，拖着怀孕五个月的疲惫的身子来幼儿园接我，半路晕倒在马路上，撞上了一辆三轮车，那位三轮车工人把母亲送到了医院。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夏。
但更糟糕的事还在后边。不久，我的父亲也被指控为“右派”。
我至今还记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有一天星期天的早上，我起了床，照例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去请安。但是，当我进屋时，看见母亲仍躺在床上，两颊布满了眼泪。我觉得很奇怪，就问：“妈妈，你为什么哭啊？”那时候，我以为只有小孩才会哭，大人是不会哭的。母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在一旁的父亲替母亲回答说：“你妈妈眼睛疼，所以流眼泪。”
那时候，我尚不懂得，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对父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父母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冒着生命危险，年纪轻轻地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他们一向把党当成自己的亲人。如今亲人不要他们了，要把他们赶出大家庭，这对他们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在这之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在幼儿园吃完午饭，正要回大殿里去睡午觉。当我经过我们的教室的时候，突然听见里边好像有人在哭。我攀到窗户上一看，原来是王老师在哭。她一边哭，一边还用手绢擦眼泪，就跟我们哭的时候一样。我们幼儿园的园长，一位慈爱的老太太，正在旁边像哄孩子似的劝慰王老师。我当时很吃惊：“怎么，连王老师也会哭啊？平时我们哭的时候，她总是说哭没有出息，可现在──”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趁王老师给我穿衣服之机，悄悄地问她：“王老师，你昨天为什么哭啊？”王老师惊异地用双手捧着我的脸，仔细端详了一会，好像不认识我似的，答非所问地说：“要是王老师走了，你会想我吗？”我一时没明白，问：“去哪？”王老师说：“老师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了。”我一听，顿时急得涨红了脸，眼泪都快要出来了。我一把抱住王老师，说：“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王老师见我急得这样，笑了，紧紧地搂着我说：“老师跟你开玩笑，快别哭。”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王老师那次哭的原因。原来，报社领导要王老师揭发我父亲的所谓“右派言论”，说这是党对她的考验，看她能否和右派划清界限。王老师不愿意，但又不知该怎么办，急得哭了。要知道，她那时不过才十八岁，哪里经历过这么复杂的政治风云。
一九五七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全报社的记者员工都在报社的小礼堂举行批判我父亲的“右派罪行”的大会。那个小礼堂我也去过，在办公楼的最高一层，很富丽堂皇，柚木作的地板光滑如镜。有一次，母亲带我去那看木偶戏时，我曾经一跤从后排滑到了前排。
大会由当时的社长邓铎主持。那时邓铎哪里会想到，十年后的文革中，他只因写过一些奉劝式的杂文，便也在这个小礼堂里遭到了比现在还要残酷得多的批斗，后终因不堪凌辱，在妻子的默许下而自杀。
大会发言开始了。许多人，有认识我父亲的，有不认识我父亲的，有真的相信我父亲是个大坏蛋的，也有只是为了个人野心向上爬的，纷纷走上讲台，用最严厉的辞藻批判我父亲。
最后，邓铎宣布：“反右派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现在，我们请报社幼儿园的王老师上台揭发批判右派的罪行。”
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把脸转向了后排。我父亲也不禁睁大了眼睛向后排张望。只见王老师从容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情肃穆，朝着讲台一步一步地走来。当她的眼光和父亲惊讶、痛苦的眼光碰到一起时，她勇敢地迎了上去。快要接近讲台了，只见她突然跳上身边的窗台，纵身一跃，便消失在蓝天中。
人们都惊呆了，一时都反应不过来，全都木木然地站在那。父亲最先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他像受伤的狮子那样大吼一声，一把推开身边的两个看押人员，疯子似的冲下了楼梯。
一切都已经晚了。王老师静静地躺在夏日的阳光下，一动不动。鲜血浸润着她的长辫……父亲抱着她的尸体，失声恸哭。人们在她的白衬衣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方白丝绢，上边画着一匹小马。丝绢里，裹着一把自行车钥匙。
此时，上边的礼堂里群情愤然，有人高呼：“为右派殉葬死有余辜！”
批判大会就这么乱哄哄地结束了。
从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妈妈都不能来幼儿园接我。他们下放劳动去了。不知有多少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夜晚，我都是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和我做伴的，只有四周一张张空空的小床。清冷的月光依旧穿过窗棂倾洒在我的床上，但再也没有人过来疼我了。
一九七八年秋，在跟随父母渡过了近二十年流放般的生涯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重又回到了梦魂牵绕的故乡北京。在学生宿舍安顿下来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大钟寺”。
当我来到门墙倾屺，蒿草蔽径的“大钟寺”时，只见山门紧闭。我敲了半天门，才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开了门。我说明了匆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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